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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人民所需要的美好生活不仅包括了物质层面，更加需要的是精神食粮，而精神食粮与文化消费息息相关。文化消费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就能代表基础的物质需求已经达到饱和，从而有多余的消费来提升生活品质。因此研究文化消费有助于观察脱贫攻坚战的成果。本文运用1993—2018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进行回归及预测分析，采用虚拟解释变量模型来研究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倾向。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是正相关。尽管在文化消费总量、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和边际消费倾向等方面农村居民都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但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绝对值与相对值都在逐年增加，由此说明脱贫攻坚战正逐步迈向胜利。
关键词：文化脱贫 虚拟解释变量 文化消费 边际消费倾向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扶贫”二字在大家的认识里通常还停留在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经济上的帮扶，然而，要使得贫困地区真正做到脱贫，从根本上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更需要“授人以渔”。文化扶贫的定义是指帮助贫困地区居民提升精神与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从根本上告别贫困，靠自己的双手脱离贫困。1993年12月，文化扶贫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这也宣告着我国的文化扶贫工作正式展开。之后，我国陆续采取了 “万村书库”工程、电视扶贫工程等一系列措施给贫困地区的人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有鉴于此，本文从文化产业消费角度来观察脱贫攻坚战的成果。研究问题聚焦于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进一步引出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进展与成果。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模型设定与方法设计;第三部分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四部分得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分层，强调个体收入水平决定性地影响了消费者社会地位，同时，国外学者认为个体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在文化品位和文化消费上的差异，而生活方式的差异又根植于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是凌驾于一切特定生活方式之上的，并且是由经济关系唯一决定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不同阶层的包括文化消费习惯在内的消费习惯也是决定因素之一。John Wiley等（2013）[1]提出社会分层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文化分层的状态，个体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其所处阶层的结构基础，因此个体的文化消费水平并不能单纯根据社会阶层进行划分。
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文化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方面：王宋涛（2014）[2]得出文化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大于非文化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及边际文化消费倾向递增的结论。徐雪高等（2014）[3]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收入弹性已大于1，城乡居民收入弹性分化明显，具体表现在城镇居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侯霞（2015）[4]对西藏地区的文化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四个能解释西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敏感性较差的主要原因。田虹等（2016）[5]檢验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中的门槛效应。
国内对文化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在理论方面。其中，章军杰（2019）[6]提出“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从早前探索尝试，经历开发扶贫、综合扶贫与精准扶贫中的文化扶贫”的四阶段论。段小虎等（2019）[7]提出以1993 年、2006 年、2015 年为起点的三阶段论。而陈建（2017）[8]则提出了以1993 年、2015 年为起点的两阶段论。
进一步的，齐峰等（2020）[9]对新时代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进行了深度的探索与研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文化扶贫，文化扶贫也是脱贫攻坚的内生力量。陈建（2020）[10]提出在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文化扶贫政策并不会停止，而将面临新的抉择。辛秋水（2010）[11]提出通过文化扶贫进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自身素质与能力。张喆昱等（2016）[12]提出随着文化扶贫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精准扶贫也进入了新阶段。
根据以上总结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到文化扶贫在40年之中所经历的关键节点与主要阶段。由于城镇农村的分化以及扶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因此少有国外研究是针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进行的，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也缺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文化扶贫的结合性研究。因此本文区分城乡居民群体，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以探索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增长规律，重点探究了农村地区的文化消费，补充了过去对于文化扶贫实证研究的缺失，同时对于推进今后的文化扶贫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方法概述
模型设定：文章采用可支配收入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用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以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作为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作为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
根据消费理论，我们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建立如下模型：
农村居民：（2.1）
城镇居民：（2.2）
其中Y表示居民收入，X表示文化消费，通过模型（2.1）和模型（2.2），可以分别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对上述两个模型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可以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将（2.1）与（2.2）两个模型合并成一个模型，根据虚拟变量估计的系数就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合并后的模型为：
（2.3）
本文研究对象属性为城镇和农村，因此可以引入虚拟变量，农村居民的取值0，城镇居民取值1，则： （2.4）
（2.5）
模型（2.4）和模型（2.5）分别表示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函数。在显著性检验中，如果等于0的假设被拒绝，则说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自主文化消费不同;如果不能够拒绝等于0的假设，则说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倾向相同。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来源
选取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作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样本区间为1993年至2018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采用R语言。
（二） 数据分析
首先，为了直观地比较城镇居民和农村文化消费情况，本文通过折线图表示出1993年至2018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图1），城镇与农村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图2）①。
由图1可以看出，從1995年到2018年的25年间城镇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逐年递增，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相应地增加，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明显大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初步猜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是导致文化消费水平呈现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发现，1995年至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其绝对差额从1995年的2357.8元逐渐增加到了2018年的24633.8元。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转型时期，相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收入脆弱性较高;此外相对滞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导致农村居民不会轻易将资金用于文化消费。
从图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都不高，最高时没有超过0.12，说明我国整体文化消费比所占收入的比例还比较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比重大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因此无论是我国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都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由于2013年之前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独立开展的住户抽样调查，从2013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全国40万户城乡居民按照全新制度开始记账，因此2014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情况较2013年增幅较大，这种曲折的变化历程还可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如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加大）、社会性因素（娱乐方式转变）、产业因素（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 数据处理
1.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首先我们通过单位根检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数据都很不平稳，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2.1）和（2.2）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下面用Engle-Granger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先对方程（2.1）和（2.2）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到残差，再检验两个变量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
分别对式（2.1）和式（2.2）进行回归，并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做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回归残差散点图（图3）及其残差诊断图（图4），从图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协整关系显著性不高，说明仅以收入解释文化消费并不具有确定性，原因可能来源于样本前期文化消费和收入比值都比较小，因此根据检验结果及文章研究目的可引入虚拟变量，即采用模型（2.3）进行分析研究。
2.虚拟解释变量模型回归结果。根据2.1部分的假设，添加虚拟变量后，对方程（2.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为0.9854，调整的拟合优度为0.9845，F值为1083，表明模型拟合程度很好，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截距为-36.1702，截距项dummy系数为211.1329，表明城镇居民的自主文化消费高于农村居民;截距项dummy系数显著表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自发文化消费的差异显著;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为0.0843，t值为18.085，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dummy*income项的系数为-0.011且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农村居民低0.011，并且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倾向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与介绍中，我们可以显著地感受到文化扶贫对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了引入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来验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关系，从而发掘贫困地区文化消费程度与城镇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趋势。
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使用了1993年至2018年的城乡消费年数据进行研究，先采用了最基础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得到的结果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引入虚拟变量。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第一，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是正相关。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无论是在文化消费总量、文化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方面都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消费的增长低于总体消费的增长。
第二，尽管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总量低于城镇居民，但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要高，因此随着脱贫攻坚战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在文化方面的消费提升幅度会大大超过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对文化知识的向往，也说明文化扶贫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从结果中可以发现，未来农村人口的文化消费甚至可能会超过城镇居民。 根据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环境。在加强建设贫困地区基础性文化环境的同时，提升农村文化消费环境质量。文化扶贫需要注意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娱乐性和发展性文化的平衡，以及营利性和公益性文化的占比。强调教育对其他文化消费的基础效应，要引导积极、健康、向上、平衡的文化消费，给贫困地区带去良好的文化产业设施。
第二，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将文化宣扬带进千家万户。随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型的文化消费内容、模式及渠道不断被发掘。大数据5G时代，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设备等平台进行文化传播，这次疫情也大大加快了网络学习平台发展的进程。
第三，多角度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我国文化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因此在制定全国性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时需要国家从政策方面加以促进，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从法律、制度完善、建立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等多方面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类民营企业以及社会团体也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扮演重要的辅助角色。而通过何种方式将遍布全国各地的专业人才集合起来为文化扶贫献计献策，并建立文化扶贫志愿者服务交流通道，增加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度，也是目前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文化扶贫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是更加细致深入的精准扶贫工程。更关键的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物质基础已经不再是唯一能够界定贫困的准则，精神文化水平更加能体现出人民是否贫困。文化扶贫正是为了增强贫困地区居民的精气神等文化内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打赢文化脱贫攻坚战而努力，让文化扶贫真正成为精准扶贫的催化剂与加速器，实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新时代新阶段的新发展。
注释：
①2013年前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独立开展的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参考文献：
[1]BaumanZ.Society under siege[M].John Wiley & Sons，2013（6）.
[2]王宋涛.收入分配对中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02：21-27.
[3]徐雪高，张振.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特征及趋势[J].经济纵横，2014，10：35-38.
[4]侯霞.西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的敏感性分析[J].西藏研究，2015，01：24-29.
[5]田虹，王汉瑛.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25-34
[6]章军杰.中国文化扶贫四十年：从专项扶贫到精准文化扶贫[J].甘肃社会科学，2019（2）：52-58.
[7]段小虎，张梅.“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扶贫研究趋势与重点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7（5）：55-63.
[8]陈建.文化精准扶贫视阈下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堕距问题[J].图书馆论坛，2017（7）：74-80.
[9]齐峰，由田.新时代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J].江淮论坛，2020（01）：146-150.
[10]陈建.我国文化扶贫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J/OL].图书馆论坛：1-8[2020-05-1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304.1612.004.html.
[11]辛秋水.文化扶貧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37-140.
[12]张喆昱，张奇.面向文化精准扶贫的措施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6（9）：9-13.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文化脱贫 虚拟解释变量 文化消费 边际消费倾向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扶贫”二字在大家的认识里通常还停留在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经济上的帮扶，然而，要使得贫困地区真正做到脱贫，从根本上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更需要“授人以渔”。文化扶贫的定义是指帮助贫困地区居民提升精神与文化内涵，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从根本上告别贫困，靠自己的双手脱离贫困。1993年12月，文化扶贫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这也宣告着我国的文化扶贫工作正式展开。之后，我国陆续采取了 “万村书库”工程、电视扶贫工程等一系列措施给贫困地区的人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有鉴于此，本文从文化产业消费角度来观察脱贫攻坚战的成果。研究问题聚焦于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进一步引出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进展与成果。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模型设定与方法设计;第三部分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具体分析;第四部分得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分层，强调个体收入水平决定性地影响了消费者社会地位，同时，国外学者认为个体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在文化品位和文化消费上的差异，而生活方式的差异又根植于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差异。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层或社会地位是凌驾于一切特定生活方式之上的，并且是由经济关系唯一决定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不同阶层的包括文化消费习惯在内的消费习惯也是决定因素之一。John Wiley等（2013）[1]提出社会分层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文化分层的状态，个体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于其所处阶层的结构基础，因此个体的文化消费水平并不能单纯根据社会阶层进行划分。
国内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研究，在研究文化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方面：王宋涛（2014）[2]得出文化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大于非文化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及边际文化消费倾向递增的结论。徐雪高等（2014）[3]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收入弹性已大于1，城乡居民收入弹性分化明显，具体表现在城镇居民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侯霞（2015）[4]对西藏地区的文化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四个能解释西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敏感性较差的主要原因。田虹等（2016）[5]檢验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对文化消费的影响中的门槛效应。
国内对文化扶贫的相关研究主要在理论方面。其中，章军杰（2019）[6]提出“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从早前探索尝试，经历开发扶贫、综合扶贫与精准扶贫中的文化扶贫”的四阶段论。段小虎等（2019）[7]提出以1993 年、2006 年、2015 年为起点的三阶段论。而陈建（2017）[8]则提出了以1993 年、2015 年为起点的两阶段论。
进一步的，齐峰等（2020）[9]对新时代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进行了深度的探索与研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文化扶贫，文化扶贫也是脱贫攻坚的内生力量。陈建（2020）[10]提出在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文化扶贫政策并不会停止，而将面临新的抉择。辛秋水（2010）[11]提出通过文化扶贫进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自身素质与能力。张喆昱等（2016）[12]提出随着文化扶贫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精准扶贫也进入了新阶段。
根据以上总结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内容，我们可以清晰地理解和认识到文化扶贫在40年之中所经历的关键节点与主要阶段。由于城镇农村的分化以及扶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问题，因此少有国外研究是针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进行的，而中国的相关研究也缺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文化扶贫的结合性研究。因此本文区分城乡居民群体，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以探索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增长规律，重点探究了农村地区的文化消费，补充了过去对于文化扶贫实证研究的缺失，同时对于推进今后的文化扶贫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理论模型与方法概述
模型设定：文章采用可支配收入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用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以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作为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以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消费支出作为农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
根据消费理论，我们对城镇居民文化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和农村居民纯收入分别建立如下模型：
农村居民：（2.1）
城镇居民：（2.2）
其中Y表示居民收入，X表示文化消费，通过模型（2.1）和模型（2.2），可以分别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对上述两个模型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可以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将（2.1）与（2.2）两个模型合并成一个模型，根据虚拟变量估计的系数就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合并后的模型为：
（2.3）
本文研究对象属性为城镇和农村，因此可以引入虚拟变量，农村居民的取值0，城镇居民取值1，则： （2.4）
（2.5）
模型（2.4）和模型（2.5）分别表示城镇居民消费函数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函数。在显著性检验中，如果等于0的假设被拒绝，则说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自主文化消费不同;如果不能够拒绝等于0的假设，则说明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倾向相同。
三、实证研究的结果及分析
（一）数据来源
选取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服务消费支出作为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样本区间为1993年至2018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采用R语言。
（二） 数据分析
首先，为了直观地比较城镇居民和农村文化消费情况，本文通过折线图表示出1993年至2018年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图1），城镇与农村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图2）①。
由图1可以看出，從1995年到2018年的25年间城镇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逐年递增，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并且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收入的增加，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相应地增加，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明显大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初步猜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是导致文化消费水平呈现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发现，1995年至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其绝对差额从1995年的2357.8元逐渐增加到了2018年的24633.8元。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转型时期，相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较大，收入脆弱性较高;此外相对滞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导致农村居民不会轻易将资金用于文化消费。
从图2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占收入比重都不高，最高时没有超过0.12，说明我国整体文化消费比所占收入的比例还比较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比重大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因此无论是我国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都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由于2013年之前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独立开展的住户抽样调查，从2013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开展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改革，全国40万户城乡居民按照全新制度开始记账，因此2014年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情况较2013年增幅较大，这种曲折的变化历程还可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如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加大）、社会性因素（娱乐方式转变）、产业因素（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 数据处理
1.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检验。首先我们通过单位根检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支出的数据都很不平稳，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2.1）和（2.2）的模型进行协整检验，检验数据的平稳性。
下面用Engle-Granger 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先对方程（2.1）和（2.2）通过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到残差，再检验两个变量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
分别对式（2.1）和式（2.2）进行回归，并对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做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文化消费的回归残差散点图（图3）及其残差诊断图（图4），从图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协整关系显著性不高，说明仅以收入解释文化消费并不具有确定性，原因可能来源于样本前期文化消费和收入比值都比较小，因此根据检验结果及文章研究目的可引入虚拟变量，即采用模型（2.3）进行分析研究。
2.虚拟解释变量模型回归结果。根据2.1部分的假设，添加虚拟变量后，对方程（2.3）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拟合优度为0.9854，调整的拟合优度为0.9845，F值为1083，表明模型拟合程度很好，解释变量能够很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截距为-36.1702，截距项dummy系数为211.1329，表明城镇居民的自主文化消费高于农村居民;截距项dummy系数显著表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自发文化消费的差异显著;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为0.0843，t值为18.085，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dummy*income项的系数为-0.011且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农村居民低0.011，并且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倾向存在显著差异。
四、结论和建议
从前面的分析与介绍中，我们可以显著地感受到文化扶贫对贫困地区脱贫工作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了引入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来验证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关系，从而发掘贫困地区文化消费程度与城镇地区之间的差距与趋势。
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的实证分析，使用了1993年至2018年的城乡消费年数据进行研究，先采用了最基础的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得到的结果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因此引入虚拟变量。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第一，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关性，并且是正相关。同时我国农村居民无论是在文化消费总量、文化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方面都显著低于城镇居民。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消费的增长低于总体消费的增长。
第二，尽管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总量低于城镇居民，但是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要高，因此随着脱贫攻坚战的不断推进，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在文化方面的消费提升幅度会大大超过城镇居民，说明农村居民对文化知识的向往，也说明文化扶贫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第三，从结果中可以发现，未来农村人口的文化消费甚至可能会超过城镇居民。 根据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文章最后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改善贫困地区居民的文化消费环境。在加强建设贫困地区基础性文化环境的同时，提升农村文化消费环境质量。文化扶贫需要注意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娱乐性和发展性文化的平衡，以及营利性和公益性文化的占比。强调教育对其他文化消费的基础效应，要引导积极、健康、向上、平衡的文化消费，给贫困地区带去良好的文化产业设施。
第二，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将文化宣扬带进千家万户。随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型的文化消费内容、模式及渠道不断被发掘。大数据5G时代，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移动通信设备等平台进行文化传播，这次疫情也大大加快了网络学习平台发展的进程。
第三，多角度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我国文化消费占总收入的比重比较低，因此在制定全国性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时需要国家从政策方面加以促进，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从法律、制度完善、建立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等多方面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各类民营企业以及社会团体也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扮演重要的辅助角色。而通过何种方式将遍布全国各地的专业人才集合起来为文化扶贫献计献策，并建立文化扶贫志愿者服务交流通道，增加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度，也是目前需要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文化扶贫是一项长期性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操之过急，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是更加细致深入的精准扶贫工程。更关键的是，在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物质基础已经不再是唯一能够界定贫困的准则，精神文化水平更加能体现出人民是否贫困。文化扶贫正是为了增强贫困地区居民的精气神等文化内涵，我们要坚定不移地为打赢文化脱贫攻坚战而努力，让文化扶贫真正成为精准扶贫的催化剂与加速器，实现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新时代新阶段的新发展。
注释：
①2013年前城乡居民收支数据来源于独立开展的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参考文献：
[1]BaumanZ.Society under siege[M].John Wiley & Sons，2013（6）.
[2]王宋涛.收入分配对中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02：21-27.
[3]徐雪高，张振.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特征及趋势[J].经济纵横，2014，10：35-38.
[4]侯霞.西藏城乡居民文化消费与收入的敏感性分析[J].西藏研究，2015，01：24-29.
[5]田虹，王汉瑛.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3：25-34
[6]章军杰.中国文化扶贫四十年：从专项扶贫到精准文化扶贫[J].甘肃社会科学，2019（2）：52-58.
[7]段小虎，张梅.“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扶贫研究趋势与重点分析[J].图书馆论坛，2017（5）：55-63.
[8]陈建.文化精准扶贫视阈下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堕距问题[J].图书馆论坛，2017（7）：74-80.
[9]齐峰，由田.新时代文化扶贫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探究[J].江淮论坛，2020（01）：146-150.
[10]陈建.我国文化扶贫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J/OL].图书馆论坛：1-8[2020-05-19].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200304.1612.004.html.
[11]辛秋水.文化扶貧的发展过程和历史价值[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137-140.
[12]张喆昱，张奇.面向文化精准扶贫的措施研究[J].图书馆杂志，2016（9）：9-13.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