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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电影《告白》从凑佳苗的原作处女作，到导演中岛哲也的完美影像还原，都走向了违背日式电影一贯的温情审美。这种对于人物微妙情感的审视在中岛哲也冷淡的影像风格处理下愈加锥心蚀骨。尤其是采用“罗生门”式的多个“我”者叙事手法，全面而又深刻地描绘了一幅日本当代社会的众生相，在天真可爱温暖的背后，是戾气乖张的日式写实。
[关键词] 《告白》 叙事手法 同事异说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2.031
从广告跨界电影圈，在《下妻物语》、《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及《帕高与魔法绘本》三则炫目的童话之后，渐已成为当代日本最受关注的视觉系导演的中岛哲也，其最新作品——《告白》再次颠覆了人们对他电影风格的固有认知：丢掉了往日绚烂斑斓的色彩表现，只给了一种颜色——清冷的蓝色，冷静制约的画面氛围营造倒颇有几分金基德的影子。更为难得的是，中岛哲也在恰当利用自己视觉长处下，开始磨练叙事功底，借用不同叙述人叙述故事的表现手法犹如《罗生门》，让观影人直面每个叙述人心里的罪恶和懦弱，这种“罗生门”式的多个“我”者叙事手法既丰富了影片内容，也深化了影片主题。
《告白》改编自日本作家凑佳苗的同名处女作小说，在思想主题表达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比较忠实。原著小说使用了全第一人称的极端体裁，但导演并没有选择全知视点来进行戏剧化的处理，而是彻底发挥了原著以主观者角度各自表述的精华，再适度交叉补足，以书中神职者、殉教者、慈爱者、求道者、信奉者、传道者六个章节分别引出各自第一叙述人进行叙述（即告白），将发生在校园的这起杀人事件的起因延续和复仇徐徐展开：作为单亲妈妈的森口悠子老师4岁女儿被害的真相一点一滴完整，围绕这件凶杀案的37个学生的众生相、前后2个班导以及2个杀人少年的家庭，不断敲打着观影人的内心。通过每个当事人以第一人称进行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方式，真实却异常残酷。这种叙事手法被称之为多个“我”或多个“我”者叙事，即指“那种虽然以人物‘我’作为影片本文的叙述人，但却并非画外或画内的‘我’那样由单独一个‘我’者视角贯穿到底；而是有好几个‘我’者视角，共同承担着本文的叙事”[1]。中岛哲也将这种叙事手法完美融进影片剧情结构之中，每个单独的告白段落可看成每个当事人的心里独白，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影片叙事上的最突出之处。
影片在松隆子饰演的森口悠子老师的告别叙述中开场，她作为第一段落“神职者”的叙述人，从她自己的“我”的角度引发全片。表面上看她是因为爱女被害而向学生宣告复仇，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引出其他当事叙述人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开始借由不同当事人的口说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殉教者”篇中的少女C北原爱月、“慈爱者”篇中的少年B直树母亲的日记、“求道者”篇中的少年B直树的日记、“信奉者”篇中的少年A修哉的“遗书”和“传道者”篇中的森口老师打给修哉的电话。如果影片只是设置单一的“森口老师”的叙述视角，那么呈现在银幕上的只有森口贯穿全篇的自叙，而多达六位的不同的“我”者叙述则为影片结构披上了一层“复调”式的外衣。每个人的世界观成为众人的“审视”与“评说”[2]，而这种“审视”与“评说”汇聚起来，通过这种多个“我”者的叙述方式，鲜明体现出了影片视角的多样性：影片中的多个“我”者围绕校园杀人事件展开叙述，而各自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叙述，这就必然形成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讲述风貌，即所谓“同事异说”[3]，并进而带来叙述上的差异性。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每个人因处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身份上，会给出不同的观察事物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想法。随着每个人的告白进程，他们深埋心底的扭曲心理一点点被揭露，整个故事一点点被拼凑，掀开了人性底层最阴暗且最脆弱的一面：以自己的方式制裁学生的女老师（她无法接受残酷杀害她四岁女儿的学生在法律的保障下毫发无伤）；从不懂得尊重生命的天才少年A修哉（他得不到母爱，因而任意践踏他人的生命）；胆小如鼠却犯下大错的自卑少年B直树（他想证明自己并非别人眼中胆怯无用的少年）；一味溺爱儿子少年B直树的母亲（儿子犯下滔天大罪，她仍坚持儿子只是被不良同学带坏）；品学兼优却阴暗无比的少女C北原爱月（她看清了人强悍背后的软弱，却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4]）。是谁杀了年仅4岁的孩子，为什么杀害，杀人之后的被复仇又带来哪些蝴蝶效应，从自白叙述可以看到，这起杀人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它牵涉出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更加复杂和深刻。这正是现代电影叙事及现代小说多采用多视角转换的叙述方式的内在原因。因为，多个“我”者叙事包含着数个“我”者独到的叙述眼光和独样的叙述神韵，又兼有第三人称叙述方式的自由度，全面而灵活，因而能达到一种主观中显示客观、对立中见出深度的叙述境界。
正如前文提到，中岛导演没有选择全知视点的处理方式，这也是多个“我”者叙事方式特点之一：避免一个权威的“上帝”般的全知视角，每个叙述人都从自身出发，以局限性的人物视角来展开叙述，不可避免带上各自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但同时，尽管人物视角受到限制，但多个视角的叠加和转换，又使影片叙事范围上相当广阔。在影片中，随着告白的逐步深入和情节的逐步推进，观众能够感受到一股股寒意的逼近，世俗观念中的孩子眼中曾经以为纯洁无暇的世界被一片片剥落出它本来的狰狞面目，露出最赤裸最原始的欲望和残酷。它让观影人去思考，罪与罚、善与恶、复仇与救赎，什么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等等这些有关人性的深刻课题，并用何为法律，青少年犯罪的根源与背景等这些社会问题不断重重敲击着观众的神经。导演无意对事件本身进行道义上的裁决，而是用摄影记下的冰冷目光凝视着日本下一代孩子的成长，校园里的犯罪和孩子们天真笑容掩盖下的阴暗面，以及在社会家庭以及现实压迫下扭曲的思想。这群无法体会生命价值的可贵性的孩子们用各种恐怖的行为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就如同德国电影《浪潮》中狂热的学生一样。玛丽
[关键词] 《告白》 叙事手法 同事异说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2.031
从广告跨界电影圈，在《下妻物语》、《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及《帕高与魔法绘本》三则炫目的童话之后，渐已成为当代日本最受关注的视觉系导演的中岛哲也，其最新作品——《告白》再次颠覆了人们对他电影风格的固有认知：丢掉了往日绚烂斑斓的色彩表现，只给了一种颜色——清冷的蓝色，冷静制约的画面氛围营造倒颇有几分金基德的影子。更为难得的是，中岛哲也在恰当利用自己视觉长处下，开始磨练叙事功底，借用不同叙述人叙述故事的表现手法犹如《罗生门》，让观影人直面每个叙述人心里的罪恶和懦弱，这种“罗生门”式的多个“我”者叙事手法既丰富了影片内容，也深化了影片主题。
《告白》改编自日本作家凑佳苗的同名处女作小说，在思想主题表达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比较忠实。原著小说使用了全第一人称的极端体裁，但导演并没有选择全知视点来进行戏剧化的处理，而是彻底发挥了原著以主观者角度各自表述的精华，再适度交叉补足，以书中神职者、殉教者、慈爱者、求道者、信奉者、传道者六个章节分别引出各自第一叙述人进行叙述（即告白），将发生在校园的这起杀人事件的起因延续和复仇徐徐展开：作为单亲妈妈的森口悠子老师4岁女儿被害的真相一点一滴完整，围绕这件凶杀案的37个学生的众生相、前后2个班导以及2个杀人少年的家庭，不断敲打着观影人的内心。通过每个当事人以第一人称进行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方式，真实却异常残酷。这种叙事手法被称之为多个“我”或多个“我”者叙事，即指“那种虽然以人物‘我’作为影片本文的叙述人，但却并非画外或画内的‘我’那样由单独一个‘我’者视角贯穿到底；而是有好几个‘我’者视角，共同承担着本文的叙事”[1]。中岛哲也将这种叙事手法完美融进影片剧情结构之中，每个单独的告白段落可看成每个当事人的心里独白，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构成了影片叙事上的最突出之处。
影片在松隆子饰演的森口悠子老师的告别叙述中开场，她作为第一段落“神职者”的叙述人，从她自己的“我”的角度引发全片。表面上看她是因为爱女被害而向学生宣告复仇，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引出其他当事叙述人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开始借由不同当事人的口说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殉教者”篇中的少女C北原爱月、“慈爱者”篇中的少年B直树母亲的日记、“求道者”篇中的少年B直树的日记、“信奉者”篇中的少年A修哉的“遗书”和“传道者”篇中的森口老师打给修哉的电话。如果影片只是设置单一的“森口老师”的叙述视角，那么呈现在银幕上的只有森口贯穿全篇的自叙，而多达六位的不同的“我”者叙述则为影片结构披上了一层“复调”式的外衣。每个人的世界观成为众人的“审视”与“评说”[2]，而这种“审视”与“评说”汇聚起来，通过这种多个“我”者的叙述方式，鲜明体现出了影片视角的多样性：影片中的多个“我”者围绕校园杀人事件展开叙述，而各自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叙述，这就必然形成对这一事件的不同讲述风貌，即所谓“同事异说”[3]，并进而带来叙述上的差异性。处在事件漩涡中心的每个人因处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身份上，会给出不同的观察事物和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想法。随着每个人的告白进程，他们深埋心底的扭曲心理一点点被揭露，整个故事一点点被拼凑，掀开了人性底层最阴暗且最脆弱的一面：以自己的方式制裁学生的女老师（她无法接受残酷杀害她四岁女儿的学生在法律的保障下毫发无伤）；从不懂得尊重生命的天才少年A修哉（他得不到母爱，因而任意践踏他人的生命）；胆小如鼠却犯下大错的自卑少年B直树（他想证明自己并非别人眼中胆怯无用的少年）；一味溺爱儿子少年B直树的母亲（儿子犯下滔天大罪，她仍坚持儿子只是被不良同学带坏）；品学兼优却阴暗无比的少女C北原爱月（她看清了人强悍背后的软弱，却再也找不到生命的意义[4]）。是谁杀了年仅4岁的孩子，为什么杀害，杀人之后的被复仇又带来哪些蝴蝶效应，从自白叙述可以看到，这起杀人事件已经不仅仅是一起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它牵涉出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也就更加复杂和深刻。这正是现代电影叙事及现代小说多采用多视角转换的叙述方式的内在原因。因为，多个“我”者叙事包含着数个“我”者独到的叙述眼光和独样的叙述神韵，又兼有第三人称叙述方式的自由度，全面而灵活，因而能达到一种主观中显示客观、对立中见出深度的叙述境界。
正如前文提到，中岛导演没有选择全知视点的处理方式，这也是多个“我”者叙事方式特点之一：避免一个权威的“上帝”般的全知视角，每个叙述人都从自身出发，以局限性的人物视角来展开叙述，不可避免带上各自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倾向。但同时，尽管人物视角受到限制，但多个视角的叠加和转换，又使影片叙事范围上相当广阔。在影片中，随着告白的逐步深入和情节的逐步推进，观众能够感受到一股股寒意的逼近，世俗观念中的孩子眼中曾经以为纯洁无暇的世界被一片片剥落出它本来的狰狞面目，露出最赤裸最原始的欲望和残酷。它让观影人去思考，罪与罚、善与恶、复仇与救赎，什么是生命、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等等这些有关人性的深刻课题，并用何为法律，青少年犯罪的根源与背景等这些社会问题不断重重敲击着观众的神经。导演无意对事件本身进行道义上的裁决，而是用摄影记下的冰冷目光凝视着日本下一代孩子的成长，校园里的犯罪和孩子们天真笑容掩盖下的阴暗面，以及在社会家庭以及现实压迫下扭曲的思想。这群无法体会生命价值的可贵性的孩子们用各种恐怖的行为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就如同德国电影《浪潮》中狂热的学生一样。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