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世界上无论任何地方的家庭消费体，只要听到“价格上涨”这一名词，都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其实，如果管理得当，这一类的政策调整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其他领域价格的攀升。
尽管世界各大主要央行近来从未间断向其经济体注入货币和信贷的努力，但有充分迹象表明此举对拯救各大经济体仍显得回天乏术。作为国际贸易巨头，中国无疑不能免疫于国外经济的放缓，并将持续感受来自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相对遇冷的经济的丝丝寒意。来自中国官方统计权威的最近一组宏观经济数据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描绘了一幅喜忧参半的景象。尽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还能在2013年将GDP增长维持在全年7.5%水平中得到些许安慰，他们仍面临其他加速放缓经济体面临的类似挑战：在满足短期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避免引发长期风险。
整体而言，这是需要着眼大局的一年，而并非将精力过分集中于每月或每个季度的单个数据。过去广受关注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比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以及通货膨胀等，虽然仍具有重要指向作用，并同时得到新一届领导层的高度关注，但若对短期趋势做出过激反应将会阻碍正在开展的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和加强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努力。若政策制定者过于看重高增长的新闻标题而不顾解决棘手的结构调整问题，则会因长期依赖债务融资拉动产能增长，和持续不断上升的城市地产价格愈演愈烈等而引发长期风险，终导致产能过剩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问题的积重难返。
考虑到可能涉及的所有因素，今年第一季度比预期放缓的增长数据显示，新一届政府默认了目前达成的共识，即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少即是多的理念。通过发放更多的信贷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已不可持续。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操作层面通过更加具体的措施兼顾短期增长问题和长期政策目标两方的平衡。这可能包括通过增长政府开支以缓解目前对债务的系统性依赖，并再次降低利率以缓解公司面临的不断增长的季度债务服务费用带来的压力。
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下半年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将决定未来短期内经济政策的起草、制定和执行。
城镇化并非促进增长的良方
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强调，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方面来讲，这一指导方针有其道理，即每年超过1000万的城市新移民将为住房和服务带来巨大需求。但与此同时，许多关于未来城镇化的政策仍十分模糊，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过去10年在带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对目前经济的发展模式存在普遍忧虑——过于依赖城镇化相关的投资——没有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以保证家庭收入以合理速度增长。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最近也对政府构建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渠道加紧监管，使此类项目无法再像从前一样轻松得到所需资金。
这再次验证了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即城市化并非仅指修建城市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硬件设施——公路、桥梁、建筑等同样重要的是人们通常所指的软设施：高效的和立竿见影的行政服务体系，一个有利于非制造业投资的良好投资环境，一个连贯的强调内在包容而非排斥挤压的外在环境等。如果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是搭建围墙（以及其他）的工作的话，那么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即是将这些墙“拆除”的工作，即从政策和服务提供的角度允许更多的城市新移民被容纳进社会主流保障项目中，特别是给他们提供如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的服务。
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构建完善这些软件服务的难度远超过配套交通体系和小区住房等硬件设施。
合理调整通货膨胀预期
消费价格通胀表面上似乎已得到控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消费价格的笼统测量反映出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成本的激增引起的，特别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巨大增长。在许多产能过剩的制造产业这意味着生产方无法轻易将成本转移给他们的客户，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类似家用电器及许多消费耐用品的价格持续平稳甚至不断回落。目前的市场环境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潜在压力，其中之一与接下来几个月进行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在服务成本领域进行的相对价格调整。
这意味着在政府提供的许多服务和商品范畴，比如医疗服务和其他公用事业，目前的价格水平远低于能够覆盖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而它们无疑又都属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范畴，故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与用各种名目的补贴来解决这个成本收益差相比，通过对实际支付的家庭增加收费或许容易许多。问题在于长时间对此问题的拖延使得许多行业出现产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医生和受过严格培训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工资过低，原因之一是医疗救治费用定得过低，因而在这一领域的继续投资呈现乏力现象。对这一情况的政策解决办法之_是提高政府价格，此举可能在短期内加大社会服务成本内部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对整个公用事业的提价亦是如此。
世界上无论任何地方的家庭消费体，只要听到“价格上涨”这一名词，都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其实，如果管理得当，这一类的政策调整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其他领域价格的攀升。这既表明对于未来价格增长预期的管理是有空间可寻的，而提前处理这一类信息将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政策改革的成败起到重要作用，并保证这些价格信号能够吸引足够的投资以确保充足供应。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不可持续
针对一个软着陆的外部环境和不断放缓的内部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有可能不允许中国的货币按照现有速度继续升值。人民币自从今年年初已升值超过1%，而这一趋势继最近国务院会议和人民银行声明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市场的期待值跟不上经济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政策导向。的确，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正如经济其他部分的改革一样，不可能是免费的，有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有些则可能从中受益。但在这一领域里，最近国务院就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方案和对资本账户进行更大程度自由化改革两项政策发表的声明，仍需要放在实际情况中进行解读：即长期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将部分取决于这些改革对短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区别政府对“意向”发表的声明和实际的政策公布。很有可能需要经历至少几个月甚至半年之久的时间，政府的相关部委和高级领导层才可能对未来货币改革提出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并将其付诸实施。在货币改革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即拓宽每天的汇率浮动区间——即每天允许货币浮动的范围界定。目前坚信重大改革迫在眉睫的支持方相信人民币升值幅度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更大范围的提升。但在此不得不谨慎的是，作为政策制定方同样希望发出一个有利的信号即人民币并非单向行驶的货币：有升必有降，加大每日汇率浮动区间并允许更宽泛的绝对波动将有助于这一信息的表达和传播。
最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行为实际也与流入中国的资本密切相关，这些资本进入中国并巧取中国高利息和人民币潜在升值双重利益。不过，在中国境内，许多人都在寄希望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此为机会将财富更加便捷地在国际间进行转换，并可投资国外房产或通过在不同地域拥有投资分化风险。快速的资本流出与过快的资本流入同样不利于这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对于未来人民币升值的期待值的有效管理是可遏制这两种态势产生的关键。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或很有可能短暂出现贬值，都是今年下半年为抑制投机行为可能出现的现象。打破垄断，仍是重头戏
在过去几十年问，一个一直重复的议题不仅未在十八大前提起，且没有写入之后发布的重要经济政策文件：打破垄断。在过去的几十年问，这一议题受到政策改革方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并一再呼吁加大经济中的竞争以完成在某些重要产业中，起市场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和政府行政部门逐步退出。自从十四大以来，各类对于打破行业内部垄断及其重要意义的文件提法不断，市场已注意到在最近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对此鲜少提及。
对此做法的部分解释是两会已借助近些年通过的中国《反垄断法》给此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故对这一领域的特殊关注已失去其意义。但这一解释差强人意，特别是在那些急需私有创新的服务和制造行业，仍被主要国有企业牢牢把控，并继续由一套并不支持私人资本进入的行政程序支撑。这里包括许多与电信相关的产业，航空航天和铁路等。有些产业具有战略意义，是经济安全的命脉，这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即便在许多下游产业，特别是与服务相关的领域，在产业链顶端的政策垄断对下游竞争具有重大阻碍，极度增加了企业和他们金融投资方的参与风险。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固有的改革目标没有被写进党确立未来几年方针政策的报告之中，则在这几年间推动这一改革目标相关政策出台希望渺茫。但对国内创新能力和就业增长的迫切需求可能会使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得以解决。
一切事情听起来都很简单，但真正的改革确实会为未来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对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了如指掌，但为增长创造新的空间将需要重置能够产生增长的行政产业流程，而并非只要简单地达到增长率目标提高的结果。上面提到的问题指向了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朝“什么”情况发展，以及可能刺激引发的短期政策的趋势。但当前阶段，更为重要的还是解决中国经济中“怎么办”和“为什么”的两大问题，以此真正实施高效政策，以彻底解决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尽管世界各大主要央行近来从未间断向其经济体注入货币和信贷的努力，但有充分迹象表明此举对拯救各大经济体仍显得回天乏术。作为国际贸易巨头，中国无疑不能免疫于国外经济的放缓，并将持续感受来自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相对遇冷的经济的丝丝寒意。来自中国官方统计权威的最近一组宏观经济数据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描绘了一幅喜忧参半的景象。尽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还能在2013年将GDP增长维持在全年7.5%水平中得到些许安慰，他们仍面临其他加速放缓经济体面临的类似挑战：在满足短期增长和创造就业的同时，避免引发长期风险。
整体而言，这是需要着眼大局的一年，而并非将精力过分集中于每月或每个季度的单个数据。过去广受关注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比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以及通货膨胀等，虽然仍具有重要指向作用，并同时得到新一届领导层的高度关注，但若对短期趋势做出过激反应将会阻碍正在开展的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和加强未来增长可持续性的努力。若政策制定者过于看重高增长的新闻标题而不顾解决棘手的结构调整问题，则会因长期依赖债务融资拉动产能增长，和持续不断上升的城市地产价格愈演愈烈等而引发长期风险，终导致产能过剩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问题的积重难返。
考虑到可能涉及的所有因素，今年第一季度比预期放缓的增长数据显示，新一届政府默认了目前达成的共识，即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治久安，少即是多的理念。通过发放更多的信贷而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已不可持续。不过，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在操作层面通过更加具体的措施兼顾短期增长问题和长期政策目标两方的平衡。这可能包括通过增长政府开支以缓解目前对债务的系统性依赖，并再次降低利率以缓解公司面临的不断增长的季度债务服务费用带来的压力。
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下半年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将决定未来短期内经济政策的起草、制定和执行。
城镇化并非促进增长的良方
中国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强调，城镇化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方面来讲，这一指导方针有其道理，即每年超过1000万的城市新移民将为住房和服务带来巨大需求。但与此同时，许多关于未来城镇化的政策仍十分模糊，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过去10年在带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制定者对目前经济的发展模式存在普遍忧虑——过于依赖城镇化相关的投资——没有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以保证家庭收入以合理速度增长。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最近也对政府构建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渠道加紧监管，使此类项目无法再像从前一样轻松得到所需资金。
这再次验证了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即城市化并非仅指修建城市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硬件设施——公路、桥梁、建筑等同样重要的是人们通常所指的软设施：高效的和立竿见影的行政服务体系，一个有利于非制造业投资的良好投资环境，一个连贯的强调内在包容而非排斥挤压的外在环境等。如果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是搭建围墙（以及其他）的工作的话，那么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即是将这些墙“拆除”的工作，即从政策和服务提供的角度允许更多的城市新移民被容纳进社会主流保障项目中，特别是给他们提供如医疗和教育等基本的服务。
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构建完善这些软件服务的难度远超过配套交通体系和小区住房等硬件设施。
合理调整通货膨胀预期
消费价格通胀表面上似乎已得到控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消费价格的笼统测量反映出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食品成本的激增引起的，特别是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巨大增长。在许多产能过剩的制造产业这意味着生产方无法轻易将成本转移给他们的客户，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类似家用电器及许多消费耐用品的价格持续平稳甚至不断回落。目前的市场环境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潜在压力，其中之一与接下来几个月进行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在服务成本领域进行的相对价格调整。
这意味着在政府提供的许多服务和商品范畴，比如医疗服务和其他公用事业，目前的价格水平远低于能够覆盖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而它们无疑又都属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范畴，故很长一段时间，似乎与用各种名目的补贴来解决这个成本收益差相比，通过对实际支付的家庭增加收费或许容易许多。问题在于长时间对此问题的拖延使得许多行业出现产能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医生和受过严格培训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工资过低，原因之一是医疗救治费用定得过低，因而在这一领域的继续投资呈现乏力现象。对这一情况的政策解决办法之_是提高政府价格，此举可能在短期内加大社会服务成本内部的通货膨胀上行压力，对整个公用事业的提价亦是如此。
世界上无论任何地方的家庭消费体，只要听到“价格上涨”这一名词，都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其实，如果管理得当，这一类的政策调整并不必然导致经济中其他领域价格的攀升。这既表明对于未来价格增长预期的管理是有空间可寻的，而提前处理这一类信息将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政策改革的成败起到重要作用，并保证这些价格信号能够吸引足够的投资以确保充足供应。人民币汇率升值速度不可持续
针对一个软着陆的外部环境和不断放缓的内部增长，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很有可能不允许中国的货币按照现有速度继续升值。人民币自从今年年初已升值超过1%，而这一趋势继最近国务院会议和人民银行声明后得到进一步加强。尽管如此，目前看来很有可能市场的期待值跟不上经济实际情况和相关的政策导向。的确，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正如经济其他部分的改革一样，不可能是免费的，有些利益相关方可能因此付出更多的代价，而有些则可能从中受益。但在这一领域里，最近国务院就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操作方案和对资本账户进行更大程度自由化改革两项政策发表的声明，仍需要放在实际情况中进行解读：即长期改革的速度和深度将部分取决于这些改革对短期增长所带来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区别政府对“意向”发表的声明和实际的政策公布。很有可能需要经历至少几个月甚至半年之久的时间，政府的相关部委和高级领导层才可能对未来货币改革提出一个具体的路线图，并将其付诸实施。在货币改革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即拓宽每天的汇率浮动区间——即每天允许货币浮动的范围界定。目前坚信重大改革迫在眉睫的支持方相信人民币升值幅度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更大范围的提升。但在此不得不谨慎的是，作为政策制定方同样希望发出一个有利的信号即人民币并非单向行驶的货币：有升必有降，加大每日汇率浮动区间并允许更宽泛的绝对波动将有助于这一信息的表达和传播。
最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行为实际也与流入中国的资本密切相关，这些资本进入中国并巧取中国高利息和人民币潜在升值双重利益。不过，在中国境内，许多人都在寄希望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此为机会将财富更加便捷地在国际间进行转换，并可投资国外房产或通过在不同地域拥有投资分化风险。快速的资本流出与过快的资本流入同样不利于这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对于未来人民币升值的期待值的有效管理是可遏制这两种态势产生的关键。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或很有可能短暂出现贬值，都是今年下半年为抑制投机行为可能出现的现象。打破垄断，仍是重头戏
在过去几十年问，一个一直重复的议题不仅未在十八大前提起，且没有写入之后发布的重要经济政策文件：打破垄断。在过去的几十年问，这一议题受到政策改革方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并一再呼吁加大经济中的竞争以完成在某些重要产业中，起市场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和政府行政部门逐步退出。自从十四大以来，各类对于打破行业内部垄断及其重要意义的文件提法不断，市场已注意到在最近发布的官方文件中对此鲜少提及。
对此做法的部分解释是两会已借助近些年通过的中国《反垄断法》给此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故对这一领域的特殊关注已失去其意义。但这一解释差强人意，特别是在那些急需私有创新的服务和制造行业，仍被主要国有企业牢牢把控，并继续由一套并不支持私人资本进入的行政程序支撑。这里包括许多与电信相关的产业，航空航天和铁路等。有些产业具有战略意义，是经济安全的命脉，这也无可厚非。但事实是即便在许多下游产业，特别是与服务相关的领域，在产业链顶端的政策垄断对下游竞争具有重大阻碍，极度增加了企业和他们金融投资方的参与风险。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固有的改革目标没有被写进党确立未来几年方针政策的报告之中，则在这几年间推动这一改革目标相关政策出台希望渺茫。但对国内创新能力和就业增长的迫切需求可能会使这一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得以解决。
一切事情听起来都很简单，但真正的改革确实会为未来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新一届经济领导层对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了如指掌，但为增长创造新的空间将需要重置能够产生增长的行政产业流程，而并非只要简单地达到增长率目标提高的结果。上面提到的问题指向了当前中国经济正在朝“什么”情况发展，以及可能刺激引发的短期政策的趋势。但当前阶段，更为重要的还是解决中国经济中“怎么办”和“为什么”的两大问题，以此真正实施高效政策，以彻底解决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