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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诞辰100周年。1982年，童伯伯从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职位上退下来后，出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编纂、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长江局党史资料》《南京局党史资料》等极具历史价值的资料。他呕心沥血数年写下的《风雨四十年》，详细叙述了他追随周恩来40年，零距离和近距离与周恩来接触的所见所闻，是研究周恩来生平不可或缺的重要而丰富的史料。
让人遗憾的是，生前领导和参与编纂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领导人重要事迹史料的童伯伯，却没有对自己的一生经历作较为详细的追述。而他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将近三年的生活，更几乎是没有记述文字留下来。因此，当他的儿子童丹宁在得知我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时曾和他父亲同处一室数月的时候，便希望我能就他父亲当年的情景写些东西。
丹宁的要求让我再度回想起那不寻常的八年，那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段。也许是劳动重压的缘故，那本该是长身体的时段，我的身高却没有什么变化，但那八年里我倒是读了不少书，经历了不少事，与许多比我父亲年龄还高许多的长者成了忘年交，并渐渐学会了思考。
因此，我把那八年视为非体质的思想成长的时期。而在那个思想成长期的最初阶段，恰恰和童小鹏伯伯同处一室，留下许多至今难忘的记忆。需要首先作一点说明的是，本文题目里的“室友”，仅为同处一室的人，并不含我与童伯伯之间达到了多亲近程度这层意思。
有些与众不同的长者
我是1970年7月初到办在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恰逢江南的“双抢”农忙开始。当时我的父亲还是“黑帮”，我母亲的待遇也刚刚好转没多久。我们在“五七”学校没有家，这并非是因为我父母不在同一个连队，而是没有资格。
我的父亲当时在七连菜班挑大粪，母亲当时在二连养猪班喂猪。母亲和同班的单身女同志住一个集体宿舍，我到“五七”学校后，自然就挤进了二连养猪班的男同志宿舍。
当时那个男宿舍有三个人，其中有两位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叔叔，我认识。他们的妻子都在老家，故而他们在中办就处于“单身”状态。还有一位年纪稍长，我以前不认识，妈妈告诉我，他是童小鹏伯伯。
童伯伯和妈妈在一个班养猪，这个班好像有八九个人。童伯伯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个子是男同志里最矮的。显然，人的精神状态从来都不是按个头来度量的，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大，笑起来更是那种爽朗的哈哈大笑。人再多，他的存在也不会被淹没。
经几天的接触，我发现童伯伯有一些与众不同。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整天一把泥一把汗的，人的衣着铺盖都是因陋就简，补丁摞补丁，说得不客气一点，都比较邋遢。但童伯伯的衣着总是清爽平整的，除了雨天长筒雨靴会沾上泥巴外。另外，我好像没见他穿过有补丁的衣服。他的床铺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天，他会把蚊帐拉到一边。不像大多数人，挂上之后就不再动了，直到冬天把它取下洗濯。
进贤的夏季，赤裸着睡还觉得热呢，所以我们的床上除了凉席什么都没有。因此，童伯伯床上一叠光亮柔滑的布料显得很扎眼。他大概看出了我的不解，对我说这个盖在身上很凉爽，还让我触摸感觉了一下。后来到了冬季，我们都盖厚厚的棉被，他床上的被子却看上去特别单薄，他再次为我解惑：“这是丝绵的，虽然轻薄，但比你的厚被子还要暖和。”
童伯伯还有一件劳动布质地的劳动服，式样也很别致。整体有点像列宁装，上面是翻领，下面是斜插的口袋，但下面的口袋上面还有两个跟中山装上部相似的明口袋，有点像电影里美国大兵的军装。我估计不是国货，应该是舶来品，大概是他出国时买的或是别人出国买了送给他的。
总之，从童伯伯的衣着到用品，都与当时“五七”学校总体状况有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在那样的氛围里，并没有引起某些碰撞和冲突。就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太极高手，有什么逆向的东西撞上他便被不露痕迹地化于无形。
我一度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位有着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老者是老红军，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初期调到中央办公厅当了一阵子副主任。
在上述诸多头衔中，当时对我最具震撼力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一来当时的周恩来在人们心头的分量很重，日理万机从容应对，是个除了毛泽东以外第二个近似于神的人物。另外，我毕竟在中办的环境里长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有些了解的，对周恩来的经历以及在党内的地位，行事作风等也还是知道一些，深知他的办公室主任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能做得了的，而他跟了周恩来那么多年。
我的印象也是在“五七”学校听说的，作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他必须对周恩来有问必答，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关注多少东西，记住多少东西！这样的人实在是了不起。然而，童伯伯自己从不讲他以往的经历，也没有人主动告诉过我。只是在二连待的时间稍久了，我将断续辗转听到的零星信息拼合在一起，才对他的革命履历有了一点点了解。
被安排在养猪班劳动，说明童伯伯当时的处境并不是太好，但是从他与大家相处的状况看，又不像其他“黑帮”那样被严格管制、隔段时间被批判一下，他有独自行动的自由，应该说，他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宿舍里，我的床和童伯伯的床挨着，我们等于是头对着头睡。我刚住进去，正逢南方农村最忙的“双抢”时节，而我到“五七”学校的第三天，就和二连的“五七”战士们一起早出晚归，投入到抢收早稻、抢栽晚稻的农忙之中。
这里说早出晚归，早到凌晨的三四点，晚到晚上10点到11点。还不到16岁的我，从小在城市长大，第一次领略如此的劳苦，实在有些吃不消。因此每天早晨听到下田的集合哨声，总佯装没听见，继续赖在床上，希图等大部队出发了，躲过“早出”继续睡一会儿。 也许，是因为知道我刚到“五七”学校，还不是正式的“五七”战士，参加劳动是出于一种自愿，所以两位秘书室的叔叔对我的偷懒行径，并没有加以干预。
但童伯伯却很较真，听到哨声后，发现我没起来，他就会起来走到我床前，掀开蚊帐，把我叫醒，说集合了，你怎么还睡？快起来，出发啦。直到睡眼惺忪的我爬起来，出了门，他才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睡他的觉。因为养猪班即便是在“双抢”期间，也仍然是按照原有的作息时间工作，故而他们还可以继续睡一会儿觉。
在整个“双抢”过程中，童伯伯都是这样认真负责地催我早起出工，从不懈怠放松，以致我一次侥幸偷懒都没能得逞。说真的，那些日子我对童伯伯是心存腹诽的，觉得这位长者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也是由于童伯伯的严加督促，二连的领导在“双抢”后和我谈了一次话，说我从大城市初来，就能坚持和其他老“五七”战士一样，起早贪黑参加紧张劳动，一点没有放松“思想改造”，表现还不错。
“劳动也是一课。”这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全体人员从北京出发前，汪东兴向他们传达的毛泽东有针对性的最新指示。尽管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实践历史中，劳动带有了变相惩罚的成分，这是需要反思的，但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过好劳动这一关，在人生中则是不该缺欠的必修课。
一些外在的观察和记忆
童伯伯1914年出生，我1954年出生。我当时不到16岁，童伯伯56岁了，我们在兴趣、关注点上，有着太大的差异。所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对他的感知，也多是外在的。
妈妈在养猪场喂猪很辛苦，我有空就会到养猪场帮妈妈干点活，因此也时不时看到身在养猪场的童伯伯的原生态。对妈妈来说是很辛苦的活，对童伯伯也是一样的，但童伯伯对这里的活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从没见他表露过厌烦或苦不堪言的神态。
后来，我看到童伯伯在回忆中写到他当“猪倌”时还曾给母猪接过生。我看过妈妈给母猪接生，接生后，我还在猪圈值过夜班，因为母猪睡觉时可能会把刚生的小猪崽儿压死。那是冬季，猪圈外寒风呼啸，我坐在炭火盆边彻夜守候。我想，这一切童伯伯也都一定经历过。
由于长时间和猪打交道，我感觉童伯伯甚至对猪有了感情，你对猪有什么伤害言行，他会不高兴。还记得有一次在猪圈，我看到童伯伯赶着种猪出圈配种。肥大的种猪，和瘦小的童伯伯，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已记不清在这个过程中那只种猪出了什么洋相，只记得童伯伯那有特色的、爽朗的哈哈大笑突然爆发了出来。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初创的两三年间，生活是很清苦的。夏季，蔬菜的品种很少，我印象里基本就是冬瓜和南瓜，还有很少量的空心菜。正餐每顿饭就一个菜，几乎每天都有一顿酱油炒冬瓜，以致我这个曾经比较喜欢吃冬瓜的人，一度看到冬瓜就头晕。
“五七”学校强调艰苦奋斗，进城到街上下馆子，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想自己改善一下，就是买点点心解解馋。“五七”学校校内的小卖部只有很少量的点心卖，也就是芝麻球、江米条之类。
在当时的中办“五七”学校内，笼罩的是对买零食吃持否定态度的氛围。因此人们买点心多少都有点心虚，悄悄地买一点，悄悄地吃掉。然而，这种氛围对童伯伯好像不太具有影响力。他偶尔去买零食，总是堂而皇之地去，买回来就往桌子上一放，吆喝在场的人一起吃。
也许是因为童伯伯资格老、工资高的缘故吧，他偶尔买点零食吃，好像并没见有谁为此给他提过什么意见。而倘若是我们这样，一般是会招来一顿批评的。
他吃零食的动作也有些与众不同，拿着点心朝嘴里送的速度特别快，你往往看不到他手动，就看他嘴嚼起来。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很琐碎的细节，但恰恰是这些，让我眼前又浮现出活灵活现的童伯伯。
不因为你年纪小就对你婉转
让我难忘的童伯伯和我的一次对话，是他对我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
1966年5月23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自杀。我的父亲被认为和田家英关系密切，很快就遭隔离审查。不久，我的母亲也不能回家了。当时我还不到12岁，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7岁。为使我们有成年人照看，我带着弟弟们到了在上海的外婆家。
到了上海，也许是因为语言环境因素的制约吧，往昔北方人顺口就带出来的一些脏字，如“文革”期间动不动就挂在嘴上的“他妈的”之类，不多久就从我的嘴上消失了。当然其中并非是我感觉到带脏字不文明，有意识地自我约束，而是因为上海人带脏字的口头禅不这么说，而我又坚持不说上海话，所以上海人那些带脏字的口头禅也始终进入不了我的言语。因此，我的言语在无意识中一度变得很干净。
我并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言语一度相当“纯洁”，但初到“五七”学校和童伯伯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注意到了。然而不幸的是，当我回到北方的语言环境后，没有多久就又被环境给污染了。我自己并不曾意识到，可童伯伯却对我的这个变化感觉很敏锐。
一天傍晚，我正抒发着白天劳累的感慨，童伯伯突然打断我的话说：“你怎么小小年纪，说话带这么多脏字？”我回嘴说：“我没觉得呀，大家不都这么说的吗？你怎么不说他们，单单说我呢？”
“你自己数数，你刚才说了几个‘他妈的’。你刚来还不这样，怎么好的还没学多少，坏的倒学得这么快？”他的语气并没有温和起来。他说的显然都不错，说话带脏字绝不是什么良好习惯，我无言以对，但被他这么不留情面硬邦邦地批评，脸上实在是在有些挂不住。
对年龄相差这么大的孩子，批评也不婉转一点？我当时的内心是很有些怨气的。但在他批评后，我留意了一下自己的言语，确实发现夹带不少脏字，这让我自己也对之感到吃惊。之后的几天里，我为清除口中的脏字作了一番努力，故而没再因为我的言语问题受到他的指责。我如今还能勉强算个文明人吧，不知是不是和少年时的那一次挨批评有些内在的关联。 如果不是童伯伯这么毫不留情地批评，我自己也许不会很在意这件事。过了许多年，再回想这件事，我感觉如果批评是轻描淡写、不痛不痒的，就失去了批评的意义。一下子就刺痛你，才可能让你无可敷衍，重视起来，继而用心改过。这，也许正是童伯伯批评艺术的高妙所在吧。
倒数第一的“游泳健将”
在“双抢”结束后的一天，“五七”学校组织了一场横渡青岚湖的比赛。毛泽东喜欢游泳，提倡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对这一点，没有比工作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体会更深刻的了。
因此，即便是在“五七”学校，即便是处于紧张的农业劳动之中，这样的游泳比赛活动，也举办得异常隆重热火，男女老少许多人都积极参与。比赛分男、女，青年组和中老年组进行。童伯伯也参加了比赛，他在中老年组。
我还清晰地记得，童伯伯的游泳裤是一条绿色的，看上去像西装短裤一样的大裤衩。看童伯伯那样的打扮，我觉得挺好笑。哪有穿这样的大裤衩游泳的，咣里咣当的，又兜水，怎么游啊。但童伯伯告诉我说，这可是正经的游泳裤。后来他专门给我看了，这裤衩是两层的，里面还有一层紧身的。看来还真有这样的游泳裤，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
那天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在前面，我参加了，先游到对岸，就坐在岸边观看后面的比赛。我看到童伯伯在中老年组里，下水不久就落在了后面。继而别人都游到了岸边，水中只剩他一人在“闲庭信步”。
等他上岸时，二连的好几名“五七”战士跑过去扶他。晚饭后，人们在闲谈中说到白天的比赛，童伯伯不仅没有为他是最后一名有丝毫的沮丧，反而很得意，说他是整个比赛中岁数最大的，而且游到了对岸没有中途退缩。
在那天的游泳比赛过程中，始终有木船跟随，谁要是感觉不行了，可以立即上船，而童伯伯尽管落在了后面，却坚持游完了全程。
“我也是第一啊，倒数第一。”他乐呵呵地说，引起旁听者的一片笑声。也许是听到旁边有人夸赞，童伯伯更得意了，随之说起一件更让他骄傲的水中往事。
当年在中南海，夏季工作之余，可以在海里划船。一个黄昏，童伯伯和家人划船划到了万善殿西边的水上凉亭水云榭，准备上亭观看。
“紫非（童伯伯的夫人）一脚踏上水云榭，一脚还在船上，突然失去平衡，扑通一下掉到了水里。当时附近没有别的船和人，我立即跳到水里救她。她已经怀着我们的孩子好几个月了，是个大肚子，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从水里托到了船上。你们说我的游泳水平怎么样？”
“我们要和加拿大建交了”
在我最初和童伯伯同处一室的那段日子，他在我眼里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的样子。不管在养猪场劳动到多晚回来，我从没有过他一脸疲惫神情的印象，不知这是不是因为他老跟着周总理练出来的。
那时，他自己订了份《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每天不论什么时间下班，他都会坐在床头，把当天的报纸看一遍。
长辈们都看报纸，这种场景对还是青少年的我来说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有一件事让我记忆颇深。那一天，童伯伯看完报纸，放下时顺口说了一句：“看样子，我们要和加拿大建交了。”几个月后的10月13日，我在广播里听到了中国和加拿大建交的联合公报。
中国和加拿大建交的谈判是在瑞典进行的，谈判期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相关的报道，因此大家对中国和加拿大建交都感觉突然。特别是在“文革”开始后，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低潮，谁也想不到中国会在美国后院交上了朋友，从1970年末开启的新一轮建交潮，居然是从与属于西方阵营的加拿大建交发轫的。
显然，童伯伯看报纸不仅仅是从中知道了些什么，还能够从中分析推演出些什么。阅读，不应该仅仅是被动知道，而应该有更具主动性的想到。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如此清晰的意识，我却因为这件事对童伯伯萌生了一种钦佩之情。再回到二连、回到那间宿舍时，便会留意童伯伯在与人闲谈时说些什么，会在听了他的话之后，对他谈到的事务作一些思考。
那时，我已经离开二连，到了约在15公里之外的“五七”中学，在那里等待着与即将毕业的“五七”中学三排学生一起进行比较正式的工作分配。
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在“五七”中学当老师的原机要干校学员在闲聊。他们开始在聊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聊着聊着有人提问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谁分析问题有水平？我听到后就插了一句说，我觉得童小鹏有水平。
我的话引起一位机要干校学员的不屑，他说：“童小鹏算什么？一个老机老右！”“老机老右”，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老右倾分子”的缩略语。现在想想，“文革”期间的年轻人真是太不把老资格们放在眼里了。这是彼时的大气候，任何一个角落，都躲不开这种情绪。
同时，机要干校学员的这种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童小鹏伯伯当时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里的实际处境，他不算是一个正面人物。
他眼睛红红地伏案疾书
也是在“双抢”结束不久，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了“五七”学校。他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完之后，从庐山上下来，于返京途中特意在进贤作停顿的。
汪东兴此次来“五七”学校，巡看了整个学校的情况，召集了一个全体连以上干部的会议，对学校未来发展，如何长期办校，坚持走“五七”道路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汪东兴那次来进贤，还和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进行了单独谈话。据我所知，当时单独谈话的对象有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机要局原局长李质中，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管理局原局长邓典桃，还有我的“室友”童小鹏。后来，我得知还有其他一些人，好像还有当时还未“解放”的机要室原常务副主任康一民。
当年汪东兴和每个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这个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历史关注了几十年的人，到现在也没有听到和看到他们本人的披露。但我后来知道，汪东兴在同这些人谈话时，都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些人所作的简略评价。 其实，毛泽东的评价也就是那么一两句话，有的好像还是弦外之音，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在当年，毛泽东的只言片语，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政治生命，而政治生命，在这些干部的人生价值排序中，应该是第一位的。
童小鹏伯伯从被叫去谈话，到他谈话回来，我都看在了眼里。他是被从养猪场叫出来的，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去了校部那边。当时二连、十一连和校部的建筑群在一起，而二连与校部之间就隔着一个深六七米、宽三四十米的洼地。
过了10多分钟不到20分钟的样子，童伯伯就回来了。我现在也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知道他是去和汪东兴谈话的，也忘记了那天我为什么会在宿舍里待着。他谈完话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是红红的，显然是流了不少眼泪。
在那个时候，说什么能让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感激涕零呢？我推想是汪东兴也对他说了毛主席的话，而且可能就是童小鹏没什么大问题，锻炼锻炼还可以继续工作之类的话。但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政治前途未卜的老干部来说，能得到毛泽东这样一句评语，夫复何求？
我记得童伯伯回来后，就拿出一个小笔记本，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起来。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就知道童伯伯写日记，我想他是把这天午后的谈话情形写在了日记里。
如果童伯伯的日记还保留着的话，我真希望丹宁能找到那一天的日记看一看，那就可以知道汪东兴那天和童伯伯究竟讲了些什么，是不是记录有与童小鹏密切相关的一段珍稀的毛泽东语录，以及童伯伯当时的心情。还可以印证一下我的推测是不是有道理，抑或与事实有着八九分的贴近。
作为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生活了八年的人，作为一个在那里亲身感受了自己父亲从“黑帮”到重归人民内部的人，我是非常能理解童伯伯与汪东兴谈话后的情绪的。
一个跟着毛泽东革命了几十年的人，突然被从毛泽东的革命阵线中排除了出来，在经过数年检讨、努力和渴盼之后，终于获准回到革命队伍，又有了“继续革命”的资格，他怎能不泪水纵横？
毛泽东是领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真理的化身，一切以毛泽东的言论和判定为准。被排除在毛泽东的阵线之外，是与失去生命一样可怕的事情。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势，也是十几岁的我的思维定势。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期被推为经典、流传国内的几句话：“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这是因保护群众，扑向意外着火的防雹土火箭的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第四团二营副政治教导员门合写下的豪言壮语，他牺牲后被授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荣誉称号。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认知阶段，都会在历史已被翻过两三页之后的回忆文字中，把彼时的自己描绘成另外一副样子。我很钦佩这些人的思想进化方式，只需将回忆文字改一改，必要而苦涩的历史沉思就都可以省略了。
“从坐轿车到拉板车”
汪东兴离开“五七”学校不久，他对连以上干部的讲话，就部分地向全体“五七”战士们作了传达。他的讲话中有一段对童小鹏伯伯的表扬，说他在干校锻炼大有收获，从原来的坐轿车，到现在的拉板车，完成了进城后当官做老爷到重新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思想转变。
我记得“从坐轿车到拉板车”还被写进了当时中央办公厅的简报，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名言，作为高级干部在“五七”学校锻炼改造的形象比喻。
其实，到过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基本上都有过拉板车的经历。养猪班的人，更是每个人都拉过板车。
那个时候，猪饲料的主要成分是被粉碎后的米糠。二连养猪的米糠，主要是从进贤县第二酿造厂进货。第二酿造厂距离二连驻地也就300米远的样子，却是一条差不多有30度的长坡。从驻地去酿造厂是大下坡，而从酿造厂返回驻地就成为大上坡。去酿造厂时，车上是几条空麻袋；返回时，则是几百斤近千斤的米糠。
负重一千多斤的车子，一个人在平路上拉，算不得什么。但是在上坡路，即便是拉上二三百斤，也十分吃力，何况是一个300米的长坡。童伯伯有自知之明，他独自拉车也就装300斤左右。但这对一位56岁，个头瘦小，又脱离体力劳动几十年的老者来说，已经是很艰难的了。
我记得妈妈说过，她自己第一次去酿造厂拉糠，就想多拉一些，大概装了有千把斤吧。结果拉了不到100米就拉不动了，没坚持多久就被车拖着下滑，最后车子翻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她不得不分两次才把糠拉回去。
拉糠的活几乎是天天要干的，于是，一位老者拉着板车缓缓而行，成了那段时间长坡上的一道风景。我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碰到童伯伯拉车，便帮着他推回到二连驻地。当然，那时的我更多的是在休息日里和妈妈一起去拉糠。因此我知道，就是拉300斤糠，在那段坡路上，童伯伯要付出多少汗水。
许多人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待十年八年，其他连队的人对其是干什么的没有任何印象，但童小鹏伯伯拉板车，则成为了整个中央办公厅都闻名的事情。一说起童小鹏在“五七”学校，便都知道他拉过板车，都说得出“从坐轿车到拉板车”这个掌故。
自从汪东兴到“五七”学校，自从“从坐轿车到拉板车”这句名言流传开以后，童伯伯的处境渐渐地有所改善。后来，他不养猪了，到了生产组，当了生产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生产组组长是成元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他们是老相识了，此刻成了搭档。
我从1970年10月离开二连后，周末回二连探望妈妈，还是要在养猪班的男宿舍凑合一夜，因而还能和童伯伯相聚，听他说笑。但他去生产组以后，就搬到洼地的另一边住了，我们的“室友”关系也就从此结束了。
因为从那以后就很少能再见到童伯伯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五七”学校的，我都没有印象。很久很久以后，他写了《风雨四十年》一书，我认真地看了，书中说他是1971年12月从江西进贤回到北京的。
根据童伯伯的记述，我应该从1971年底起就再没与童伯伯见过面了。但他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身处逆境之中，却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积极生活的定力，那种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的追求充满自信，对理想信念毫不动摇的精神，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
让人遗憾的是，生前领导和参与编纂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领导人重要事迹史料的童伯伯，却没有对自己的一生经历作较为详细的追述。而他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将近三年的生活，更几乎是没有记述文字留下来。因此，当他的儿子童丹宁在得知我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时曾和他父亲同处一室数月的时候，便希望我能就他父亲当年的情景写些东西。
丹宁的要求让我再度回想起那不寻常的八年，那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段。也许是劳动重压的缘故，那本该是长身体的时段，我的身高却没有什么变化，但那八年里我倒是读了不少书，经历了不少事，与许多比我父亲年龄还高许多的长者成了忘年交，并渐渐学会了思考。
因此，我把那八年视为非体质的思想成长的时期。而在那个思想成长期的最初阶段，恰恰和童小鹏伯伯同处一室，留下许多至今难忘的记忆。需要首先作一点说明的是，本文题目里的“室友”，仅为同处一室的人，并不含我与童伯伯之间达到了多亲近程度这层意思。
有些与众不同的长者
我是1970年7月初到办在江西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恰逢江南的“双抢”农忙开始。当时我的父亲还是“黑帮”，我母亲的待遇也刚刚好转没多久。我们在“五七”学校没有家，这并非是因为我父母不在同一个连队，而是没有资格。
我的父亲当时在七连菜班挑大粪，母亲当时在二连养猪班喂猪。母亲和同班的单身女同志住一个集体宿舍，我到“五七”学校后，自然就挤进了二连养猪班的男同志宿舍。
当时那个男宿舍有三个人，其中有两位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叔叔，我认识。他们的妻子都在老家，故而他们在中办就处于“单身”状态。还有一位年纪稍长，我以前不认识，妈妈告诉我，他是童小鹏伯伯。
童伯伯和妈妈在一个班养猪，这个班好像有八九个人。童伯伯是班里年纪最大的，个子是男同志里最矮的。显然，人的精神状态从来都不是按个头来度量的，他说起话来声音很大，笑起来更是那种爽朗的哈哈大笑。人再多，他的存在也不会被淹没。
经几天的接触，我发现童伯伯有一些与众不同。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整天一把泥一把汗的，人的衣着铺盖都是因陋就简，补丁摞补丁，说得不客气一点，都比较邋遢。但童伯伯的衣着总是清爽平整的，除了雨天长筒雨靴会沾上泥巴外。另外，我好像没见他穿过有补丁的衣服。他的床铺也总是叠得整整齐齐的。白天，他会把蚊帐拉到一边。不像大多数人，挂上之后就不再动了，直到冬天把它取下洗濯。
进贤的夏季，赤裸着睡还觉得热呢，所以我们的床上除了凉席什么都没有。因此，童伯伯床上一叠光亮柔滑的布料显得很扎眼。他大概看出了我的不解，对我说这个盖在身上很凉爽，还让我触摸感觉了一下。后来到了冬季，我们都盖厚厚的棉被，他床上的被子却看上去特别单薄，他再次为我解惑：“这是丝绵的，虽然轻薄，但比你的厚被子还要暖和。”
童伯伯还有一件劳动布质地的劳动服，式样也很别致。整体有点像列宁装，上面是翻领，下面是斜插的口袋，但下面的口袋上面还有两个跟中山装上部相似的明口袋，有点像电影里美国大兵的军装。我估计不是国货，应该是舶来品，大概是他出国时买的或是别人出国买了送给他的。
总之，从童伯伯的衣着到用品，都与当时“五七”学校总体状况有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在那样的氛围里，并没有引起某些碰撞和冲突。就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太极高手，有什么逆向的东西撞上他便被不露痕迹地化于无形。
我一度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
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位有着诸多与众不同之处的老者是老红军，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文革”初期调到中央办公厅当了一阵子副主任。
在上述诸多头衔中，当时对我最具震撼力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一来当时的周恩来在人们心头的分量很重，日理万机从容应对，是个除了毛泽东以外第二个近似于神的人物。另外，我毕竟在中办的环境里长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是有些了解的，对周恩来的经历以及在党内的地位，行事作风等也还是知道一些，深知他的办公室主任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能做得了的，而他跟了周恩来那么多年。
我的印象也是在“五七”学校听说的，作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主任，他必须对周恩来有问必答，要能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关注多少东西，记住多少东西！这样的人实在是了不起。然而，童伯伯自己从不讲他以往的经历，也没有人主动告诉过我。只是在二连待的时间稍久了，我将断续辗转听到的零星信息拼合在一起，才对他的革命履历有了一点点了解。
被安排在养猪班劳动，说明童伯伯当时的处境并不是太好，但是从他与大家相处的状况看，又不像其他“黑帮”那样被严格管制、隔段时间被批判一下，他有独自行动的自由，应该说，他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宿舍里，我的床和童伯伯的床挨着，我们等于是头对着头睡。我刚住进去，正逢南方农村最忙的“双抢”时节，而我到“五七”学校的第三天，就和二连的“五七”战士们一起早出晚归，投入到抢收早稻、抢栽晚稻的农忙之中。
这里说早出晚归，早到凌晨的三四点，晚到晚上10点到11点。还不到16岁的我，从小在城市长大，第一次领略如此的劳苦，实在有些吃不消。因此每天早晨听到下田的集合哨声，总佯装没听见，继续赖在床上，希图等大部队出发了，躲过“早出”继续睡一会儿。 也许，是因为知道我刚到“五七”学校，还不是正式的“五七”战士，参加劳动是出于一种自愿，所以两位秘书室的叔叔对我的偷懒行径，并没有加以干预。
但童伯伯却很较真，听到哨声后，发现我没起来，他就会起来走到我床前，掀开蚊帐，把我叫醒，说集合了，你怎么还睡？快起来，出发啦。直到睡眼惺忪的我爬起来，出了门，他才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睡他的觉。因为养猪班即便是在“双抢”期间，也仍然是按照原有的作息时间工作，故而他们还可以继续睡一会儿觉。
在整个“双抢”过程中，童伯伯都是这样认真负责地催我早起出工，从不懈怠放松，以致我一次侥幸偷懒都没能得逞。说真的，那些日子我对童伯伯是心存腹诽的，觉得这位长者有点不近人情。
然而，也是由于童伯伯的严加督促，二连的领导在“双抢”后和我谈了一次话，说我从大城市初来，就能坚持和其他老“五七”战士一样，起早贪黑参加紧张劳动，一点没有放松“思想改造”，表现还不错。
“劳动也是一课。”这是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全体人员从北京出发前，汪东兴向他们传达的毛泽东有针对性的最新指示。尽管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实践历史中，劳动带有了变相惩罚的成分，这是需要反思的，但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过好劳动这一关，在人生中则是不该缺欠的必修课。
一些外在的观察和记忆
童伯伯1914年出生，我1954年出生。我当时不到16岁，童伯伯56岁了，我们在兴趣、关注点上，有着太大的差异。所以，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对他的感知，也多是外在的。
妈妈在养猪场喂猪很辛苦，我有空就会到养猪场帮妈妈干点活，因此也时不时看到身在养猪场的童伯伯的原生态。对妈妈来说是很辛苦的活，对童伯伯也是一样的，但童伯伯对这里的活都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从没见他表露过厌烦或苦不堪言的神态。
后来，我看到童伯伯在回忆中写到他当“猪倌”时还曾给母猪接过生。我看过妈妈给母猪接生，接生后，我还在猪圈值过夜班，因为母猪睡觉时可能会把刚生的小猪崽儿压死。那是冬季，猪圈外寒风呼啸，我坐在炭火盆边彻夜守候。我想，这一切童伯伯也都一定经历过。
由于长时间和猪打交道，我感觉童伯伯甚至对猪有了感情，你对猪有什么伤害言行，他会不高兴。还记得有一次在猪圈，我看到童伯伯赶着种猪出圈配种。肥大的种猪，和瘦小的童伯伯，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照。我已记不清在这个过程中那只种猪出了什么洋相，只记得童伯伯那有特色的、爽朗的哈哈大笑突然爆发了出来。
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在初创的两三年间，生活是很清苦的。夏季，蔬菜的品种很少，我印象里基本就是冬瓜和南瓜，还有很少量的空心菜。正餐每顿饭就一个菜，几乎每天都有一顿酱油炒冬瓜，以致我这个曾经比较喜欢吃冬瓜的人，一度看到冬瓜就头晕。
“五七”学校强调艰苦奋斗，进城到街上下馆子，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想自己改善一下，就是买点点心解解馋。“五七”学校校内的小卖部只有很少量的点心卖，也就是芝麻球、江米条之类。
在当时的中办“五七”学校内，笼罩的是对买零食吃持否定态度的氛围。因此人们买点心多少都有点心虚，悄悄地买一点，悄悄地吃掉。然而，这种氛围对童伯伯好像不太具有影响力。他偶尔去买零食，总是堂而皇之地去，买回来就往桌子上一放，吆喝在场的人一起吃。
也许是因为童伯伯资格老、工资高的缘故吧，他偶尔买点零食吃，好像并没见有谁为此给他提过什么意见。而倘若是我们这样，一般是会招来一顿批评的。
他吃零食的动作也有些与众不同，拿着点心朝嘴里送的速度特别快，你往往看不到他手动，就看他嘴嚼起来。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很琐碎的细节，但恰恰是这些，让我眼前又浮现出活灵活现的童伯伯。
不因为你年纪小就对你婉转
让我难忘的童伯伯和我的一次对话，是他对我提出了很不客气的批评。
1966年5月23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田家英自杀。我的父亲被认为和田家英关系密切，很快就遭隔离审查。不久，我的母亲也不能回家了。当时我还不到12岁，两个弟弟一个9岁，一个7岁。为使我们有成年人照看，我带着弟弟们到了在上海的外婆家。
到了上海，也许是因为语言环境因素的制约吧，往昔北方人顺口就带出来的一些脏字，如“文革”期间动不动就挂在嘴上的“他妈的”之类，不多久就从我的嘴上消失了。当然其中并非是我感觉到带脏字不文明，有意识地自我约束，而是因为上海人带脏字的口头禅不这么说，而我又坚持不说上海话，所以上海人那些带脏字的口头禅也始终进入不了我的言语。因此，我的言语在无意识中一度变得很干净。
我并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言语一度相当“纯洁”，但初到“五七”学校和童伯伯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注意到了。然而不幸的是，当我回到北方的语言环境后，没有多久就又被环境给污染了。我自己并不曾意识到，可童伯伯却对我的这个变化感觉很敏锐。
一天傍晚，我正抒发着白天劳累的感慨，童伯伯突然打断我的话说：“你怎么小小年纪，说话带这么多脏字？”我回嘴说：“我没觉得呀，大家不都这么说的吗？你怎么不说他们，单单说我呢？”
“你自己数数，你刚才说了几个‘他妈的’。你刚来还不这样，怎么好的还没学多少，坏的倒学得这么快？”他的语气并没有温和起来。他说的显然都不错，说话带脏字绝不是什么良好习惯，我无言以对，但被他这么不留情面硬邦邦地批评，脸上实在是在有些挂不住。
对年龄相差这么大的孩子，批评也不婉转一点？我当时的内心是很有些怨气的。但在他批评后，我留意了一下自己的言语，确实发现夹带不少脏字，这让我自己也对之感到吃惊。之后的几天里，我为清除口中的脏字作了一番努力，故而没再因为我的言语问题受到他的指责。我如今还能勉强算个文明人吧，不知是不是和少年时的那一次挨批评有些内在的关联。 如果不是童伯伯这么毫不留情地批评，我自己也许不会很在意这件事。过了许多年，再回想这件事，我感觉如果批评是轻描淡写、不痛不痒的，就失去了批评的意义。一下子就刺痛你，才可能让你无可敷衍，重视起来，继而用心改过。这，也许正是童伯伯批评艺术的高妙所在吧。
倒数第一的“游泳健将”
在“双抢”结束后的一天，“五七”学校组织了一场横渡青岚湖的比赛。毛泽东喜欢游泳，提倡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对这一点，没有比工作在中南海里的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体会更深刻的了。
因此，即便是在“五七”学校，即便是处于紧张的农业劳动之中，这样的游泳比赛活动，也举办得异常隆重热火，男女老少许多人都积极参与。比赛分男、女，青年组和中老年组进行。童伯伯也参加了比赛，他在中老年组。
我还清晰地记得，童伯伯的游泳裤是一条绿色的，看上去像西装短裤一样的大裤衩。看童伯伯那样的打扮，我觉得挺好笑。哪有穿这样的大裤衩游泳的，咣里咣当的，又兜水，怎么游啊。但童伯伯告诉我说，这可是正经的游泳裤。后来他专门给我看了，这裤衩是两层的，里面还有一层紧身的。看来还真有这样的游泳裤，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
那天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在前面，我参加了，先游到对岸，就坐在岸边观看后面的比赛。我看到童伯伯在中老年组里，下水不久就落在了后面。继而别人都游到了岸边，水中只剩他一人在“闲庭信步”。
等他上岸时，二连的好几名“五七”战士跑过去扶他。晚饭后，人们在闲谈中说到白天的比赛，童伯伯不仅没有为他是最后一名有丝毫的沮丧，反而很得意，说他是整个比赛中岁数最大的，而且游到了对岸没有中途退缩。
在那天的游泳比赛过程中，始终有木船跟随，谁要是感觉不行了，可以立即上船，而童伯伯尽管落在了后面，却坚持游完了全程。
“我也是第一啊，倒数第一。”他乐呵呵地说，引起旁听者的一片笑声。也许是听到旁边有人夸赞，童伯伯更得意了，随之说起一件更让他骄傲的水中往事。
当年在中南海，夏季工作之余，可以在海里划船。一个黄昏，童伯伯和家人划船划到了万善殿西边的水上凉亭水云榭，准备上亭观看。
“紫非（童伯伯的夫人）一脚踏上水云榭，一脚还在船上，突然失去平衡，扑通一下掉到了水里。当时附近没有别的船和人，我立即跳到水里救她。她已经怀着我们的孩子好几个月了，是个大肚子，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她从水里托到了船上。你们说我的游泳水平怎么样？”
“我们要和加拿大建交了”
在我最初和童伯伯同处一室的那段日子，他在我眼里总是显得精力充沛的样子。不管在养猪场劳动到多晚回来，我从没有过他一脸疲惫神情的印象，不知这是不是因为他老跟着周总理练出来的。
那时，他自己订了份《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每天不论什么时间下班，他都会坐在床头，把当天的报纸看一遍。
长辈们都看报纸，这种场景对还是青少年的我来说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有一件事让我记忆颇深。那一天，童伯伯看完报纸，放下时顺口说了一句：“看样子，我们要和加拿大建交了。”几个月后的10月13日，我在广播里听到了中国和加拿大建交的联合公报。
中国和加拿大建交的谈判是在瑞典进行的，谈判期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相关的报道，因此大家对中国和加拿大建交都感觉突然。特别是在“文革”开始后，中国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处于低潮，谁也想不到中国会在美国后院交上了朋友，从1970年末开启的新一轮建交潮，居然是从与属于西方阵营的加拿大建交发轫的。
显然，童伯伯看报纸不仅仅是从中知道了些什么，还能够从中分析推演出些什么。阅读，不应该仅仅是被动知道，而应该有更具主动性的想到。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如此清晰的意识，我却因为这件事对童伯伯萌生了一种钦佩之情。再回到二连、回到那间宿舍时，便会留意童伯伯在与人闲谈时说些什么，会在听了他的话之后，对他谈到的事务作一些思考。
那时，我已经离开二连，到了约在15公里之外的“五七”中学，在那里等待着与即将毕业的“五七”中学三排学生一起进行比较正式的工作分配。
有一天，我听到几个在“五七”中学当老师的原机要干校学员在闲聊。他们开始在聊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聊着聊着有人提问说：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谁分析问题有水平？我听到后就插了一句说，我觉得童小鹏有水平。
我的话引起一位机要干校学员的不屑，他说：“童小鹏算什么？一个老机老右！”“老机老右”，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老右倾分子”的缩略语。现在想想，“文革”期间的年轻人真是太不把老资格们放在眼里了。这是彼时的大气候，任何一个角落，都躲不开这种情绪。
同时，机要干校学员的这种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童小鹏伯伯当时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里的实际处境，他不算是一个正面人物。
他眼睛红红地伏案疾书
也是在“双抢”结束不久，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到了“五七”学校。他是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完之后，从庐山上下来，于返京途中特意在进贤作停顿的。
汪东兴此次来“五七”学校，巡看了整个学校的情况，召集了一个全体连以上干部的会议，对学校未来发展，如何长期办校，坚持走“五七”道路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汪东兴那次来进贤，还和一些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进行了单独谈话。据我所知，当时单独谈话的对象有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机要局原局长李质中，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管理局原局长邓典桃，还有我的“室友”童小鹏。后来，我得知还有其他一些人，好像还有当时还未“解放”的机要室原常务副主任康一民。
当年汪东兴和每个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这个对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历史关注了几十年的人，到现在也没有听到和看到他们本人的披露。但我后来知道，汪东兴在同这些人谈话时，都谈到了毛泽东对这些人所作的简略评价。 其实，毛泽东的评价也就是那么一两句话，有的好像还是弦外之音，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在当年，毛泽东的只言片语，直接关系着他们的政治生命，而政治生命，在这些干部的人生价值排序中，应该是第一位的。
童小鹏伯伯从被叫去谈话，到他谈话回来，我都看在了眼里。他是被从养猪场叫出来的，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去了校部那边。当时二连、十一连和校部的建筑群在一起，而二连与校部之间就隔着一个深六七米、宽三四十米的洼地。
过了10多分钟不到20分钟的样子，童伯伯就回来了。我现在也忘记了，我当时是怎么知道他是去和汪东兴谈话的，也忘记了那天我为什么会在宿舍里待着。他谈完话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是红红的，显然是流了不少眼泪。
在那个时候，说什么能让中央办公厅的老干部感激涕零呢？我推想是汪东兴也对他说了毛主席的话，而且可能就是童小鹏没什么大问题，锻炼锻炼还可以继续工作之类的话。但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政治前途未卜的老干部来说，能得到毛泽东这样一句评语，夫复何求？
我记得童伯伯回来后，就拿出一个小笔记本，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起来。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就知道童伯伯写日记，我想他是把这天午后的谈话情形写在了日记里。
如果童伯伯的日记还保留着的话，我真希望丹宁能找到那一天的日记看一看，那就可以知道汪东兴那天和童伯伯究竟讲了些什么，是不是记录有与童小鹏密切相关的一段珍稀的毛泽东语录，以及童伯伯当时的心情。还可以印证一下我的推测是不是有道理，抑或与事实有着八九分的贴近。
作为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生活了八年的人，作为一个在那里亲身感受了自己父亲从“黑帮”到重归人民内部的人，我是非常能理解童伯伯与汪东兴谈话后的情绪的。
一个跟着毛泽东革命了几十年的人，突然被从毛泽东的革命阵线中排除了出来，在经过数年检讨、努力和渴盼之后，终于获准回到革命队伍，又有了“继续革命”的资格，他怎能不泪水纵横？
毛泽东是领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真理的化身，一切以毛泽东的言论和判定为准。被排除在毛泽东的阵线之外，是与失去生命一样可怕的事情。这在20世纪70年代，是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思维定势，也是十几岁的我的思维定势。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期被推为经典、流传国内的几句话：“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这是因保护群众，扑向意外着火的防雹土火箭的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第四团二营副政治教导员门合写下的豪言壮语，他牺牲后被授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的荣誉称号。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人都不愿承认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认知阶段，都会在历史已被翻过两三页之后的回忆文字中，把彼时的自己描绘成另外一副样子。我很钦佩这些人的思想进化方式，只需将回忆文字改一改，必要而苦涩的历史沉思就都可以省略了。
“从坐轿车到拉板车”
汪东兴离开“五七”学校不久，他对连以上干部的讲话，就部分地向全体“五七”战士们作了传达。他的讲话中有一段对童小鹏伯伯的表扬，说他在干校锻炼大有收获，从原来的坐轿车，到现在的拉板车，完成了进城后当官做老爷到重新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思想转变。
我记得“从坐轿车到拉板车”还被写进了当时中央办公厅的简报，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名言，作为高级干部在“五七”学校锻炼改造的形象比喻。
其实，到过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的人，基本上都有过拉板车的经历。养猪班的人，更是每个人都拉过板车。
那个时候，猪饲料的主要成分是被粉碎后的米糠。二连养猪的米糠，主要是从进贤县第二酿造厂进货。第二酿造厂距离二连驻地也就300米远的样子，却是一条差不多有30度的长坡。从驻地去酿造厂是大下坡，而从酿造厂返回驻地就成为大上坡。去酿造厂时，车上是几条空麻袋；返回时，则是几百斤近千斤的米糠。
负重一千多斤的车子，一个人在平路上拉，算不得什么。但是在上坡路，即便是拉上二三百斤，也十分吃力，何况是一个300米的长坡。童伯伯有自知之明，他独自拉车也就装300斤左右。但这对一位56岁，个头瘦小，又脱离体力劳动几十年的老者来说，已经是很艰难的了。
我记得妈妈说过，她自己第一次去酿造厂拉糠，就想多拉一些，大概装了有千把斤吧。结果拉了不到100米就拉不动了，没坚持多久就被车拖着下滑，最后车子翻进了路边的水沟里，她不得不分两次才把糠拉回去。
拉糠的活几乎是天天要干的，于是，一位老者拉着板车缓缓而行，成了那段时间长坡上的一道风景。我曾经有几次在路上碰到童伯伯拉车，便帮着他推回到二连驻地。当然，那时的我更多的是在休息日里和妈妈一起去拉糠。因此我知道，就是拉300斤糠，在那段坡路上，童伯伯要付出多少汗水。
许多人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待十年八年，其他连队的人对其是干什么的没有任何印象，但童小鹏伯伯拉板车，则成为了整个中央办公厅都闻名的事情。一说起童小鹏在“五七”学校，便都知道他拉过板车，都说得出“从坐轿车到拉板车”这个掌故。
自从汪东兴到“五七”学校，自从“从坐轿车到拉板车”这句名言流传开以后，童伯伯的处境渐渐地有所改善。后来，他不养猪了，到了生产组，当了生产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生产组组长是成元功，是周恩来的卫士长，他们是老相识了，此刻成了搭档。
我从1970年10月离开二连后，周末回二连探望妈妈，还是要在养猪班的男宿舍凑合一夜，因而还能和童伯伯相聚，听他说笑。但他去生产组以后，就搬到洼地的另一边住了，我们的“室友”关系也就从此结束了。
因为从那以后就很少能再见到童伯伯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五七”学校的，我都没有印象。很久很久以后，他写了《风雨四十年》一书，我认真地看了，书中说他是1971年12月从江西进贤回到北京的。
根据童伯伯的记述，我应该从1971年底起就再没与童伯伯见过面了。但他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身处逆境之中，却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积极生活的定力，那种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的追求充满自信，对理想信念毫不动摇的精神，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