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今天的时代有点不合时宜、灰头灰脸，《药》《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名作相继从课本里面被删。武侠作家金庸的作品则开始登堂入室，《雪山飞狐》《天龙八部》等被选入课本。人们不禁有疑问，难道金庸能代替鲁迅？
　　金庸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武侠小说的奇迹，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保守估计，金庸小说全球发行量超过了3亿册，有关的电影电视超过100多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阅读神话。
　　对金庸的评价也是越来越高，登峰造极。王一川在重排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座次时，将金庸排到第4位。红学专家冯其庸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专门研究金庸的陈墨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胡文辉为严晓星《金庸识小录》作序：“对于伟大的作品，因其内涵的丰富性，总会有不同视界、不同专业的解读。对曹雪芹是如此，对金庸也应是如此。其实论知识和思想水平，相对于各自的时代，曹雪芹又何曾及得上金庸呢？”连曹雪芹都不如金庸了。
　　冯其庸把金庸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提出了“金庸精神”，在《<金庸研究>叙》中说，“它也象征着金庸精神的胜利，金庸精神的发扬光大”。
　　对金庸的研究，继“红学”之后，称之为“金学”，除中国大陆之外，有14所大学开设了“金学研究”学科。有人做过统计，所谓的“金学”研究专著不过几十本，而对鲁迅的研究可以说不计其数，可是从来没人说要有“鲁学”。学者王彬彬讽刺所谓“金学”云云，实在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胡说”。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采访时说，“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100年后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就其形式的严谨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能够与作者匹敌。”
　　对于顾彬来讲，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并且代表着“中国的声音”。
　　顾彬教授在广东汕头大学讲座中认为，金庸绝对不是一位现代作家，金庸作品现代性不足，娱乐性、故事性太强，并且情节雷同，看一部金庸小说就等同于看过他的所有作品。
　　对金庸的评价历来有两个极端：一个吹在天上，一个踩在脚下。
　　王朔直截了当地认为：“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
　　金庸的创作主题一直标榜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是在王朔看来都是扯淡：“中国旧小说大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诲淫诲盗，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的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金先生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脸上苦苦贴金？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可能是我不懂，渴望正义也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扯出个大原则，最恶心。”
　　李敖直接认为，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全部都登不了大雅之堂，而且用了“不入流”三个字直接定性，连看都不愿意看，“臭鸡蛋闻一闻便行了，还用得着全吃吗？”
　　李敖在《“武侠小说”，着镖！》《“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等文章中，质疑和批判了武侠小说以及金庸的价值，“它的格局多是一群妇人、孺子、跛子、瞎子，一些弱者或者有缺陷的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秘笈或天书一部，然后突然侠身剑骨起来……他的结局多是弱胜强、小胜大、偶然胜长久、变数胜常数的套子，正好适合挫败者的口味，正好满足逃避现实者和弱者的自卑心灵。”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助长了一种“集体的挫败情绪”。
　　金庸本人对于武侠小说的地位也不自信，他曾在1969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30年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国际研究讨论会闭幕式上，金庸也在一片盛赞中发表了演讲，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
　　胡适在195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旧的武侠小说品位不高、诲淫诲盗、封建糟粕、忠孝节义、滥杀无辜，一直被文学界的人士所鄙视。金庸的贡献在于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和档次，提高了通俗文学在文坛的地位。
　　金庸的小说绝不是有人说的文学革命，并没有超越出武侠小说的文学样式、观念和范围，缺乏文学的独创性。鲁迅的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茅盾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鲁迅的影响力正如有人所说的，20世纪的中国文坛被鲁迅先生一个伟大的身影所掩盖。
　　武侠小说就是以消遣娱乐为主，金庸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可是金庸小说的精神内涵仍然在于儒家伦理的“忠”“孝”“节”“义”，再加以道家、佛家的东西。它并不为读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暂时的安慰，意淫天下、做白日梦。要不怎么会有人说它是成年人的童话，也有人说是精神鸦片。王朔言之“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儿活得太累”。
　　在思想高度和精神内涵上，金庸无法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是一个向旧世界宣战的战士，“我以我血荐轩辕”“横眉冷对千夫指”，唤醒沉睡者、启蒙麻木者、鼓舞战斗者，去开创第三样时代。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在现代文坛上无人能超越。
　　鲁迅才是真正的大侠，为国为民的大侠。内山完造说：“我认为，他是在日本古代武士的骨骼上长着中国肌肉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卓越的预言家。看着他平常的举止言谈，不知为什么，仿佛给人以日本古代武士的感觉，任何权势和金钱对于他不屈不挠的精神都是没有法子的，他是一个不轻易动感情的人。”
　　在与池田大作的一次谈话中，金庸这样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鲁迅是精英文化的标志，金庸是通俗文学的代表，境界不同，各有千秋。
　　侠之大者，鲁迅；俗之大者，金庸。鲁迅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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