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30日，尤金·史密斯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维琪塔市的惠科塔地区。他的摄影启蒙从十四岁的中学开始，那时他喜欢航空体育摄影，并受到了新闻摄影师法兰克·诺埃的启蒙。在中学毕业后，史密斯受雇于当地的《鹰报》、《灯塔报》，任摄影记者，并有机会进入美国中西部沙漠盆地拍摄了灾荒景象。史密斯在摄影上的勤恳与钻研，让他在1936年获得了一笔特殊的摄影奖学金，并获得了入鹿特丹大学学习的机会。在这里他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系统地学习了摄影理论，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摄影主张。
　　三进三出《生活》杂志
　　毕业后，史密斯加入了刚创刊不久的《生活》杂志，这时他年仅19岁。然而，入驻《生活》杂志并没有让他的工作快乐起来。原因是他坚持使用刚问世的6×6小型快速照相机拍摄的工作做法，与当时杂志都采取大型相机的做法十分不符，最后遭到了《生活》杂志的开除。史密斯认为使用小型照相机相较于使用大型相机有更大的探索自由，更大的灵活性，有更多的摄影角度，可以抓取大型相机难以捕捉的生动画面。他不满足于那种“景深极大，感情深度不足”的作品，宁可失业也不放弃对 “自由摄影” 的追求。就是这一想法，让他一生曾三进三出著名的《生活》杂志。
　　走进战场的血肉镜头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史密斯被一家出版公司派往“独立号”航空母舰采访太平洋战区许多岛屿的战役。此间，他拍摄了大量的前线现场照片，并受到了世人关注。1944年，史密斯再度加入《生活》杂志，并被派往太平洋战区工作。其著名的战地专题摄影作品《赛班岛》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塞班岛上，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他后来写道：“我每次按下快门，都是对人类罪行的诅咒和责难，同时我希望这幅照片能够长久流传，在未来能够唤起人们心中的共鸣，让他们警醒、回忆和思考。”他说，“我希望我的照片，不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而是对战争的控诉——对战争野蛮、堕落、残忍地伤害人们的精神和肉体的控诉；我希望我的照片能够成为动人而有力的催化剂，一个思考的催化剂——使这样的罪恶和残暴的愚蠢行径不再发生。”
　　虽然，他用手中的照相机报道了残酷的战争，让远离战场的民众也能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但血肉之躯终究抵不过惨烈的炮火，他也在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地负伤，终因伤势严重被迫返回纽约治疗。
　　坚持有味道的“摄影文章”
　　1946年，在他伤愈后重新拿起照相机拍摄的第一幅作品就是《乐园之路（A Walk to Paradise Garden）》。这幅照片拍摄的是他的两个孩子穿过一段林间小路，走向一片阳光普照的地方。这张照片被选作1955年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人类的家庭”展览的压轴作品，并成为世界知名之作。
　　在战后的年代里，史密斯用照相机抓取了当时富有希望的生活情景，也抓取了社会的阴暗面，他的照片成为对社会生活的典型纪录。他说：“我设法用我的工作去影响人民，设法用照片去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作出自己的结论。”
　　史密斯生前一直倡导“摄影文章”，这同“专题摄影”在形式上异曲同工，这一主张使他的摄影作品具有更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的人物思想风貌。比如，《西班牙村落》、《三K党》、《无菌生活研究》等作品，都深刻地刻划了人物和事件，让人有极深刻的印象和理解。自1946年三进《生活》杂志至1954年辞职期间，他大约完成了58个摄影专题。其中，1948年于科罗拉多的克莱姆林开始拍摄的《乡村医生》，讲述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怎样为贫苦的人们看病而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它用有力、清晰而不失美好的方式展现了诸如同情、荣耀、日常工作、出生和死亡等等人类必然经历的人生过程和情感。由于他的照片如此让人动容，甚至让人以为这是他精心导演、安排出来的。为此，他甚至遭到了欧洲摄影界的批评，成为评论家们揶揄的“理想的浪漫主义者”。
　　“尤金·史密斯奖”活在摄影人心里
　　1955年，史密斯离开《生活》进入玛格南图片社，但这次合作也并不长。此后，他一直坚持自己编纂图片故事集，不让编辑们胡乱“糟蹋”自己的那些照片。晚年的史密斯变成了一个性格乖戾、十分固执的老人。正当他接受《看》杂志的邀请，打算重新端起相机时，他的身体垮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1979年，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设立了“尤金·史密斯奖”，表彰他对人生的信念，并鼓励在摄影界取得突出成就的后来者。
　　“尤金·史密斯奖”秉持“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的原则，面向全球纪实摄影者设立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下设大奖1名和鼓励奖1至2名。这一奖项的设立，也让“尤金·史密斯”永远活在摄影人的心里。
　　摄影/尤金·史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