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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了记者訾北佳暗访北京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节目，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北京电视台以及负责报道该新闻的记者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不久有关部门便发现该新闻纯粹是记者自编自演的新闻，形势急转直下，北京电视台成为风口浪尖上的批评对象，有关领导被处理，而始作俑者因犯损害商品声誉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纸馅包子”对媒体的公信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污染了中国纯洁的传媒生态，引发我们对中国新闻业激烈竞争和市场效益的反思。
中国新闻业过度竞争的诸种现象
“纸馅包子”新闻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现象，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综合反映。传媒业过分追求市场效益，业界竞争过度激烈所造成的诸种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审视中国传媒业的竞争。
新闻民工现象。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新闻工作者为民工合法权益鼓与呼的身影，听到的是新闻工作者维护群众利益的声音，然而，由于法制不健全，新闻业也存在“新闻民工”现象，主要体现在新闻机构为了减少开支，大量聘用合同工、临时工等现象。许多媒体临时工的数量远远多于正式职工，如中央台除了正式职工和聘用人员共计3000人外，其他7000～8000人几乎都算临时工，其中还包括一些著名节目主持人。
由国家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编的《2005年中国人才黄皮书》显示，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总数为75万人，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核发的新版记者证只有14万多件，也就是说，只有20％的从业者领有新闻总署或者广播电视总局的記者证，而高达80％的从业者是临时聘用的员工。另有资料显示，约43％的媒体从业者没有与所服务的媒体签订劳动合同，当然也就没有“三险一金”。许多人甚至没有工作证、记者证，有的人为媒体干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正常的工资待遇等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没有权益保障的“新闻民工”。
严重信赖新闻线人和网络。比较同城的新闻媒体，同质化新闻常常令受众不满。据笔者统计研究，广州同城报纸的新闻同质化程度已经高达40％以上，国际新闻几乎100％相同，因为均来自新华社，而都市新闻大都从同一个报料人采获，除此之外，每天均有3～4条从网络上复制来的新闻，有时候一个版面就是赤裸裸地网络信息摘抄版。
新闻高度同质化促使受众只选择一份报纸，一个广播频道，一个电视频道，结果使竞争更加剧烈。竞争加剧，电视频道不减反增，报纸版面不减反扩，高质量的新闻源头日益萎缩，记者面对工作压力，不得不严重依赖线人和从网上寻找新闻，这样就为新闻失实或者造假埋下祸根。
从线人、网络得来的线索，既无法保证其真实性，也无法进行核实，职业道德若被抛诸脑后，失实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3．过分追求新闻时效。目前，新闻行业竞争激烈，对一些热点问题、时效性强的消息，如果让其他媒体首先报道，那么面对记者的不仅是主编和栏目负责人的严厉斥责，奖金也会被扣减，因此，许多记者不惜冒新闻失实的危险报道新闻。有些记者责任缺失，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核对事件的真实性，有的人甚至认为，转载假新闻不一定算事故，但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转载了，而他们漏掉了，那才算事故，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饭碗。这既反映了竞争的残酷性，也反映了传媒本位主义，只顾及局部利益的现象相当严重。
唯收视率。唯经济效益，造成唯收视率，结果引发炒作、虚假新闻的泛滥。訾北佳为了报道此起轰动性新闻，连续买了十几天的包子，均没有发现问题后，不得不自雇民工做起了“纸馅包子”。
从最初的生产到最后的面世，“纸馅包子”暴露出来的媒体经营管理链条中重要的经济效益环节，是促使失实、造假新闻出台的重要原因。效益第一，而把社会效益放在次要的位置，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违背良心，将真实的原则性抛诸脑后，而为了“收视率”背后的广告收益，具有轰动效应但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假新闻也让负责人犹豫起来，甚至为其开绿灯。
追求收视率，固然有助于推动电视业的发展，但是过分苛求，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如何平衡经济收益和社会责任的矛盾，一方面需要法律的威慑，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业者职业道德的节制。
对“纸馅包子”新闻背后的反思
因为新闻竞争以及记者职业精神缺失而造成的“纸馅包子”新闻，给新闻媒体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避免不良竞争对传媒业的伤害，如何加强新闻队伍的管理，以及如何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匡扶正义等问题。
完善新闻行业的管理。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需要规范管理。目前，各机构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奖励和惩罚机制，如“末位淘汰制”、“稿件计分制”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记者的积极性，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重量而不重质，重轰动效应而缺乏理性思考。当新闻从业人员在发稿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连环考核中都沦为“弱者”，患上工作焦虑症，甚至是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记者的生存与发展的体制环境。可想而知，一个压力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能期望他以什么样的心情和视角去关注这个社会！
“新闻民工”也正是这种媒体生态下的产物，他们中的一些人，既缺乏归属感，也缺乏责任感，有些人更谈不上恪守职业道德。过度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给造假者提供了空间，所以在“纸馅包子”事件中，我们看到，除了记者外，北京电视台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唯收视率，对栏目聘用人员疏于管理，管理不规范，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对新闻采播管理制度把关不严，审核不细，执行不力，虽然对该新闻存在疑问，但是鉴于新闻的轰动性，没有核实就让其播出，结果酿成严重后果。
媒体的公信力需要以法制与规范为保障。1991年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已很难适应媒体及其队伍的发展，需要从更高的法律层面对此方面进行规范，才能分清记者、媒体的角色，分清权利与义务，增强惩罚的威慑力和合法性。
加强新闻道德操守教育。目前，新闻业激烈的竞争使媒体普遍忽视了对记者的职业道德的再教育。据北京《京华时报》报道，訾北佳曾任职中央电视台，并制作过多个高收视率的节目，属于主力编导。然而，这样一个记者竟然出现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加强记者职业道德的警钟。
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媒体不能把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全抛给新闻院校，而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对记者进行职业道德的敲打，培养记者“带着使命感做新闻”的精神，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媒体也要创造条件，营造一种积极向上，敢于负责，严格把关，关注职业精神的氛围，以高度的新闻责任心、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打造关系到媒体未来发展大计的人才队伍，帮助记者成长。
坚持履行监督责任。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准确性，要对揭露性的新闻进行严格把关。我们不能因为“纸馅包子”虚假新闻的个案就全部否定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成果，更不能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揭露危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在保证采证记录完备，确保新闻事实的前提下，我们更要履行媒体敢言，匡扶社会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在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公民社会，外在的监督制约将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改善社会风气，而在信息封闭、监督缺位的威权社会，国民缺乏共同信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缺乏透明的竞争秩序，将导致人心迷失，诚信缺乏，道德沦丧的后果。良好的社会风气只有在透明的环境下，依靠媒体监督和舆论压力才能实现，国民的道德素质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提高。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暨南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编校：施宇
中国新闻业过度竞争的诸种现象
“纸馅包子”新闻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单独、孤立的现象，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综合反映。传媒业过分追求市场效益，业界竞争过度激烈所造成的诸种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审视中国传媒业的竞争。
新闻民工现象。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新闻工作者为民工合法权益鼓与呼的身影，听到的是新闻工作者维护群众利益的声音，然而，由于法制不健全，新闻业也存在“新闻民工”现象，主要体现在新闻机构为了减少开支，大量聘用合同工、临时工等现象。许多媒体临时工的数量远远多于正式职工，如中央台除了正式职工和聘用人员共计3000人外，其他7000～8000人几乎都算临时工，其中还包括一些著名节目主持人。
由国家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主编的《2005年中国人才黄皮书》显示，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总数为75万人，而到2005年年底，全国核发的新版记者证只有14万多件，也就是说，只有20％的从业者领有新闻总署或者广播电视总局的記者证，而高达80％的从业者是临时聘用的员工。另有资料显示，约43％的媒体从业者没有与所服务的媒体签订劳动合同，当然也就没有“三险一金”。许多人甚至没有工作证、记者证，有的人为媒体干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正常的工资待遇等合法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越来越多的人沦为没有权益保障的“新闻民工”。
严重信赖新闻线人和网络。比较同城的新闻媒体，同质化新闻常常令受众不满。据笔者统计研究，广州同城报纸的新闻同质化程度已经高达40％以上，国际新闻几乎100％相同，因为均来自新华社，而都市新闻大都从同一个报料人采获，除此之外，每天均有3～4条从网络上复制来的新闻，有时候一个版面就是赤裸裸地网络信息摘抄版。
新闻高度同质化促使受众只选择一份报纸，一个广播频道，一个电视频道，结果使竞争更加剧烈。竞争加剧，电视频道不减反增，报纸版面不减反扩，高质量的新闻源头日益萎缩，记者面对工作压力，不得不严重依赖线人和从网上寻找新闻，这样就为新闻失实或者造假埋下祸根。
从线人、网络得来的线索，既无法保证其真实性，也无法进行核实，职业道德若被抛诸脑后，失实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3．过分追求新闻时效。目前，新闻行业竞争激烈，对一些热点问题、时效性强的消息，如果让其他媒体首先报道，那么面对记者的不仅是主编和栏目负责人的严厉斥责，奖金也会被扣减，因此，许多记者不惜冒新闻失实的危险报道新闻。有些记者责任缺失，不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核对事件的真实性，有的人甚至认为，转载假新闻不一定算事故，但如果他们的竞争对手转载了，而他们漏掉了，那才算事故，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饭碗。这既反映了竞争的残酷性，也反映了传媒本位主义，只顾及局部利益的现象相当严重。
唯收视率。唯经济效益，造成唯收视率，结果引发炒作、虚假新闻的泛滥。訾北佳为了报道此起轰动性新闻，连续买了十几天的包子，均没有发现问题后，不得不自雇民工做起了“纸馅包子”。
从最初的生产到最后的面世，“纸馅包子”暴露出来的媒体经营管理链条中重要的经济效益环节，是促使失实、造假新闻出台的重要原因。效益第一，而把社会效益放在次要的位置，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违背良心，将真实的原则性抛诸脑后，而为了“收视率”背后的广告收益，具有轰动效应但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假新闻也让负责人犹豫起来，甚至为其开绿灯。
追求收视率，固然有助于推动电视业的发展，但是过分苛求，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如何平衡经济收益和社会责任的矛盾，一方面需要法律的威慑，另一方面也需要从业者职业道德的节制。
对“纸馅包子”新闻背后的反思
因为新闻竞争以及记者职业精神缺失而造成的“纸馅包子”新闻，给新闻媒体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避免不良竞争对传媒业的伤害，如何加强新闻队伍的管理，以及如何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匡扶正义等问题。
完善新闻行业的管理。激烈的市场竞争，尤其需要规范管理。目前，各机构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奖励和惩罚机制，如“末位淘汰制”、“稿件计分制”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激发记者的积极性，但是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重量而不重质，重轰动效应而缺乏理性思考。当新闻从业人员在发稿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连环考核中都沦为“弱者”，患上工作焦虑症，甚至是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正视记者的生存与发展的体制环境。可想而知，一个压力重重的新闻从业人员，能期望他以什么样的心情和视角去关注这个社会！
“新闻民工”也正是这种媒体生态下的产物，他们中的一些人，既缺乏归属感，也缺乏责任感，有些人更谈不上恪守职业道德。过度市场化的制度设计，给造假者提供了空间，所以在“纸馅包子”事件中，我们看到，除了记者外，北京电视台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唯收视率，对栏目聘用人员疏于管理，管理不规范，存在明显漏洞，其次对新闻采播管理制度把关不严，审核不细，执行不力，虽然对该新闻存在疑问，但是鉴于新闻的轰动性，没有核实就让其播出，结果酿成严重后果。
媒体的公信力需要以法制与规范为保障。1991年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已很难适应媒体及其队伍的发展，需要从更高的法律层面对此方面进行规范，才能分清记者、媒体的角色，分清权利与义务，增强惩罚的威慑力和合法性。
加强新闻道德操守教育。目前，新闻业激烈的竞争使媒体普遍忽视了对记者的职业道德的再教育。据北京《京华时报》报道，訾北佳曾任职中央电视台，并制作过多个高收视率的节目，属于主力编导。然而，这样一个记者竟然出现新闻职业道德的问题，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加强记者职业道德的警钟。
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天生的，而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媒体不能把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全抛给新闻院校，而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对记者进行职业道德的敲打，培养记者“带着使命感做新闻”的精神，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媒体也要创造条件，营造一种积极向上，敢于负责，严格把关，关注职业精神的氛围，以高度的新闻责任心、严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打造关系到媒体未来发展大计的人才队伍，帮助记者成长。
坚持履行监督责任。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准确性，要对揭露性的新闻进行严格把关。我们不能因为“纸馅包子”虚假新闻的个案就全部否定了媒体舆论监督的成果，更不能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揭露危害公众利益的事情。在保证采证记录完备，确保新闻事实的前提下，我们更要履行媒体敢言，匡扶社会正义，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在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公民社会，外在的监督制约将提高国民的道德素质、改善社会风气，而在信息封闭、监督缺位的威权社会，国民缺乏共同信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缺乏透明的竞争秩序，将导致人心迷失，诚信缺乏，道德沦丧的后果。良好的社会风气只有在透明的环境下，依靠媒体监督和舆论压力才能实现，国民的道德素质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提高。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暨南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