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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突发事件 报道
近些年来,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加大,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3·14”藏独事件、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等,这些对媒体提出了严峻考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其引起的社会舆论具有巨大的威力,舆论引导出现偏差容易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媒体报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问题不仅是政府处理危机公关的首要议题,也是新闻传播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做好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做到既要保证公民对信息的知晓权,也要实现舆论的和谐平衡,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一、报道做好舆论引导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导向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以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为例,这场灾难伤害之深,波及面之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媒体从业人员在报道时,从人性的角度看着一堆堆悲情的文字和画面,自身也无法不痛心。这场灾难引发的悲情使得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媒体都成了一颗颗的“催泪弹”,让受众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也因此才有踊跃的献血者、捐款者以及志愿者们。但这种悲情应当要适可而止。笔者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位老太“5·12”地震之后每天看来自灾区的消息,长吁短叹,甚至每天几个电话让儿女去捐款,最后,老太终于顶不住心理压力住进了医院。这位老太只是亿万民众中的一员,但她的表现却是有代表性的。而灾后的国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举国的悲痛,更需要的是一种更加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悲情之后,下一个主旋律应该是励志奋斗。灾区人民咽下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苦涩,积极重建家园;军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救援灾区被困群众;各地医疗、援建队伍纷纷汇集至灾区。这一幕幕振奮人心的场景应该通过各种媒体传达给受众,以增加国人抗击灾难的信心和决心。
去年在对拉萨“3·14”事件报道中,有些媒体在事件发生的一开始舆论引导缺位,没有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不过,在后来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进行了舆论跟进,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通过及时全面报道,以确凿的证据、翔实的内容和权威的解读,向全世界公布事件真相,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和各方反应,明确诠释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总之,媒体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在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切实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维护社会正义,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增进团结和谐之目的。
二、报道内容务必真实准确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同时增强了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国内突发事件报道的环境正处于宽松状态,也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此外,从媒体技术发展的前景来看,新媒体层出不穷,人们对于信息的了解渠道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传统媒体身上,发布信息的源头大大增加。这也给媒体报道突发性事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12”汶川地震刚刚发生不久,随即就有很多类似“北京将会有2-6级的地震”等这样的谣言不断传出。在这样的时间,如果在媒体上发布这样的消息,对于受众不啻是引爆了一枚炸弹,让他们本已脆弱的心更加惶恐。当出现这样的消息时,无论真假都要慎重处理。其实,仔细甄别,这样的消息是站不住脚的。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2-6级地震中间的悬殊有多大,2级以下算是微震,2-4级属有感地震,而5级以上算是破坏性地震,“2-6级地震”的说法,是任何一家权威机构在预报时都不会犯的错误。
新闻媒体在报道重大事件时要遵守新闻宣传的纪律,要合理地把握好报道时机,这点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尤其要注意。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时,要坚持使用新华社等权威来源的稿件,真实地报道灾区情况,不仅是一个遵
守新闻纪律的问题,更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
三、及时传播各种权威信息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舆论导向更是如此。重大突发事件具有分量重、影响大、情况复杂、敏感程度高、后果严重等特点。一旦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没有进行及时的舆论引导,就会给谣言和流言传播以更大的空间,进而激化矛盾,造成突发事件的失控,这对于国家的安定团结不利。今年,安徽肥东县发生轻微地震后,合肥出现各种有关地震的传闻,给合肥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许多市民甚至晚上搭帐篷在外面过夜,市场上的帐篷价格也在几天内翻了一番。“谬误出于口,则乱及千里之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舆论学来看,无论流言是否源于个别人故意造谣,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公众的广泛传布,一旦形成这种态势,流言就成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形态的舆论。消除流言的传播,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能够及时、充分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给予公众感到满意的引导,消解流言。由此看来,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的及时跟进是消除流言传播最有效的手段。
四、报道中应当体现人文关怀
在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明天的思考,它关怀的是我们人类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对所有生命的怜悯,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优化人生存的精神环境,使人在高度自由的状态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所以说,人文关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能很快安抚人心,事态可能会被激化、恶化,因此在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更要体现出人文关怀。
像地震、非典病毒这些突发事件对于人们来说,有些需要始终铭记,而有些却需要渐渐淡忘,特别是灾难性突发事件给每个人带来的伤害和恐惧需要淡出记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媒体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慢慢走出恐慌,尽快地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去。对于灾难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负面新闻,如地震之后有人乘乱偷灾民的财产、有人私自挪用救灾款物,应当减少报道,不能舍本逐末,为吸引眼球而制造负面舆论,影响社会秩序。在报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正确的导向,即体现新闻的人文关怀,同时也体现出媒体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五、通过报道拉近党与人民的距离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重大突发事件所涉及的新闻客体往往是地震、火灾、暴风雨雪、矿井爆炸、飞机失事等自然灾害和事故,有时还包括非法集会、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战争等政治性事件。因此,新闻工作者在进行舆论引导时,时常会冒非常大的“风险”。这里所说的风险性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指媒体工作者进行舆论引导的难度大。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由于其突发性的特质,决定了舆论导向的模糊性,容易造成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前期的舆论导向的缺位;其二是指舆论引导的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都比较关注,他们的思路往往都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重大突发事件,而记者们往往更多地从新闻传播的眼光来看问题,有时这就造成了对待重大突发事件理解上的偏差。
每每发生灾难性突发事件之时,我们党总是第一时间做出正确举措,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指挥善后工作,领导干部、党员和先进分子在抢险救灾中涌现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事迹通过媒体传递给受众,让人们在感动的同时更加信任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些是正面报道所产生的效应,而一些及时透明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拉近党和人民距离的效果。例如“5·12”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国家审计署发布公告——查出3起救灾款物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事件。媒体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公之于众,受众便可以了解到国家对于救灾款物使用的监督非常严格,虽然是负面报道,但这种信息的透明能够起到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六、报道人员的组织与管理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应根据事件的性质和报社的自身能力来进行报道人员的组织和管理。主要包括确定多少人参与报道,多少人参与前方报道、多少人参与后方报道。重大事件往往会引来庞大的记者队伍,如果不进行科学合理的组织和管理,不仅会使得大家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还会使得人员相互撞车。
对于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报道的主题和重点都不尽相同,媒体报道组应当一起讨论确定报道的主题和重点,并做出相应的重大报道策划。还要根据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不同阶段的报道主题和重点,并做出相应的报道策划。有条件的媒体应设立专门的深度报道撰写人,负责整理和分析前方记者提供的信息,并撰写出高质量的深度报道。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急迫,发生地的各种条件恶劣。例如,汶川大地震时通讯中断,需要借助卫星电话才能保证正常的通信。因此,报社的后勤服务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也至关重要,主要包括把报道人员安全送达报道地、在报道地基本服务设施的提供、需要的特殊设备的提供以及其它后勤服务保障。
综上所述,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做好各个环节,才能保证报道的高质量。■
(作者单位:合肥晚报社)
近些年来,我国重大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加大,如2008年的南方雪灾、“3·14”藏独事件、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等,这些对媒体提出了严峻考验。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其引起的社会舆论具有巨大的威力,舆论引导出现偏差容易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媒体报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重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问题不仅是政府处理危机公关的首要议题,也是新闻传播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做好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做到既要保证公民对信息的知晓权,也要实现舆论的和谐平衡,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一、报道做好舆论引导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导向错误,误党误国误民。”以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为例,这场灾难伤害之深,波及面之广,都是历史上罕见的。媒体从业人员在报道时,从人性的角度看着一堆堆悲情的文字和画面,自身也无法不痛心。这场灾难引发的悲情使得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媒体都成了一颗颗的“催泪弹”,让受众感到一种切肤之痛,也因此才有踊跃的献血者、捐款者以及志愿者们。但这种悲情应当要适可而止。笔者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位老太“5·12”地震之后每天看来自灾区的消息,长吁短叹,甚至每天几个电话让儿女去捐款,最后,老太终于顶不住心理压力住进了医院。这位老太只是亿万民众中的一员,但她的表现却是有代表性的。而灾后的国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举国的悲痛,更需要的是一种更加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悲情之后,下一个主旋律应该是励志奋斗。灾区人民咽下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苦涩,积极重建家园;军队官兵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救援灾区被困群众;各地医疗、援建队伍纷纷汇集至灾区。这一幕幕振奮人心的场景应该通过各种媒体传达给受众,以增加国人抗击灾难的信心和决心。
去年在对拉萨“3·14”事件报道中,有些媒体在事件发生的一开始舆论引导缺位,没有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不过,在后来主流媒体《人民日报》进行了舆论跟进,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通过及时全面报道,以确凿的证据、翔实的内容和权威的解读,向全世界公布事件真相,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和各方反应,明确诠释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总之,媒体通过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导向,在凝聚人心、激励斗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切实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维护社会正义,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增进团结和谐之目的。
二、报道内容务必真实准确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进行了制度上的规范,同时增强了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国内突发事件报道的环境正处于宽松状态,也为媒体报道突发事件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此外,从媒体技术发展的前景来看,新媒体层出不穷,人们对于信息的了解渠道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传统媒体身上,发布信息的源头大大增加。这也给媒体报道突发性事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12”汶川地震刚刚发生不久,随即就有很多类似“北京将会有2-6级的地震”等这样的谣言不断传出。在这样的时间,如果在媒体上发布这样的消息,对于受众不啻是引爆了一枚炸弹,让他们本已脆弱的心更加惶恐。当出现这样的消息时,无论真假都要慎重处理。其实,仔细甄别,这样的消息是站不住脚的。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2-6级地震中间的悬殊有多大,2级以下算是微震,2-4级属有感地震,而5级以上算是破坏性地震,“2-6级地震”的说法,是任何一家权威机构在预报时都不会犯的错误。
新闻媒体在报道重大事件时要遵守新闻宣传的纪律,要合理地把握好报道时机,这点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尤其要注意。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时,要坚持使用新华社等权威来源的稿件,真实地报道灾区情况,不仅是一个遵
守新闻纪律的问题,更是为了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
三、及时传播各种权威信息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对于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舆论导向更是如此。重大突发事件具有分量重、影响大、情况复杂、敏感程度高、后果严重等特点。一旦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没有进行及时的舆论引导,就会给谣言和流言传播以更大的空间,进而激化矛盾,造成突发事件的失控,这对于国家的安定团结不利。今年,安徽肥东县发生轻微地震后,合肥出现各种有关地震的传闻,给合肥人的生活带来影响,许多市民甚至晚上搭帐篷在外面过夜,市场上的帐篷价格也在几天内翻了一番。“谬误出于口,则乱及千里之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舆论学来看,无论流言是否源于个别人故意造谣,重要的是它得到了公众的广泛传布,一旦形成这种态势,流言就成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形态的舆论。消除流言的传播,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能够及时、充分地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给予公众感到满意的引导,消解流言。由此看来,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的及时跟进是消除流言传播最有效的手段。
四、报道中应当体现人文关怀
在新闻报道中,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明天的思考,它关怀的是我们人类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对所有生命的怜悯,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优化人生存的精神环境,使人在高度自由的状态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所以说,人文关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能很快安抚人心,事态可能会被激化、恶化,因此在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报道中,更要体现出人文关怀。
像地震、非典病毒这些突发事件对于人们来说,有些需要始终铭记,而有些却需要渐渐淡忘,特别是灾难性突发事件给每个人带来的伤害和恐惧需要淡出记忆。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媒体要做的是帮助人们慢慢走出恐慌,尽快地回到正常的社会秩序中去。对于灾难性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的负面新闻,如地震之后有人乘乱偷灾民的财产、有人私自挪用救灾款物,应当减少报道,不能舍本逐末,为吸引眼球而制造负面舆论,影响社会秩序。在报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正确的导向,即体现新闻的人文关怀,同时也体现出媒体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五、通过报道拉近党与人民的距离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重大突发事件所涉及的新闻客体往往是地震、火灾、暴风雨雪、矿井爆炸、飞机失事等自然灾害和事故,有时还包括非法集会、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战争等政治性事件。因此,新闻工作者在进行舆论引导时,时常会冒非常大的“风险”。这里所说的风险性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指媒体工作者进行舆论引导的难度大。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由于其突发性的特质,决定了舆论导向的模糊性,容易造成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前期的舆论导向的缺位;其二是指舆论引导的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都比较关注,他们的思路往往都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重大突发事件,而记者们往往更多地从新闻传播的眼光来看问题,有时这就造成了对待重大突发事件理解上的偏差。
每每发生灾难性突发事件之时,我们党总是第一时间做出正确举措,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指挥善后工作,领导干部、党员和先进分子在抢险救灾中涌现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事迹通过媒体传递给受众,让人们在感动的同时更加信任我们的党和政府。这些是正面报道所产生的效应,而一些及时透明的负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拉近党和人民距离的效果。例如“5·12”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月,国家审计署发布公告——查出3起救灾款物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事件。媒体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公之于众,受众便可以了解到国家对于救灾款物使用的监督非常严格,虽然是负面报道,但这种信息的透明能够起到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六、报道人员的组织与管理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媒体应根据事件的性质和报社的自身能力来进行报道人员的组织和管理。主要包括确定多少人参与报道,多少人参与前方报道、多少人参与后方报道。重大事件往往会引来庞大的记者队伍,如果不进行科学合理的组织和管理,不仅会使得大家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还会使得人员相互撞车。
对于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报道的主题和重点都不尽相同,媒体报道组应当一起讨论确定报道的主题和重点,并做出相应的重大报道策划。还要根据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不同阶段的报道主题和重点,并做出相应的报道策划。有条件的媒体应设立专门的深度报道撰写人,负责整理和分析前方记者提供的信息,并撰写出高质量的深度报道。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急迫,发生地的各种条件恶劣。例如,汶川大地震时通讯中断,需要借助卫星电话才能保证正常的通信。因此,报社的后勤服务工作的组织和管理也至关重要,主要包括把报道人员安全送达报道地、在报道地基本服务设施的提供、需要的特殊设备的提供以及其它后勤服务保障。
综上所述,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做好各个环节,才能保证报道的高质量。■
(作者单位:合肥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