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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6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格格金默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作为大清朝肃亲王善耆的幼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4岁时父母双亡，靠21个哥哥和16个姐姐抚育长大；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最后嫁给了我国著名书画家马万里，并打拼成了北京东方研修学院、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副董事长。这位命运多舛的末代格格，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跌宕人生？
个性飞扬，“海归格格”偏要抛头露面
金默玉，原名爱新觉罗·显琦，1918年出生于辽宁省旅顺市，她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肃亲王善耆38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川岛芳子的亲妹妹。
金默玉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所以她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
整个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顺的宅邸里度过。虽然当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那个大宅院里，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他们落座时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逢年过节，一定要以标准礼仪拜祭祖宗牌位；向同族长辈请安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
在肃亲王家里，吃饭是件大事。女孩子们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样子，尤其是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从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她们要坚持到回家去，再由奶妈给开小灶。
对这些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违反的后果是可怕的，有过这样的先例：大福晋房里的二哥哥，过年打牌的时候偷了兄弟们的牌，被肃亲王赶出了府。肃亲王说，王府里不能留这样没有“德行”的人。
1922年，56岁的善耆暴病而死。几个月后，他年龄最小的四侧妃也因病逝世。就这样，4岁的金默玉在一年间父母双亡，加上亲姐姐金璧辉（川岛芳子）自小去了日本，她只得由几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抚养。
金默玉小学在旅顺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就读；13岁赴日本贵族学校女子学院读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学习。
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位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默玉被迫从日本辍学回到了北京。不久后，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钟表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
那段时间，应该是金默玉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的账；女同事们下班了，金默玉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金默玉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她要靠给人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计算。
开餐馆蹲大牢，含泪与画家丈夫离婚
1940年，哥哥们离开了京城，但金默玉没有跟着去。她觉得“家里的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但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几年下来，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
到1949年哥哥们从大连去香港时，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只有100块钱。她却要用这笔钱去喂养9张嘴：大哥的4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和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还卖不到一件衣服的钱。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一个哥哥到了日本，给她和6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她在自家租来的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
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金默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1954年秋天，在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下，36岁的金默玉与画家马万里相识相爱，并很快举行了婚礼。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因感情不和与他离婚，并卷走了全部家产。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的小房子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度想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1958年2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5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15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致命。”妻子的入狱，让马万里濒临崩溃。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含泪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
可马万里并没有因此躲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长达10多年的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让他倒在了这场政治运动带来的灾难当中。金默玉入狱的第14年，饱受迫害的马万里在等到平反通知书仅仅几个月后，就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金默玉在监狱农场的15年，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她试图用拼命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十七格格”和“川岛芳子之妹”的烙印，以致9节脊骨因劳累过度坏损，“天气稍一阴冷，浑身都难受”……1973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1975年冬日的一天，金默玉正在用一把比她还高的大铁锹，在农场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她也不作声。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拿来药和纱布，替金默玉包扎好了流血的手掌，并送给她一把自制的小铁锹，和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
在这个实心汉子的追求下，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老骥伏枥，晚年成为爱心教育家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显示，她的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19.2元，“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无奈之际，金默玉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梳子，就用牙刷把头发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
曾经在肃亲王府侍奉她的保姆，一次去农场看望金默玉时，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吗？”也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21年后，金默玉终于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之后的十几年，她有了收获。一生无儿无女的金默玉，一直就想办一所学校，为中国的孩子们做些实事。1992年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她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书桌、教材等学习用品，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老人命运多舛的一生充满坎坷，直到暮年，她才学有所用，开始为培养儿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自己的爱心。她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亲自教课，并亲率儿童学员东渡扶桑，与日本学校儿童进行文化交流。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数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学经费。1996年5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金默玉不顾八旬高龄，亲自教课之余，还多次往返中日之间，筹措资金。2000年9月，她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直到此时，她才终于在廊坊市，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
大学城正式开学后，近万名大学生入校学习，金默玉任副董事长。与此同时，她致力于中日友好联谊活动，接待了众多的日本客人。2001年，金默玉被日本静冈县A.C.C.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2002年，北京外企服务集团和金默玉共同创办了北京东方研修学院，这也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一所优质民办高校，主要从事非学历高等教育和各类培训。
已经很少回北京的金默玉，此后才和同族之间来往渐多。2004年，她见了润麒，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嫡妻婉容之弟。当时润麒已经是90岁的老人，他告诉金默玉，又有一个在美国的侄孙女想和她联系，“你不要那么倔，多和孩子们联络联络，去那边住住。”在她看来，润麒的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屋顶上被打出好几个洞。“我们都老了……”她叹了口气。
2010年11月，笔者曾有幸与同行一起采访过金默玉老人，当时她已经91岁了，离休后在北京一所养老院生活。但她的作息习惯，却像前卫的艺术青年：清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比赛都是夜里头演呀。”她笑眯眯地说，开朗得犹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难相信，有着这样笑容的老人，身后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而当这一切过去，她仍然可以说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2014年5月26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大清格格金默玉，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6岁。
编辑 / 孙鲁宁
个性飞扬，“海归格格”偏要抛头露面
金默玉，原名爱新觉罗·显琦，1918年出生于辽宁省旅顺市，她是清末八大亲王之一肃亲王善耆38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川岛芳子的亲妹妹。
金默玉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6年了，所以她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
整个童年，金默玉都在旅顺的宅邸里度过。虽然当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那个大宅院里，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他们落座时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逢年过节，一定要以标准礼仪拜祭祖宗牌位；向同族长辈请安的时候，也是一丝不苟。
在肃亲王家里，吃饭是件大事。女孩子们更不能表示出狼吞虎咽的样子，尤其是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从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她们要坚持到回家去，再由奶妈给开小灶。
对这些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违反的后果是可怕的，有过这样的先例：大福晋房里的二哥哥，过年打牌的时候偷了兄弟们的牌，被肃亲王赶出了府。肃亲王说，王府里不能留这样没有“德行”的人。
1922年，56岁的善耆暴病而死。几个月后，他年龄最小的四侧妃也因病逝世。就这样，4岁的金默玉在一年间父母双亡，加上亲姐姐金璧辉（川岛芳子）自小去了日本，她只得由几位同父异母的姐姐抚养。
金默玉小学在旅顺日本人开办的学校就读；13岁赴日本贵族学校女子学院读书；高中毕业后，被保送至日本女子大学英文系学习。
刚满19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位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金默玉被迫从日本辍学回到了北京。不久后，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钟表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
那段时间，应该是金默玉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的账；女同事们下班了，金默玉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金默玉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她要靠给人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计算。
开餐馆蹲大牢，含泪与画家丈夫离婚
1940年，哥哥们离开了京城，但金默玉没有跟着去。她觉得“家里的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但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几年下来，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
到1949年哥哥们从大连去香港时，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只有100块钱。她却要用这笔钱去喂养9张嘴：大哥的4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和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还卖不到一件衣服的钱。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3天织1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1952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一个哥哥到了日本，给她和6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她在自家租来的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
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40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60元工资。金默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1954年秋天，在一位画社老板的牵线下，36岁的金默玉与画家马万里相识相爱，并很快举行了婚礼。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死于难产；第二任妻子因感情不和与他离婚，并卷走了全部家产。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的小房子里，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度想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1958年2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5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15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致命。”妻子的入狱，让马万里濒临崩溃。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含泪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
可马万里并没有因此躲过“文化大革命”的迫害，长达10多年的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让他倒在了这场政治运动带来的灾难当中。金默玉入狱的第14年，饱受迫害的马万里在等到平反通知书仅仅几个月后，就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金默玉在监狱农场的15年，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她试图用拼命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十七格格”和“川岛芳子之妹”的烙印，以致9节脊骨因劳累过度坏损，“天气稍一阴冷，浑身都难受”……1973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1975年冬日的一天，金默玉正在用一把比她还高的大铁锹，在农场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她也不作声。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拿来药和纱布，替金默玉包扎好了流血的手掌，并送给她一把自制的小铁锹，和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
在这个实心汉子的追求下，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老骥伏枥，晚年成为爱心教育家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显示，她的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19.2元，“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无奈之际，金默玉生平第一次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梳子，就用牙刷把头发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
曾经在肃亲王府侍奉她的保姆，一次去农场看望金默玉时，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吗？”也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21年后，金默玉终于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之后的十几年，她有了收获。一生无儿无女的金默玉，一直就想办一所学校，为中国的孩子们做些实事。1992年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她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书桌、教材等学习用品，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老人命运多舛的一生充满坎坷，直到暮年，她才学有所用，开始为培养儿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自己的爱心。她既当校长，又当老师，亲自教课，并亲率儿童学员东渡扶桑，与日本学校儿童进行文化交流。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数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学经费。1996年5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金默玉不顾八旬高龄，亲自教课之余，还多次往返中日之间，筹措资金。2000年9月，她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直到此时，她才终于在廊坊市，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
大学城正式开学后，近万名大学生入校学习，金默玉任副董事长。与此同时，她致力于中日友好联谊活动，接待了众多的日本客人。2001年，金默玉被日本静冈县A.C.C.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2002年，北京外企服务集团和金默玉共同创办了北京东方研修学院，这也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一所优质民办高校，主要从事非学历高等教育和各类培训。
已经很少回北京的金默玉，此后才和同族之间来往渐多。2004年，她见了润麒，他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嫡妻婉容之弟。当时润麒已经是90岁的老人，他告诉金默玉，又有一个在美国的侄孙女想和她联系，“你不要那么倔，多和孩子们联络联络，去那边住住。”在她看来，润麒的变化真大。她说，润麒年轻的时候，书房桌子上常放把手枪，不高兴了就冲着屋顶开枪，屋顶上被打出好几个洞。“我们都老了……”她叹了口气。
2010年11月，笔者曾有幸与同行一起采访过金默玉老人，当时她已经91岁了，离休后在北京一所养老院生活。但她的作息习惯，却像前卫的艺术青年：清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比赛都是夜里头演呀。”她笑眯眯地说，开朗得犹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难相信，有着这样笑容的老人，身后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而当这一切过去，她仍然可以说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2014年5月26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大清格格金默玉，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6岁。
编辑 / 孙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