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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产品市场充斥着“伪劣”产品的现实情况将制约着生态食品产业的快速发展，分析了当前我国无公害基地有沦为“公共地悲剧”的可能，而在绿色食品基地中，农户则存在着的机会主义行为情况，最后指出，企业与农户共同拥有产权的生产基地，将是未来生态食品生产基地产权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 生产基地 产权 产业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食物中毒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在市场上，“真假”生态产品同台“唱戏”，消费者真假莫骗。很显然，生态食品市场将渐渐沦为“柠檬”市场。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加强生态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的监控力度，设立专门的监控机构，严惩违规生产行为。这也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正在或将要采取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的实施需要巨大的社会监督成本。办法之二，就是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对农户采取生态技术行为进行激励，而对生产基地产权的选择和界定是一种制度安排，本文将顺延着办法二提供的思路展开，着重比较三种不同的基地产权安排条件下，农户提供生产生态食品的技术行为及其对生态产业化经营的影响。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产权和交易费用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先后有多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下过定义，如科斯、德姆塞茨、张五常等。对关于产权的一些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即：产权是重要的；產权应该包括关于财产的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容侵犯的，不同的产权安排将会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
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权是不重要的。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进行谈判交易，就可以导致资源有效率配置”。科斯定理并没有说所有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强调的就是所有权的清楚界定。它只是说初始产权配置给谁并不重要，但是必须有确切的所有者。张五常虽然认为最初的所有权归谁不重要，但并非所有权“归不归谁”也不重要。
二、生态食品生产基地及其产权属性
与普通食品相比，生态食品的生产有着自身的许多特点，这使得其生产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信息成本、价格风险、专用性资产投入带来的损失风险，以及市场上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失均高于一般农产品，因而，生态食品生产和经营中的交易费用高于一般农产品，生态食品进行产业化经营将带来的制度收益空间高于一般农产品。
那么，它们的产权属性又有何特点呢？从我国的实践与探索来看，由于在绿色食品基地的形成过程中，首先是龙头企业向当地绿色食品管理机构进行申请，再通过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主动的对基地进行建设，因而，龙头企业对基地拥有使用和支配权利，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是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生产基地。从无公害食品基地的形成过程来看，通常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特点，积极谋划，并向上级主管部门（主要指农业部门）申报、再根据无公害食品基地的基本要求，进行资金和技术上的投资建设，从而形成无公害食品基地。由此可以看出，无公害食品基地是政府为主导的生态食品生产基地。
上述两类生产基地的产权属性又如何？从所有权的角度来说无公害食品基地和绿色食品基地都是属于国家或集体，这一点很明确。但从使用权和收益权来说，绿色食品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均属于龙头企业，而且龙头企业对绿色食品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具有排他性。这也就是意味着，龙头企业对农户使用生产基地的行为有进行监督的内在激励。
无公害食品基地的使用权名义上归属于国家和集体，但实际操作上，农户可以不支付成本就控制部分基地的使用并获得收益权。农户的生产行为在产权名义主体——国家或集体的代理人缺失的条件下，很难受到控制。
三、三类生态食品生产基地的绩效
第一，无公害食品基地可能上演“公共地悲剧”。由于无公害食品基地的产权的模糊性，使得其缺乏一个真实的主体来监督农户对基地的使用行为。对于农户来说，如果严格根据无公害食品的操作规程进行生产的话，其所获得的收益一定比不使用无公害食品生产技术的进行生产要低。因此，理性的农户的最优的决策就是采用非无公害食品生产技术行为，无公害食品商标变成了一块“公共用地”。而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在无公害农产品市场上大量充斥着“假” 无公害农产品的内在逻辑。农业部对我国很多地方“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抽样检查表明，有的地方的约有三成的的“无公害食品”属于农药含量超标产品，个别基地甚至有一半以上产品是“假”无公害产品。
第二，绿色食品基地存在少量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总的来说，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产权界定比无公害产品基地要明晰得多。由于龙头企业拥有对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龙头企业就有动力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又由于龙头企业有对违规农户的处置权，使得其对违规农户的惩罚（极端的例子，将其清出生产基地）的威胁变得可信。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绿色食品基地上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要少于无公害食品基地，农业部的调查结果也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绿色食品基地是否还存在少量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其根本原因是，对绿色食品的可测成本远远产品本身的价值。比如说，龙头企业怀疑某农户产品不是绿色产品，由于检测农产品的价格很高，龙头企业一般也不一定会去检测该农产品，这样就有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存在的空间。
第三，龙头企业与农户共有的生产基地可能存在产权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理论上分析，如果龙头企业与农户共有的生产基地的产权，这就要求龙头企业和农户共同对生产基地进行投资。由于生态产业具有独特个性，对其的大部分投资都是“专用性”投资。这样，龙头企业与农户都被“套牢”，谁都不会违约，谁违约谁受罚。
假定某农户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化，他想要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比如，他想要用传统农药来杀虫，如果被龙头企业发现，他将可能遭受被清除生产基地的处罚。这时，处罚带来的成本不仅仅是永远离开生产基地的损失，还包括已经投资的“资产”。如果农户遭受惩罚的成本乘以概率的值高于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带来的收益时，农户就有采用生态技术进行生产的激励。
[关键词] 生产基地 产权 产业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食物中毒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在市场上，“真假”生态产品同台“唱戏”，消费者真假莫骗。很显然，生态食品市场将渐渐沦为“柠檬”市场。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我们如何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加强生态食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产业链各环节的监控力度，设立专门的监控机构，严惩违规生产行为。这也是当前许多地方政府正在或将要采取的方法，但这一方法的实施需要巨大的社会监督成本。办法之二，就是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对农户采取生态技术行为进行激励，而对生产基地产权的选择和界定是一种制度安排，本文将顺延着办法二提供的思路展开，着重比较三种不同的基地产权安排条件下，农户提供生产生态食品的技术行为及其对生态产业化经营的影响。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产权和交易费用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先后有多位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产权下过定义，如科斯、德姆塞茨、张五常等。对关于产权的一些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即：产权是重要的；產权应该包括关于财产的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是不容侵犯的，不同的产权安排将会导致人们不同的行为。
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权是不重要的。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产权初始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当事人进行谈判交易，就可以导致资源有效率配置”。科斯定理并没有说所有权不重要，恰恰相反，它强调的就是所有权的清楚界定。它只是说初始产权配置给谁并不重要，但是必须有确切的所有者。张五常虽然认为最初的所有权归谁不重要，但并非所有权“归不归谁”也不重要。
二、生态食品生产基地及其产权属性
与普通食品相比，生态食品的生产有着自身的许多特点，这使得其生产过程中的运输成本、信息成本、价格风险、专用性资产投入带来的损失风险，以及市场上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失均高于一般农产品，因而，生态食品生产和经营中的交易费用高于一般农产品，生态食品进行产业化经营将带来的制度收益空间高于一般农产品。
那么，它们的产权属性又有何特点呢？从我国的实践与探索来看，由于在绿色食品基地的形成过程中，首先是龙头企业向当地绿色食品管理机构进行申请，再通过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主动的对基地进行建设，因而，龙头企业对基地拥有使用和支配权利，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是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生产基地。从无公害食品基地的形成过程来看，通常是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特点，积极谋划，并向上级主管部门（主要指农业部门）申报、再根据无公害食品基地的基本要求，进行资金和技术上的投资建设，从而形成无公害食品基地。由此可以看出，无公害食品基地是政府为主导的生态食品生产基地。
上述两类生产基地的产权属性又如何？从所有权的角度来说无公害食品基地和绿色食品基地都是属于国家或集体，这一点很明确。但从使用权和收益权来说，绿色食品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均属于龙头企业，而且龙头企业对绿色食品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具有排他性。这也就是意味着，龙头企业对农户使用生产基地的行为有进行监督的内在激励。
无公害食品基地的使用权名义上归属于国家和集体，但实际操作上，农户可以不支付成本就控制部分基地的使用并获得收益权。农户的生产行为在产权名义主体——国家或集体的代理人缺失的条件下，很难受到控制。
三、三类生态食品生产基地的绩效
第一，无公害食品基地可能上演“公共地悲剧”。由于无公害食品基地的产权的模糊性，使得其缺乏一个真实的主体来监督农户对基地的使用行为。对于农户来说，如果严格根据无公害食品的操作规程进行生产的话，其所获得的收益一定比不使用无公害食品生产技术的进行生产要低。因此，理性的农户的最优的决策就是采用非无公害食品生产技术行为，无公害食品商标变成了一块“公共用地”。而这正是现实生活中，在无公害农产品市场上大量充斥着“假” 无公害农产品的内在逻辑。农业部对我国很多地方“无公害食品生产基地”抽样检查表明，有的地方的约有三成的的“无公害食品”属于农药含量超标产品，个别基地甚至有一半以上产品是“假”无公害产品。
第二，绿色食品基地存在少量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总的来说，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产权界定比无公害产品基地要明晰得多。由于龙头企业拥有对基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龙头企业就有动力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而且又由于龙头企业有对违规农户的处置权，使得其对违规农户的惩罚（极端的例子，将其清出生产基地）的威胁变得可信。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绿色食品基地上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要少于无公害食品基地，农业部的调查结果也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绿色食品基地是否还存在少量的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其根本原因是，对绿色食品的可测成本远远产品本身的价值。比如说，龙头企业怀疑某农户产品不是绿色产品，由于检测农产品的价格很高，龙头企业一般也不一定会去检测该农产品，这样就有农户机会主义行为存在的空间。
第三，龙头企业与农户共有的生产基地可能存在产权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理论上分析，如果龙头企业与农户共有的生产基地的产权，这就要求龙头企业和农户共同对生产基地进行投资。由于生态产业具有独特个性，对其的大部分投资都是“专用性”投资。这样，龙头企业与农户都被“套牢”，谁都不会违约，谁违约谁受罚。
假定某农户已经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的化，他想要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比如，他想要用传统农药来杀虫，如果被龙头企业发现，他将可能遭受被清除生产基地的处罚。这时，处罚带来的成本不仅仅是永远离开生产基地的损失，还包括已经投资的“资产”。如果农户遭受惩罚的成本乘以概率的值高于使用传统技术生产带来的收益时，农户就有采用生态技术进行生产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