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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不断增多和日趋激烈的处境下，更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文章以厦门市海沧区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为例，分析其不足，总结其实践，以期能够有所借鉴。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社会自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次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当前中国治理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激烈的问题，当前更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一个好的社会治理框架能够让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可通过自我治理解决，同时政府也具有强大的权力和健全的社会管理体系，因时制宜地解决各种冲突。厦门市作为率先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着“中等收入社会难题”，即民众离政府越来越远，但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多;民众对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多，但自身的责任感越来越低。这表明以往政府包办社会的模式难以为继，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迫在眉睫。为此，厦门市海沧区作为试点，尝试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一、香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经验借鉴
香港社会治理起步较早，现金运行得较为完善，其本质特点是“半行政、半治理”，即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在社会治理多元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方面，形成了以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为后盾的运行制度机制。
（一）“小政府”的职能定位
在香港社会治理中，政府的重点在把握方向，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承担社会治安、义务教育、医疗、公租房建设等公共服务。而其他具体的社会服务，则以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或其他社会服务主体承担。这体现了香港社会治理非政府性的特点。具体来看，香港的区议会、社区管委会和社区服务组织，构成了香港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使社区民主自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展现。与此同时，“小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社会释放出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使社会蕴藏的巨大能量得以有效释放，并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经常性的文明宣传教育，有效维护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自律性。
（二）协同共治的大格局
香港社会组织被香港政府列为除政府和非政府法定公营机构以外的“第三部门”。且这些大部分是发展成熟、功能齐全、管理完善的大型社会服务组织，年服务量高达千万人次。此外，宗教慈善机构、家庭服务中心、老人活动中心、老人护理中心、青少年事务办事处、家务助理服务队等其他社会组织，都是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和广大居民安居乐业的担纲者。香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企业、社工、义工及社会各方协同共治，具有鲜明特点。
因此，创新社会治理应借鉴香港经验重在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多元化、市场化，同时要着力强化社会治理转型的文化支撑。对此，海沧区在吸收了香港社会治理优点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提出了不少新的举措，如提出“微自治”理念，根据地域相近、利益相关、兴趣相同等原则，以小区、网格和楼栋为单元，创新“微单位”，提升自治效能等等。
二、厦门市海沧区当前社会治理的不足
（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社会治理失衡
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海沧区实现了从小渔村向现代城镇的大跨跃。然而，正是经济社会的极速变化导致了经济、社会与政府的失衡。与此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也在不断增大，民众对政府的抱怨、指责和不满增多，甚至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稳定的事件，如2007年发生的PX事件等，接连不断的问题表明海沧传统的思维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
（二）城市进程不断推进，城乡融合问题凸显
20多年来，“以乡补城”的发展模式促进了海沧经济的大跨跃，但由此衍生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也逐渐成为海沧持续发展的桎梏。失落的乡村（仍有2/3面积属于农村的实际）和失地的农民叠加交织成一道道治理难题横亘在海沧面前，遗漏的农民与农村也未能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发展中来。如何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岛内外一体化，成为考验我们自身能力建设的一大挑战。
（三）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新老融合面临挑战
2013年海沧区总人口45万，其中流动人口近30万，是户籍人口的2倍;一些街镇外来人口的比重更高，如新阳街道，外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1%。而外来人口众多带来的治理问题给城市的治理与发展带来了挑战。
（四）对台交流不够深入，两岸融合有待提高
作为全国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海沧的台胞人数众多。两岸民众在文化、宗亲等方面开展了丰富热络的交流，但经济交流多、社会交流少，社会交流更多的是停留在面上。在积极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发动台胞参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建设方面仍有较大不足。
三、厦门市海沧区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实践
海沧区政府在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践中，始终围绕党的十八及三中全会的要求，并在党的核心领导下，总结自身不足，通过学习香港、新加坡等地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经验，提出海沧区“一核多元、互动共治”（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多种社会组织互动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破解“政社失衡”难题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实现政府自身改革，还要对社会的转型需求做出回应，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路径。海沧区以互动共治为目标，一方面以体系改革推动层级衔接，建立区统筹、镇街治理、社区服务、自治单元微自治的四级联动体系，推进行政与自治的衔接;另一方面以机构改革推动管治衔接。同时通过理清组织体系、优化行政机构，推进社区自治。截至目前，海沧区已将面向群众的83项行政事项全部下放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并创造性地将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协商中心、求助中心、调解中心、应急中心引入行政服务中心，形成“5+1”功能叠加，搭建起全方位、一站式的政务综合体。且依托政务综合体平台，简化审批程序，将行政审批向一个窗口集中，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发展各类协同组织，破解“一元管理”难题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根本上实现理念的转变和共识的凝聚。海沧区通过引入政企合作、政社合作、社社合作大力提升社区自我调节能力，扩大社会自主空间，推动社会治理体制优化升级。
首先发挥海沧区近千名台胞聚集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密切两岸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互动交流，鼓励台胞参与社区民主选举和社区事务管理，推动共同治理。其次通过扩大购买服务，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引导，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再次积极培育和引导各类社区组织，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社区的和谐有序。以洪塘村为例，自2013年8月成立道德评议会以来，成功化解16起邻里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化解成功率100%，实现了“无越级上访”、“大小事不出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讼社区”。
（三）创新微治参与形式，破解“主体缺位”难题
在以往管理的过程中，一般以政府为主导，但不见群众作为主体参与。为此，海沧区重点培育居民自主、自助的意识，以“微治理”改变以往“等、靠、要”的惯性思维，在划小单元、确定内容、丰富载体的基础上，最后形成行动，建立完善的微治体系，激发群众参与的內源动力。
所谓创新“微单元”首先是根据地域相近、利益相关、兴趣相同等原则，创新“微单元”，以小区、网格和楼栋为单元实施自治，使自治真正运转了起来，从而提升自治效能。其次着眼“微事务”，打破原来社会建设就是大拆大建的惯性思维，从关系民生的小事做起，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撬动自治热情，在“微事务”中培养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行为能力，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再次立足“微平台”搭建群众参与平台，让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建构了社会治理的新方法。
（四）建立互动共治体系，破解“人走政息”难题
海沧区在社会治理改革中，以联动为核心，以协商为基础，以法治为依托，以动力为保障，将参与内化到群众和政府的行为当中，变“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治理，以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社会治理工作走得远、走得好。
首先，创新协商机制，夯实共治基础。海沧区通过建立政府与群众的协商机制，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以制度建设拓展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破解基层治理中的“零参与”问题。其次，建立联动机制，提升共治效能。海沧区通过完善政民、政社和两岸联动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和居民共进格局，形成纵横关联的行动合力，确保治理创新取得实效。最后，健全法治机制，建立共治保障。海沧区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改革环境、完善制度保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工作，将依法行政和依法自治结合起来，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参考文献：
黄建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多维困境[J].探索，2014（02）.
（作者单位：黄锦坤，中共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郭振才，中共厦门市海沧区委办公室）
关键词：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社会自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这次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当前中国治理模式正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激烈的问题，当前更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一个好的社会治理框架能够让社会中大部分人的生活可通过自我治理解决，同时政府也具有强大的权力和健全的社会管理体系，因时制宜地解决各种冲突。厦门市作为率先迈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地区，社会发展面临着“中等收入社会难题”，即民众离政府越来越远，但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多;民众对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多，但自身的责任感越来越低。这表明以往政府包办社会的模式难以为继，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迫在眉睫。为此，厦门市海沧区作为试点，尝试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一、香港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经验借鉴
香港社会治理起步较早，现金运行得较为完善，其本质特点是“半行政、半治理”，即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在社会治理多元化、市场化和社会化方面，形成了以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为后盾的运行制度机制。
（一）“小政府”的职能定位
在香港社会治理中，政府的重点在把握方向，制定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承担社会治安、义务教育、医疗、公租房建设等公共服务。而其他具体的社会服务，则以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或其他社会服务主体承担。这体现了香港社会治理非政府性的特点。具体来看，香港的区议会、社区管委会和社区服务组织，构成了香港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使社区民主自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展现。与此同时，“小政府”的职能定位，为社会释放出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使社会蕴藏的巨大能量得以有效释放，并以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和经常性的文明宣传教育，有效维护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自律性。
（二）协同共治的大格局
香港社会组织被香港政府列为除政府和非政府法定公营机构以外的“第三部门”。且这些大部分是发展成熟、功能齐全、管理完善的大型社会服务组织，年服务量高达千万人次。此外，宗教慈善机构、家庭服务中心、老人活动中心、老人护理中心、青少年事务办事处、家务助理服务队等其他社会组织，都是维护香港社会和谐稳定和广大居民安居乐业的担纲者。香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企业、社工、义工及社会各方协同共治，具有鲜明特点。
因此，创新社会治理应借鉴香港经验重在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职能边界，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多元化、市场化，同时要着力强化社会治理转型的文化支撑。对此，海沧区在吸收了香港社会治理优点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提出了不少新的举措，如提出“微自治”理念，根据地域相近、利益相关、兴趣相同等原则，以小区、网格和楼栋为单元，创新“微单位”，提升自治效能等等。
二、厦门市海沧区当前社会治理的不足
（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社会治理失衡
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海沧区实现了从小渔村向现代城镇的大跨跃。然而，正是经济社会的极速变化导致了经济、社会与政府的失衡。与此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也在不断增大，民众对政府的抱怨、指责和不满增多，甚至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稳定的事件，如2007年发生的PX事件等，接连不断的问题表明海沧传统的思维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
（二）城市进程不断推进，城乡融合问题凸显
20多年来，“以乡补城”的发展模式促进了海沧经济的大跨跃，但由此衍生出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也逐渐成为海沧持续发展的桎梏。失落的乡村（仍有2/3面积属于农村的实际）和失地的农民叠加交织成一道道治理难题横亘在海沧面前，遗漏的农民与农村也未能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发展中来。如何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岛内外一体化，成为考验我们自身能力建设的一大挑战。
（三）外来人口不断涌入，新老融合面临挑战
2013年海沧区总人口45万，其中流动人口近30万，是户籍人口的2倍;一些街镇外来人口的比重更高，如新阳街道，外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1%。而外来人口众多带来的治理问题给城市的治理与发展带来了挑战。
（四）对台交流不够深入，两岸融合有待提高
作为全国设立最早、面积最大的台商投资区，海沧的台胞人数众多。两岸民众在文化、宗亲等方面开展了丰富热络的交流，但经济交流多、社会交流少，社会交流更多的是停留在面上。在积极借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发动台胞参与社会治理、融入社区建设方面仍有较大不足。
三、厦门市海沧区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实践
海沧区政府在探索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践中，始终围绕党的十八及三中全会的要求，并在党的核心领导下，总结自身不足，通过学习香港、新加坡等地先进的社会治理理念和经验，提出海沧区“一核多元、互动共治”（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多种社会组织互动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破解“政社失衡”难题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实现政府自身改革，还要对社会的转型需求做出回应，这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路径。海沧区以互动共治为目标，一方面以体系改革推动层级衔接，建立区统筹、镇街治理、社区服务、自治单元微自治的四级联动体系，推进行政与自治的衔接;另一方面以机构改革推动管治衔接。同时通过理清组织体系、优化行政机构，推进社区自治。截至目前，海沧区已将面向群众的83项行政事项全部下放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并创造性地将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协商中心、求助中心、调解中心、应急中心引入行政服务中心，形成“5+1”功能叠加，搭建起全方位、一站式的政务综合体。且依托政务综合体平台，简化审批程序，将行政审批向一个窗口集中，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二）发展各类协同组织，破解“一元管理”难题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根本上实现理念的转变和共识的凝聚。海沧区通过引入政企合作、政社合作、社社合作大力提升社区自我调节能力，扩大社会自主空间，推动社会治理体制优化升级。
首先发挥海沧区近千名台胞聚集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密切两岸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互动交流，鼓励台胞参与社区民主选举和社区事务管理，推动共同治理。其次通过扩大购买服务，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和引导，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再次积极培育和引导各类社区组织，通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社区的和谐有序。以洪塘村为例，自2013年8月成立道德评议会以来，成功化解16起邻里纠纷，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化解成功率100%，实现了“无越级上访”、“大小事不出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讼社区”。
（三）创新微治参与形式，破解“主体缺位”难题
在以往管理的过程中，一般以政府为主导，但不见群众作为主体参与。为此，海沧区重点培育居民自主、自助的意识，以“微治理”改变以往“等、靠、要”的惯性思维，在划小单元、确定内容、丰富载体的基础上，最后形成行动，建立完善的微治体系，激发群众参与的內源动力。
所谓创新“微单元”首先是根据地域相近、利益相关、兴趣相同等原则，创新“微单元”，以小区、网格和楼栋为单元实施自治，使自治真正运转了起来，从而提升自治效能。其次着眼“微事务”，打破原来社会建设就是大拆大建的惯性思维，从关系民生的小事做起，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撬动自治热情，在“微事务”中培养群众的参与意识和行为能力，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再次立足“微平台”搭建群众参与平台，让群众参与到治理中来，建构了社会治理的新方法。
（四）建立互动共治体系，破解“人走政息”难题
海沧区在社会治理改革中，以联动为核心，以协商为基础，以法治为依托，以动力为保障，将参与内化到群众和政府的行为当中，变“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治理，以体制机制建设确保社会治理工作走得远、走得好。
首先，创新协商机制，夯实共治基础。海沧区通过建立政府与群众的协商机制，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以制度建设拓展民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破解基层治理中的“零参与”问题。其次，建立联动机制，提升共治效能。海沧区通过完善政民、政社和两岸联动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和居民共进格局，形成纵横关联的行动合力，确保治理创新取得实效。最后，健全法治机制，建立共治保障。海沧区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改革环境、完善制度保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工作，将依法行政和依法自治结合起来，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参考文献：
黄建军.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多维困境[J].探索，2014（02）.
（作者单位：黄锦坤，中共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工作委员会;郭振才，中共厦门市海沧区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