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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的一天，湖南株洲某村，一个女婴的诞生让一户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官宦人家喜气盈门。虚弱的母亲脸上挂着微笑，但这微笑中又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她望着女儿稚嫩的脸，心里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个男孩啊！
这家的男主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云南、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的袁雪安见女儿生得眉清目秀，便给她起名袁昌英，又见她眉宇间有股英武之气，希望她长大后像花木兰一样以家国为怀、有所作为，便将她的字叫作“兰子…兰紫”。
转眼到了该缠足的年龄，尽管小昌英哭闹着躲避这旧时女子都会遇到的厄运，但深受旧思想影响的母亲还是咬紧嘴唇，将长长的裹脚布缠在她的脚上。后来，思想开明的外祖父叫家人解开了令袁昌英痛苦万分的裹脚布，而母亲一番犹豫后，又将裹脚布给她重新缠上，外祖父又为她争取。一场拉锯战之后，她的脚终于被解放出来，但此时的脚已经变成了畸形。
袁昌英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女儿，都不幸夭折。在当时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来自亲戚与乡邻的闲言碎语让裹在旧思想中的母亲郁郁寡欢，最后抑郁而亡。母亲的死让渐渐懂事的袁昌英看到了旧思想的残忍，她暗暗发誓：决不能因为自己有双畸形的小脚，就放弃成长为一个思想开放、性格独立的新女性。她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向旧思想宣战。
幸运的是，思想开明的父亲为她铺设了一条与外面世界接轨的道路，将她送进了家乡的私塾里读书。她从底蕴深厚的国学开始学起，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从此，那双畸形的小脚像汪洋中的小船，载着她先后来到江西萍乡女校、湖南长沙女校读书。在成长为新时代女性的道路上，袁昌英始终不遗余力地前行着。
女儿的成长，令父亲十分欣慰。20岁那年，父亲将她接到上海，送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两年后，又送她赴英国留学。为了迅速掌握英语口语，袁昌英在课余时间也闭门苦读，甚至不惜压缩自己的吃饭时间，只吃黑面包果腹。一年后，她这个有着畸形小脚、不起眼的女子就从中学一跃进入苏格兰最好的大学——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其间，她结识了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也结识了徐志摩这样的文学青年。有一次，徐志摩邀请袁昌英到家里做客，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这样描述那次会面：“那天我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餐。我时刻准备着接待他的情人，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里读书，我料想她一定会讲流利的英文。我很清楚地记得她的装束，一对玲珑般的大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是位小脚新青年。”显然，张幼仪误会了徐志摩与袁昌英的关系，袁昌英走后，张幼仪对徐志摩说的那句“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也流露出或多或少的醋意，但在张幼仪的心目中，袁昌英虽然是小脚，却也是不折不扣的新青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命运的小船又载着袁昌英驶向爱情的港湾，她认识了父亲的得意门生、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奠基人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二人后来结为伉俪。婚后，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莎士比亚，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
为求精进，婚后五年，袁昌英再次出国，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学成回国，在上海某公学当教授。这位思想型、事业型的新女性在教学之余，用她那双畸形小脚同时走上了翻译、创作的艰辛之路。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凭着满腹才学及对事业的热爱，成为第一批被聘请的教授，一个人教授七门功课。虽然辛苦，但她没有丝毫懈怠，传道、授业、解惑，她乐此不疲地工作着。而且，她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剖析，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她还喜欢将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深受学生欢迎。
袁昌英一边授课，一边忙于家务，一边坚持写作。无数个夜晚中，夜阑人静，一灯如豆，她用一支笔在纸上耕耘着她的田地，兢兢业业地做一名“麦田守望者”。她陆陆续续写了不少散文、杂文、评论，结集为《山居散墨》。
1930年，她创作出版了《孔雀东南飞》三幕剧，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意打破了戏剧文坛长久以来的沉闷，以至于有人评价她：“袁昌英的戏剧虽然就只有这一集（指《孔雀东南飞及其它》），但已使她在文坛上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至此，这个小脚女子终于蜕变为孔雀公主，完成了质的飞跃。
而且这只“孔雀”只管展翅高飞，从不问前路是否曲折坎坷。
抗战时期，武大由武汉迁至四川乐山，加上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紧张，她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操持烦琐的家务。但即使这样，她始终坚持在本校上课，同时挤出有限的时间进行创作，其散文小品《忙》正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的袁昌英的贴切素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学者、作家，她用作品中体现的爱国情怀来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比如《朴朗呤教授》《游新都后的感想》等代表作。她还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的爱国文学》，把屈原、杜甫、辛弃疾等爱国志士介绍给外国读者。这些爱国故事也是她教育子女、培养子女爱国情怀必不可少的教材。
不仅如此，袁昌英还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她的爱国思想。抗战初期，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她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了千余套棉衣。
在战时生活物资匮乏、敌机随时轰炸的恶劣环境下，她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坚持完成了洋洋洒洒20万字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情难自禁地写道：“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朴素而真摯的爱国热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
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她这样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气节。”
无论是在文学史、学术史，还是在教育学领域，袁昌英这只孔雀都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一飞冲天。沈从文曾称袁昌英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非但如此，她也如父亲当年期待的那样，爱国情怀终其一生。
是啊！不忘初心，一个畸形的小脚女子做到了。
编辑/夏涵
这家的男主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云南、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的袁雪安见女儿生得眉清目秀，便给她起名袁昌英，又见她眉宇间有股英武之气，希望她长大后像花木兰一样以家国为怀、有所作为，便将她的字叫作“兰子…兰紫”。
转眼到了该缠足的年龄，尽管小昌英哭闹着躲避这旧时女子都会遇到的厄运，但深受旧思想影响的母亲还是咬紧嘴唇，将长长的裹脚布缠在她的脚上。后来，思想开明的外祖父叫家人解开了令袁昌英痛苦万分的裹脚布，而母亲一番犹豫后，又将裹脚布给她重新缠上，外祖父又为她争取。一场拉锯战之后，她的脚终于被解放出来，但此时的脚已经变成了畸形。
袁昌英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女儿，都不幸夭折。在当时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来自亲戚与乡邻的闲言碎语让裹在旧思想中的母亲郁郁寡欢，最后抑郁而亡。母亲的死让渐渐懂事的袁昌英看到了旧思想的残忍，她暗暗发誓：决不能因为自己有双畸形的小脚，就放弃成长为一个思想开放、性格独立的新女性。她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向旧思想宣战。
幸运的是，思想开明的父亲为她铺设了一条与外面世界接轨的道路，将她送进了家乡的私塾里读书。她从底蕴深厚的国学开始学起，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从此，那双畸形的小脚像汪洋中的小船，载着她先后来到江西萍乡女校、湖南长沙女校读书。在成长为新时代女性的道路上，袁昌英始终不遗余力地前行着。
女儿的成长，令父亲十分欣慰。20岁那年，父亲将她接到上海，送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两年后，又送她赴英国留学。为了迅速掌握英语口语，袁昌英在课余时间也闭门苦读，甚至不惜压缩自己的吃饭时间，只吃黑面包果腹。一年后，她这个有着畸形小脚、不起眼的女子就从中学一跃进入苏格兰最好的大学——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
其间，她结识了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也结识了徐志摩这样的文学青年。有一次，徐志摩邀请袁昌英到家里做客，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这样描述那次会面：“那天我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餐。我时刻准备着接待他的情人，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里读书，我料想她一定会讲流利的英文。我很清楚地记得她的装束，一对玲珑般的大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是位小脚新青年。”显然，张幼仪误会了徐志摩与袁昌英的关系，袁昌英走后，张幼仪对徐志摩说的那句“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也流露出或多或少的醋意，但在张幼仪的心目中，袁昌英虽然是小脚，却也是不折不扣的新青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命运的小船又载着袁昌英驶向爱情的港湾，她认识了父亲的得意门生、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奠基人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二人后来结为伉俪。婚后，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授莎士比亚，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女学者。
为求精进，婚后五年，袁昌英再次出国，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学成回国，在上海某公学当教授。这位思想型、事业型的新女性在教学之余，用她那双畸形小脚同时走上了翻译、创作的艰辛之路。
武汉大学创办后，袁昌英凭着满腹才学及对事业的热爱，成为第一批被聘请的教授，一个人教授七门功课。虽然辛苦，但她没有丝毫懈怠，传道、授业、解惑，她乐此不疲地工作着。而且，她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精选几位作家的代表作，做深入细致的剖析，然后再指定阅读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她还喜欢将自己阅读的所思所感形成文字，与学生交流，深受学生欢迎。
袁昌英一边授课，一边忙于家务，一边坚持写作。无数个夜晚中，夜阑人静，一灯如豆，她用一支笔在纸上耕耘着她的田地，兢兢业业地做一名“麦田守望者”。她陆陆续续写了不少散文、杂文、评论，结集为《山居散墨》。
1930年，她创作出版了《孔雀东南飞》三幕剧，其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意打破了戏剧文坛长久以来的沉闷，以至于有人评价她：“袁昌英的戏剧虽然就只有这一集（指《孔雀东南飞及其它》），但已使她在文坛上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至此，这个小脚女子终于蜕变为孔雀公主，完成了质的飞跃。
而且这只“孔雀”只管展翅高飞，从不问前路是否曲折坎坷。
抗战时期，武大由武汉迁至四川乐山，加上通货膨胀导致经济紧张，她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不得不辞去佣人，自己操持烦琐的家务。但即使这样，她始终坚持在本校上课，同时挤出有限的时间进行创作，其散文小品《忙》正是身兼教授、作家、主妇、母亲数职的袁昌英的贴切素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学者、作家，她用作品中体现的爱国情怀来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比如《朴朗呤教授》《游新都后的感想》等代表作。她还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的爱国文学》，把屈原、杜甫、辛弃疾等爱国志士介绍给外国读者。这些爱国故事也是她教育子女、培养子女爱国情怀必不可少的教材。
不仅如此，袁昌英还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她的爱国思想。抗战初期，她主动把自己的一大笔积蓄捐给国家。“九·一八”事变后，身兼女生指导的她带领女同学和部分教职员家属，为东北义勇军缝制了千余套棉衣。
在战时生活物资匮乏、敌机随时轰炸的恶劣环境下，她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力坚持完成了洋洋洒洒20万字的《法国文学》。她在序言中情难自禁地写道：“我这半年中，聚精会神地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朴素而真摯的爱国热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
在1944届毕业生告别会上，她这样勉励学生：“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要牢记武大的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气节。”
无论是在文学史、学术史，还是在教育学领域，袁昌英这只孔雀都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一飞冲天。沈从文曾称袁昌英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非但如此，她也如父亲当年期待的那样，爱国情怀终其一生。
是啊！不忘初心，一个畸形的小脚女子做到了。
编辑/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