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城市暴力拆迁与农村强行征地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隐患未可估防。蔡先生此文从权利与权力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精彩的论述，申言法治时代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路，可谓的论。若能被立法机关采纳，中国私产保护在立法上将进一大步。
　　蔡先生述及西方法治史上，于私产保护在观念和具体立法上的源流，阐释了西方私产保护之制度演化。参诸中国历史，城市化自古即有，但是，我们的先祖在处理城市化与私产保护间关系时，并非尽如20世纪以来主流思潮所猜测的那样没有智慧和仁义，这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城市规划与公共行政伦理的问题。
　　中国历代以都城规划为核心的城市规划一般先有一个周密的总体性方案，再分期完成，于是我们才能看到风格统一、气势雄伟的古代大都市风貌。这种统一规划与民间发生的关系就是原住民被重新安排，除了秦始皇、隋炀帝等少数几个暴君之外，我们很难想像历代政府敢随便强行迁居原住民而只给一笔倾家荡产费或者家破人亡费就建起大都市了。暴力拆迁在历代史料中似乎并没有很多记载——既然暴秦征夫筑长城有《孟姜女》恶谥，若有大规模暴力拆迁，史家文人恐难放过。相反，《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体恤民情的大量言行，曾有官员拍马屁要替他新造别居，太宗引汉文帝自勉，倡俭而拒绝奢侈开销。
　　我们可以设想，城市规划得越统一，行政官员倚权侵吞民财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建造都城往往是一个王朝刚刚成立时候的大举措，前朝劫灰余温未冷，新皇显贵岂敢造次害民？而今土地政策之不善、城市规划之混乱，虽原因复杂，但总其言之，50年来的公共行政伦理处于混乱乃至严重背离基本人道价值的状态，暴迁强征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急功近利、城市发展规划混乱息息相关。地方官员不以民生为要，而惟政绩是求；不以千秋繁荣为系，惟以一时功业为尚；不思政府信用为德，惟以镇服百姓为威。这样的行政岂不是离道远矣？如此行政思路下的城市规划岂能不混乱？这样混乱的城市规划怎能不给有权势者提供害民牟利之机？
　　尽管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古代城市化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当代城市化有很大差别，前者强职权性质导致其城市化过程中，民众私产能否得到保护全靠政府恩赐，而后者系于民主化的前提要求政府行为必须以公民利益为鹄的。古代的政府与人民是舟水关系，而今之政府与人民则应当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政府的行政行为须符合基本人伦，符合基本人道观念，则是古今无间的。
　　公元前614年，春秋时代的邾国国君邾文公打算迁都到绎地（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叫太史占吉凶，占卜的结果是“利民不利君”，邾文公说，利民就是利君，那就迁吧。大臣不解，说只要不迁都就能够长寿为什么要迁呢，邾文公说，国君之命在于利民，寿命短长悉听上天安排，只要利民，就迁都，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于是邾国迁都于绎，当年五月，邾文公逝世，后人认为，他死时51岁，按当时标准已经够长寿的了。这段历史记载在《左传》中，邾文公不顾自己安危，为民迁都，可谓垂范千古，证诸今日，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作者为本刊编辑部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