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

　　1959年生于四川成都，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这一代”的拍摄，1996年出版 《我们这一代》，2014年此书第三次再版。
　　摄影师肖全变了。他原本一直不愿意装修他在深圳的家，反正自己云游四海，那不过是个“放行李的地方”，如今他55岁，还是到处飞，心里也没有安定感，却觉得该对自己的窝负责，于是好好拾掇了住处，开始信佛的他给自己设了佛堂，还在相机盒上写着“照相不见相”，这句话反过来读也有禅意。
　　在他的家里穿行，你随时都会跟一个文艺大腕儿打上照面：越过琳琅的佛教摆饰，客厅置物架上，作家王安忆双手交叉在胸前，抿嘴望你;坐上沙发，眼睛平视，又看见摇滚音乐人崔健在一堵墙前双手插口袋，倔强的眼神抛向左边;走进书房，眼神一晃又见到张晓刚、岳敏君咧嘴对你笑。定睛一看，这些熟悉的面孔又好像有些不同—没有皱纹也没有赘肉，也还不需要戴帽子遮掩后移的发际线。这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们多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八九十年代崭露头角或风靡至今：顾城、何多苓、张晓刚、崔健、王朔、张艺谋、杨丽萍……这些肖像往往是这些人最经典的一张照片。他们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而肖全也被称为“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找这本书的踪迹，之前的版本在网上被高价兜售，或者在图书馆里被翻得掉页。18年后，终于第三次再版，不再是印刷在摄影书常用的铜版纸上，而是采用了更轻便的纸张，开本也变小了，仿佛在说，这本书早已超越摄影领域，成了一本随身的时代传记。

玩出来的作品

　　1990年，肖全翻开了诗人钟鸣办的文艺刊物《象罔》——那是一本用复印机复印，用订书机订起来的“地下刊物”。一张照片把肖全“一掌拍到了墙上”：美国诗人庞德穿着黑色长衫，头戴礼帽，拄着拐杖走在石头小路上。
　　当时肖全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了。“中国艺术家也要有这种好照片！”实际上，他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了对这一群体的拍摄，“但是当时没有那个野心啊！”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后，他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和成都文艺圈的朋友“玩”在一起，在玩的时候，他总是会拿起相机帮他们拍照，其他地方的文艺人士来了，也会顺便来上几张。他喜欢用“玩”字，比如《我们这一代》里最早的那张照片—1986年顾城和妻子谢烨在“星星诗歌节”的合影，也是他们一起“玩”出来的。“当时顾城乐得手舞足蹈，说我最喜欢拍照片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位美国老太太给我的。在公园里，顾城和谢烨把枯藤编好挂在脖子上。”
　　也是在1990年，三毛来成都，许多媒体都在约访她，肖全也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三毛看，三毛一边看一边摇头，肖全以为她不喜欢。结果她说：“不行，你给他们拍得那么好，你要给我拍。”三毛推掉了两个约会跟他在柳荫街漫步，和街头小孩玩沙袋，“那天三毛好像把自己的一生都演了一遍”。3个月后，三毛离开人世。
　　“那时候不太看钱，大家都很穷，就看你的照片是不是足够吸引他们，让他们站在你的镜头面前。”肖全这样形容当时的纯粹。
　　要打动这些大腕儿，有时还需要一点“阶级情感”。1993年，作家王朔的作品已登上电视银幕，肖全一开始的约访并不顺利，总是被婉拒，王朔说太忙要搬家，也说“我相信你拍得好，但我实在不愿意拍照片”。还好有“江湖上”的私交帮忙：他们共同的朋友，作家、《菊豆》等电影的编剧刘恒向王朔说情：“肖全也是咱们海军的”，同样是海军出身的王朔一下子就没了脾气，“阶级感情是很难用其他东西代替的”，肖全说。最后两人见面聊“版权”—因为叶兆言告诉肖全，王朔深谙此道。最后，肖全拍下了一张王朔和记者聊天时认真聆听的样子。“都以为王朔没正经的时候，其实他是十分尊重人的”。
　　也不是所有拍摄对象都有空长聊。比如张艺谋。1994年，肖全已经颇有名气，受邀为张的作品《摇啊摇》担任图片摄影。在记忆中，张艺谋是一个几乎不休息的人，“而且从没看他打过哈欠！”他们偶尔聊起过摄影，张艺谋说，“我曾经也是拍照片的，但是现在开始拍电影，电影要有起幅落幅，要考虑轴线，我得把拍照的方式彻底忘掉，要想电影语言。”有天他们一起吃饭，张艺谋聊起了斯皮尔伯格，“人们说《大白鲨》商业的时候，他又拍了《辛德勒名单》，人们又觉得他不商业了。所以还是要靠自己的心，看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在拍摄张艺谋的众多照片里，肖全选择了这样的一张照片放进书里：张艺谋在片场喊开始或者“卡”，嘴巴张得老大。因为肖全觉得这照片“特别像”张艺谋，“那种劲儿！他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下，是一个开足马达的人，而且我愿意看到他那一代的爆发力”。
　　肖全喜欢这帮人的“劲儿”。一次在成都，他和柏桦等诗人谈天说地，聊诗歌聊文学，尽管不记得聊了什么，肖全还是能用一堆比喻形容当时的感受：“那个气场特别足，一般的人肯定会晕倒的，这帮人在一起时聚起的能量，呼呼地往天上蹿，就好像你没有一定的内功，一下就会被那个火球踢出去”。
　　“他们手上的活都特别好”，他欣赏钟鸣的诗里那种平实和幽默，欣赏欧阳江河的过目不忘，他甚至会得意自己有这批朋友：听朱哲琴唱歌，看杨丽萍跳舞，看何多苓画画……这些人浪漫有趣，他至今记得诗人张枣从德国留学回来后，这帮人聚会时玩的游戏：他和张枣互相对着《哈姆莱特》台词，或者每人说一句对“女人”这个词的修辞。

变与不变

　　从1986年到1996年，肖全拍了十年。从第一次出版再到现在，又已18年。这足以让太多事情发生。刚跨入90年代，邓小平南巡、下海潮掀起，人们开始大方谈钱，也搅动了文艺圈，甚至让他们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现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的吕澎，在肖全眼中是转得快的了。1992年，还是《艺术市场》杂志执行主编的吕澎穿着呢子大衣、戴着金属框眼镜盯着文件的样子，被肖全拍了下来。那一年他成了“广州双年展”的“艺术主持”—“策展人”还不像现在，是个常见的词，这次展览让民间企业出资、民间销售艺术品，更是先锋的事情。我们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一篇1994年吕澎接受媒体访问的稿件，当时他和深圳东辉公司合作做了一个奥莱特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凭着对商业的敏锐和学者的清晰逻辑，吕澎开始很忙很忙，操纵上千万的资金，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好兄弟，他还是待我很好，可是有一阵子我都没好意思去打扰他。”
　　好些艺术家都还没适应老朋友的商业味道，包括肖全本人。1991年，舞蹈家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肖全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接受了杨丽萍的拍摄邀请。但他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要钱，直到见了面，把话绕了十来分钟才把杨丽萍说明白：这位兄弟拍照是要收钱的，他得靠这个吃饭。后来，杨丽萍给了他一个1000块钱的红包，当时他的铁饭碗工资不过170多元一个月。
　　资本的浸入需要时间，当它开始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时候，油画艺术家张晓刚还窝在重庆的工作室里，穷得叮当响。在肖全的镜头下，他穿着纯色的衣服，裤子松垮，搂着妻子自在地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一直到2006年，吕澎给肖全打电话，用成都话说：“肖哥，晓刚的画，买了将近100万，美金！”他说的是那幅《血缘：同志120号》，刚在纽约苏富比以98万美金成交。“90年代的时候，我和吕澎搭火车去看他，他那幅卖了很贵的画，就摆在他工作室一角”，回忆当初，肖全知道，这批人不得了了，“变了”，开始被媒体包围了—张晓刚和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如今被称为当代油画“四大金刚”，因为他们的画全都拍出了数千万的高价。
　　但肖全也知道，他们没变。张晓刚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肖全观察着这些年来他的眼神、习惯动作，他觉得，他们不过是消费能力有所改变，本质的东西，还在那儿。
　　相比起搬到北京居住、全世界办展览的张晓刚，至今仍选择生活在出生地成都的画家何多苓要数这批人当中最接近原样的一个。即使他的工作室大了好几倍，作品的价格也涨了许多，他还是踏着成都人悠哉游哉的节奏，时常去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依然爱吃辣爱熬夜，还保有原有的刻苦。“前不久，我去工作室探他，正好碰上他在写生，顺着他的眼望过去—他在画工作室对面建筑物上蔓延的紫藤。”在某种程度上，肖全觉得书里的人都没怎么变，因为“他们抵御能力比较强，没有让名利这些东西击垮”。
　　而有些人，来不及和时间与名利充分较量，就已逝去。这次再版，特约编辑石翠兰也唏嘘，书中许多人已经要修改生卒年份，而肖全最感叹的还是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书里，唐朝乐队的4个小伙子站在1993年的新疆的风里，长发飞起，两年后，这支中国摇滚史上的重要乐队，因为车祸，失去了他们不满25岁的贝斯手张炬，他们喊他炬炬。
　　张炬去世一年后，《我们这一代》出版。十多年后，这批人到深圳演出。肖全觉得，听众都变“随和”了。以前大家什么都没有，只有崔健、唐朝这些人能让大家high起来，如今，“听众好像变这样，就是你曾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你们来了以后我们还是给你们捧场，但再给今天的听众带来精神上的指引？不可能了。”
　　
　　肖全的置物架，摆满了那一代人的青葱面孔：歌手陈思思（上排左一）、张艺谋和巩俐（上排右二）、陈冲（上排右一）、模特周樵（下排左一）、王安忆（下排居中）。

相见不相照

　　这么多年过去，肖全也不是没有想过继续拍这些人—当时每拍完一个人，他往往要向对方喊一句：十年后我还来拍你！十年很快过去了，肖全还没下定决心。
　　他曾给摄影大师马克·吕布当过一阵助手，他对马克·吕布说过这个想法，换来一句“你还拍他们干什么呢？”。
　　那么，拍新一代文化人？肖全还是卡住了，他掰着手指算，哦，有一个韩寒，一个郭敬明，还有一个弹琴的郎朗，“哎，想半天！”
　　在一次读者见面会上，也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一批人冒出来，现在却青黄不接的情况。他说，这本不该我来回答。同为这一代人，作为摄影师的肖全思考的结果是：那时的那种控制和压迫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不一样的—“历史的挤压，就像火山爆发，1949年后，戏剧、音乐，全为政治服务，整个民族一直紧张，后来一松弛，这批人又从西方吸取营养，一给点不同的东西，一下子就起来了”。
　　一直到2007年，吕澎出了一本《20世纪中国艺术史》。那是肖全镜头下的当代艺术家最红火的时候，书的首发在三亚举行，张晓刚、王广义、岳敏君，这些炙手可热的人聚在一起，即使身价飞涨，老友见面，脸上还是笑出了皱纹。在中巴车上，大伙儿凑着聊天，肖全听见1958年出生的张晓刚来了一句：“40多岁一晃就过去了，怎么这么好过，一下就到50了。”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喝酒，生于60年代的艺术家曾梵志、岳敏君跟前辈们逗趣，说自己当年在报纸上看见他们的名字，如何有仰望之感，如今却在一张酒桌上平起平坐。他们讨论学术，比如什么是“新具像”，又或者回忆一同经历的文化历史事件。肖全看着他们，全是时间的痕迹。
　　在回程的飞机上，张晓刚对肖全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应该再拍这帮人，很多人，包括一些老外，都是因为你这本书，才知道这帮人原来是这样的。十几年过去不是输赢问题，而是一代人的事情，他们做了什么都写他们脸上了。”
　　肖全也不是没试过。他举起镜头对准了老友何多苓。何多苓赶紧半开玩笑半说真话地摆手“不准拍不准拍！”如同肖全相机盒上那句话倒过来后的字面意思：“相见不相照”。
　　“他们就不愿意现在的样子再被你拍，他们肯定觉得自己老了—还用问么？我还不清楚，你们认为他还帅，你知道当年他帅成什么样么？完全没法比。”
　　肖全依然在纠结是否继续这个项目，他目前只打算，要在年底做“我们这一代”的展览，他要把这些人像照片和文化、社会语境的照片结合起来展出，还有好多好照片书里放不下的，他也想拿出来。只是不知道这场展览，是否会让书中的人都前来，来探望探望二三十年前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