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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野生动物聚集之所。大至几百斤的野猪、四五米长的蟒蛇,小至刚出壳的雏鸟和乌龟幼崽……这里有鸟类、哺乳类、两栖爬行类动物笼舍100余间,日常存栏动物300多种、1000多只,俨然一座小型动物园。
这里不是动物园,而是野生动物的一方庇护所——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以下简称为救护中心),一家公益性事业单位。
送至这里的野生动物,或有外伤,或有疾病,有些甚至奄奄一息。来到这里后,经过隔离、体检、观察、治疗、饲喂等多道流程,在恢复健康、达到标准之后,会送到野外科学放归。
救护中心因北京申办奥运会引入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而诞生,至今已走过16个年头。这里24小时值班,年均救护动物约4000只。50余名员工堪称动物“守护神”,他们中有身怀绝技的麻醉高手,有医术高超的大夫,有细心周到的饲养员……在这个占地16公顷的院子里,人和动物相遇,也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上演着一幕幕的喜与忧。
白肩雕是濒危、稀有鸟类,这是救护中心16 年来第一次接收到伤病白肩雕。
“暗器”高手
一只猕猴被关在笼子里,龇牙瞪眼地盯着笼子外的男子,不时使劲晃动栏杆,显示出未被驯化的野性。
男子神情专注,手持一根长管逗弄猕猴,当猕猴转身时,瞅准时机,将管口凑至嘴边一吹,一支麻醉针管射出,正中猕猴臀部。几分钟后,刚才还颇具攻击性的猕猴便进入瘫软状态,被抬至楼下的野生动物救护车上。
这幕颇似武侠片中暗器高手大展身手的场景,发生在海淀区某户居民家中。主人是一对60来岁的夫妻,猕猴是他们养的一只宠物,因属于非法饲养,被举报后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罚没,交給救护中心接收和救助。
对猕猴实施麻醉的男子叫谢海生,是来自双河大街1号的救护员,也是这里屈指可数的吹管高手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麻醉针要尽量扎四肢和臀部,不要扎到肚子,否则容易损伤内脏。”
谢海生出生于1976年,来到救护中心已11年,开着救护车奔波于一线是他的日常工作。
2015年,接收一条扬子鳄的经历令他颇为难忘。那头鳄鱼体长1.5米,重约90斤,被非法饲养于大兴区某大型饭店的水族缸里,供食客观赏。扬子鳄性情凶猛、力气大,且皮质坚硬,无法使用麻醉针管,只能用专业套环将嘴套住,再下水捕捉。
谢海生记得,那次他和同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将鳄鱼弄上车。
进入救护中心并存活下来的野生动物,大致有以下出路:恢复正常、适合野外放归的,会及时放归野外;无法放归的,部分会转移到动物园等地进行科普宣教;另有少部分如残疾或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的,便在饲养区长期饲养。
用救护科科长史洋的话来说,“救护中心兼具救护和收容两大功能”。
那头扬子鳄从小被人工饲养,已失去野外生存能力,至今仍在“两爬馆”里受到精心照料。夏季天热时,还可在模仿自然环境的露天水池里泡澡、晒太阳。谢海生常去看望这位“老朋友”,它能在这里安享晚年,也算不错的,这令他颇觉欣慰。
2020年夏天的一次救护经历,让他遗憾又心疼。
那是在西城区某学校操场上,一只黄鼠狼误入刚铺上橡胶与油漆的新跑道。由于是暑期,又是晚上,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谢海生赶至现场时,只见黄鼠狼被粘在跑道上,因挣扎而全身裹满胶与漆,皮肤甚至鼻腔和口腔都被腐蚀严重,叫声凄惨。
“这一夜它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谢海生心疼不已。待送至救护中心时,同事们也震惊了,都默默期待奇迹出现。
但奇迹最终并没有出现,黄鼠狼未能救活。
城市建设发展越来越快,黄鼠狼、刺猬等已成为城市常见野生动物。谢海生说,人类生活对其影响很大,市民在进行各种活动时,要多考虑它们的存在和需求。
救死扶伤
从海淀被解救回来的猕猴首先被送至隔离笼舍观察与检查。隔离区50米外,是一所天蓝色屋顶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小房间:X光室、无影灯手术室、病毒室、化验室……这是双河大街1号“救死扶伤”之处,也是动物医生刘醴君的地盘——动物医院,共有三名临床医生,一名实验室医生。
刘醴君觉得猕猴没大问题,只是有点皮肤病。他最近的工作重心在一只白肩雕上。
见到白肩雕的第一刻,刘醴君心情沉重,雕的两只脚掌全部感染溃烂,令人触目惊心。
挑战随之而来:白肩雕是濒危、稀有鸟类,这是救护中心16年来第一次接收到伤病白肩雕;而且它患的是禽掌炎——对猛禽而言,是足以致命的顽疾、重疾。
“我燃起了斗志!就像见到难题,一定要把它解出来。”刘醴君说。
给白肩雕戴上氧气罩,全身麻醉,消毒,切除腐烂组织,包扎,敷药,裹棉球……第一次手术足足进行了40分钟。后来,有只脚掌病情一度反复,又做了二次手术,目前正处于恢复状态。刘醴君估计,半个月后就能将其转到疗养区,也许再过不久就能放归野外了。
在他看来,自己对白肩雕还远称不上“救命恩人”,但对十年前救治过的一只猕猴,刘醴君觉得可以算得上。
“十三五”期间,双河大街1 号累计救护各类野生动物237 种、19451 只(头)。
那只猴子是一名市民在小区垃圾桶里捡到的,送到刘醴君面前时,已经昏迷不醒,浑身散发着恶臭,臀部溃烂且爬着蛆虫,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连指关节和嘴唇都无法动弹——这是破伤风感染后中毒的典型症状。 清理、输液、上药等救治手段齐上,三天之后,刘醴君惊喜听到猴子喉咙里发出了“咯、咯”的声音。同事们轮流陪在它身边精心看护,像救治、陪伴孩子一样,看着它紧闭双眼的面庞,抚着它的头,希望它能够好起来。
一个礼拜后,猴子硬邦邦的肌肉变得软和了;两个月后,又能上蹿下跳了。
“每次遇到这种挑战,又成功治好了,成就感极强。”刘醴君说,“就好比艺术家创作出一件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那种快感别人无法体会。”
刘醴君出生于1984年,从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曾在某医药公司做过两年技术员,每天换三身连体无菌服,整天和试管打交道,感觉冷冰冰、没意思。来到双河大街1号以后,一次次把动物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再放归野外。他说:“我真正体会到了学医的乐趣,让我觉得工作特别有斗志,有奔头。”
刘醴君本就有一种明朗的阳光气质,说这话时,眼睛更是亮晶晶的。
但不是每次救治都能如愿。他来到这里工作十年,经手的动物有上万只,很多时候也不得不看着它们在痛苦中慢慢闭上眼睛,无奈且压抑。
数据积累
刘醴君和史洋是同事,也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史洋是双河大街1号的元老,2005年中心筹建之时,他便进驻于此,先后在监测科、宣传科、救护科任职,一路见证了这里的成长与发展。他现在是救护科科长,手下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史洋硕士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在各种动物中,他对鸟情有独钟,曾经历过狂热的观鸟阶段,是这个院子里公认的“识鸟达人”。
史洋喜欢鹦鹉,他发现救护中心里有不少关在笼子里的鹦鹉,平日里总是一副慢悠悠的姿态。后来当他跑到云南的林子里观鸟,看到野生鹦鹉时,瞬间颠覆原有印象——它们不仅灵活,且飞行速度极快。
“鸟在笼子里和在野外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他感慨,“大自然才是它们应该待的地方。”
史洋印象最深刻的两次接收救治案例都和鸟有关。2007年,他跟着救护车去怀柔区接收一批被罚没的百灵鸟幼鸟,足有3000余只,被装在扁扁的、分成一格一格的木头笼子里,将一辆金杯面包车塞得满满当当,小鸟凄惨的叫声令他至今不忘。两年后,他又经手了一批执法部门罚没的山雀幼鸟,600来只。两批幼鸟的死亡率都不低。
“那几年,北京的非法鸟贩子猖獗。”史洋说,“这些年打击力度大了,市民的保护意识也提高了,这种数量巨大的案例少了很多。”
2016年,救护中心和英国鸟类基金会合作了北京大杜鹃项目,为5只大杜鹃戴上追踪仪。卫星定位显示,大杜鹃从北京出发,可以飞越1.2万公里,跨越印度洋,最后抵达非洲大陆东部过冬。
史洋对项目成果颇为骄傲——此前没人知道这种常见的鸟儿每年飞走之后,到底去了哪里。他说,中心可利用在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优势,积极和各类机构合作,积累各种基础数据。
身为双河大街1号里的骨干,他一直在思考野生动物救护的整体发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这个行业面临着大量空白与未知,缺少基础数据,需要从业者一步步探索。
刘醴君对此深有体会。他虽是动物医学科班出身,但学校教的主要是针对家禽家畜,极少涉及野生动物救治。刘醴君经手的动物种类已近300种,比如白肩雕的病例十年难遇,“给它注射药物的适宜剂量是多少?哪有现成的书本知识呢?谁又能告诉你呢?只能靠自己灵活掌握,慢慢探索”。
当然,挑战即机遇,这意味着他们正站在行业的前沿,正在为后来者开拓全新领地。
2020年,救护中心开始建设动物救护管理系统,将各种救护信息数据化,共计20多个指标,如第一救护地点、伤病情况、用药情况等,目前已积累了3000余条数据。史洋期待,几年之后有足够的数据底本进行分析,比如某个种群在哪个季节、哪个地区容易受到何种伤病,继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如同医院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这比被动地去救护动物个体要好得多。”史洋说。
城市姿态
刘醴君曾为一条缅甸蟒做过手术,它被发现于通州区的一条大街上。X光片显示它的某节脊椎错位了,导致身体的后半截呈瘫痪状态。几番救治之后,蟒活了下来,但脊椎再也无法复原,成了一条“残障”蟒。
刘醴君判断:“它是被人为打伤的。”
那只垃圾桶里奄奄一息的猕猴,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刘醴君说它见到人就有一股恨意,龇牙咧嘴、眼神凶狠,“大概率是受过主人的虐待又遭扔弃”,后来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感恩的心”。
还有那只白肩雕。只有被人类饲养过的猛禽才会得禽掌炎,因为关在笼子里被迫长时间站立于栖架,得不到足够的运动,产生各种应激、焦虑。
刘醴君看过太多的伤残、伤病动物。许多本应在空中翱翔的鸟儿、在山野中奔跑的野兽,现在只能静静蹲在笼舍的角落,偶尔望向外面的天空,神情落寞。这时,他总不愿与它们的眼神对视,内心却不自觉发出声音:“人类亏欠动物太多、太多。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尽量在还债与补偿而已。”
史洋說,这份工作带给他两种明显的认知变化。一是那些庄园范儿的绿地——修剪整齐的草坪、造型美丽的树木,既无杂草也无动物——他已经越看越“不顺眼”了。他觉得荒野范儿更有生命力,“正确的生态审美应该是,要学会从动物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仅是人类角度”。
另一个变化是,他发现知道得越多,未知的就更多。这让他不自觉生出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深感个体和人类的渺小。
2021年初,一只秋沙鸭的故事在北京广为传播:市民反映某公园冰面上困有一只中华秋沙鸭,这是濒危鸟类,有“鸟中大熊猫”之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这是一只与中华秋沙鸭长相相似的普通秋沙鸭。由于冰面危险,还请来了消防员,搭放消防梯爬过冰面才救下这只鸭子。
网民热议,到底要不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救一只普通的鸭子?双河大街1号的回应是:不管濒危不濒危,都要救!这是救护中心的职责所在。生命平等,每一种都值得去爱护。
“十三五”期间,双河大街1号累计救护各类野生动物237种、19451只(头);接收执法罚没野生动物98种、16830只(头);共放归131种、14482只(头)。成绩不错!
史洋和刘醴君坦承,整体而言,保护栖息地、保护自然环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效果更强大,“那是可以保护物种的”。
双河大街1号价值独特。第一,对野生动物个体来说,它们很需要;第二,这是一座城市的姿态与表率,对市民生态理念提升有巨大引领作用。
“主流力量肯定是靠保护自然环境。将军排兵布阵,作为小兵,我们自会尽己所能、奋勇向前冲。”刘醴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