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但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却不胜枚举，以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这些本不应成为常态的危机事务，如今却有常态化的趋势。
　　公共利益原本就是难以界定的名词，容易被模糊、被抽象甚至被劫持。公共利益被侵害，看似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实则是法治环境和监督机制健全与否的衡量。在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高速公路成为垄断经营性质，利益转归特殊群体而非全体民众。实际上，政府提供服务的对象本应是全体民众，权力来源于民众，自然应该服务民众。赢得公信力的方式是：对危机制造者予以追究，加强保护弱势群体，还民众一个公道。而现状却是问题制造者难以问责，在大企业、大集团面前，个人往往成为弱势群体，少有人能为公共利益说话。公民个人，被动成为环境污染与食品危机的看客，却缺乏说话的空间。
　　有人用国人的冷漠来为此做注解，却并不符合当前情境。固然有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策略，但当前社会明显有禁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就使得原告的范围大大缩小，路见不平的时候根本不能拔刀相助，除非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如此一来，大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处理民事诉讼，而个人却只能单兵作战，这明显有悖公平。于是，任何敢于同大集团打官司的个人都在法律限定下艰难前行，大集团面对一个个缺乏后盾的个人明显游刃有余。即便是个人打赢了官司，也无权代表其他利益受侵者追讨，大集团受到的损害微乎其微，而个人对各种成本则不堪重负。这变相怂恿了大集团欺压小团体和个人，明显是保护强者、限制弱者的翻版，这就需要法律层面的自我检视。
　　从法律存在的意义来说，原本是弱者寻求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在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却背道而驰。对弱者权益的忽略导致并非良好的结局，事物的发展需要防微杜渐，这就需要有人不断地去维护社会公平。可现实中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人太少，并非人们没有良心，而是缺乏法治环境保障；并非缺少民族的脊梁，而是法律和道德上的关注不够。中国古代纳谏的传统源远流长，如今却有些不见踪影；谤木曾承担过为政者与民间交流的角色，现在却有沦为表象之嫌。
　　在现代信息网络更为便捷的情况下，开拓公共利益维护渠道，增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终究是需要走的路。
　　摘自《半月谈网》
　　（作者系苏州大学行政管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