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万方来朝的华丽盛景，还是出访他邦的友好交流，语言不通总是天大的难题。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地位不高，名声不显，却是一个国家和周围交流离不开的帮手。他们就是翻译官，用语言打天下、看世界。
　　翻譯这个行业在我国由来已久，中国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不一，与境外的往来也很频繁，因此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翻译机构，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到晚清国人走出国门，在中国历史的各个节点上，都活跃着翻译官们的身影。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传达消息、宣扬文化，都需要翻译作为媒介。中国古代的翻译官既包括口译也包括笔译，他们有的精通周边少数民族文字，有的知晓远邦语言。而这些纷繁复杂的语言文字，都是不同时代翻译官们在工作中需要熟练掌握的。
　　始于外交的三象重译
　　翻开《周礼·秋官》，可以读到关于“象胥”的记载。这个现代人颇为陌生的名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关于翻译官最早的记载。周王朝四周，有“蛮、夷、闽、貉、戎、狄”六族，而“象胥”则是周天子接待各方使者的官员。
　　通夷狄之言曰象，有才能之人曰胥。这批通晓外语的官员，既能够与使节沟通，传达周王朝的国策；又要在使节觐见周天子的重要场合，担任引导和翻译。工作任务与现在那些精通外语的翻译、外交官没有什么两样。
　　不过，周朝的译官不止有“象胥”一个官称，而是和周边诸侯国一样，根据方位不同各有名号。《礼记》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至今。那为何不说翻寄、翻象、翻狄呢？中国古代最大的威胁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古人对译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寄、象、狄，称其为翻译就不足为奇了。《国语》中还讲到，少数民族来到中原王朝进贡，正式面见诸侯前，先由“舌人”来接待。看起来，“舌人”也是翻译外交人员的雅号。
　　在当时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体系中，四方诸国也将自己国家的兴衰，寄托到中国的命运之上，于是，中国风调雨顺，他们也觉得顺利；中国多灾多难，他们也跟着着急。周王朝国泰民安，自然万方来朝，表达思慕之情。其中，就包括《后汉书》里记载的远在西南的越裳氏。
　　越裳氏离周王朝实在太遥远了，甚至专门负责南方使节翻译的象胥都不能马上理解他们的语言。不过幸好相邻方国之间，也都有翻译可以互译，于是越裳氏通过三个译官的接续翻译，才将心声表达给周天子：“我们的国君身处外国，近来没有疾病暴雨，猜想大概是中国出了圣人吧。所以才派了臣来进贡白孔雀。”这“三象重译”而至的白孔雀，着实珍贵无比。周公接受了远方客人的礼物，并认为这是文王仁政的功劳。假设没有翻译官的帮忙，恐怕越裳氏的拳拳之心就白费了。
　　佛经汉译引发翻译时尚
　　中国翻译的第一个高潮时代，是由汉译佛经开启的。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当前秦王苻坚攻克襄阳时，他这样感慨道：“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苻坚口口声声要得到的是一代高僧道安大师。道安佛法高深，更通晓外语，精于译经。苻坚格外仰慕他的才学，于是在派兵攻破襄阳后，挟持道安来到了长安。苻坚为道安在长安五重寺专门组织了佛经译场，这位高僧不但自己译经无数，而且培养了很多译经人才，被梁启超称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时隔20年，另一个信佛的皇帝，后秦文桓帝姚兴也为长安城请来了一位译经大师， 那就是客居后凉的高僧：鸠摩罗什。姚兴请鸠摩罗什在长安城西南的逍遥园中译经，封他为国师。鸠摩罗什主持的译场，实力雄厚，成员众多。译经无数的鸠摩罗什总结的译理更是被后人沿用，连现在翻译界常说的“信、达、雅”三原则，最初也是参照了他的译经法提出的。
　　如果说汉魏时期是译经的缘起时代，那么隋唐帝国就是译经的高潮期。由官方组织的佛经译场和译馆越来越多，而玄奘天竺取经归来后的译场，更是推动了佛经翻译的官方化进程。
　　不过，经文虽多，总有翻译完的时候，尤其是随着中国式佛教的兴起，佛经翻译也逐渐转向衰落。
　　那些著名的翻译官
　　中国古代早期的译者大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姓，历史典籍中有据可查的可能就是张骞的向导和翻译堂邑父了。
　　关于堂邑父的资料，史书中记载极少，据说他是西域胡人，本名甘父，在战争中被汉军俘虏，成为堂邑侯陈午的家奴，故名堂邑父。堂邑父的主人陈午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西汉开国元勋陈婴之后，汉文帝女婿，汉武帝岳父，他的女儿就是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金屋藏娇中的主角陈阿娇。
　　堂邑父精于骑射，谙熟西域地理和当地语言，所以被选拔为张骞助手。公元前138年，张骞率领100多名随行人员，从陇西出境，开始了西域之行。不过这次出使并不顺利，张骞一行刚刚进入匈奴地界即遭扣押，后趁看管不严，张骞成功出逃，来到大月氏。不过大月氏早已不愿纠缠与匈奴的旧怨，张骞无功而返，又被匈奴扣留。张骞和堂邑父故伎重演，乘匈奴内乱之机再次逃脱，回到长安，不过当初出发时的100多人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两个了。
　　对于这段历史，后人只记住了张骞的名字，而忽略了堂邑父的存在。至于堂邑父如何与匈奴人虚与委蛇，保住了张骞性命，史书中只字未提，只记下了这样一行文字：“堂邑父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看来，如果没有堂邑父，张骞即使不被匈奴人杀死，也会饿死在路上。
　　宋元之际，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时而结交时而对立，精通异国语言文字的翻译官，被时代推到了风口浪尖。多年战争，宋辽终于在宋真宗景德年间签订了澶渊之盟，迎来百年和平共处。这一重要和议缔结时，前往契丹谈判的，是北宋名不见经传的官员曹利用。
　　临行之前，宰相寇准将曹利用叫到一旁，严词厉色道：“虽然官家许诺百万，但你此行，只能以30万为限度，如果超过，我必定把你斩首示众！”等到曹利用归来，带回合约，岁币的金额果然就只有30万。这个记载在《宋史》中的故事，将签订盟约的功劳记在了寇准身上，但能够不辱使命的曹利用，显然也功不可没。
　　为何曹利用会被委以如此重任？也许正是由于出生在宋辽边境，通晓契丹语，由这样背景的人去谈判，没有语言障碍，不至于被蒙蔽。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在谈判中坚守底线，顺利完成任务。
　　如果说之前的时代，翻译是多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助手，那么到了明代，翻译承担的业务就开始超出本土，开始和世界接轨了。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翻译官马欢、费信、巩珍三人都曾随行。这三位翻译官资质、才干卓越，他们将远航见闻记录成册，各自编撰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其中，马欢参与了第4、6和7次下西洋，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且还有一手好文笔。《瀛涯胜览》详细记录了马欢所环游的二十个国家，包括南洋各国、阿拉伯国家，记载了这些国家的航路地理、风土人情、语言文化、工艺贸易、货币，甚至包括野生动植物的观察纪录。是研究郑和下西洋，明代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手资料，对介绍亚非航线诸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