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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全面整理研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解古文的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文字资料对段玉裁的这些说解加以考定，指出了段氏的几点阙失。
关键词：古文 说解 阙失
许慎的《说文解字》一般以小篆为字头，说解本义，分析形体，古文只是作为重文附于字头后，而未加诠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中的古文给予了很大关注，不仅对许慎“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作出了解释，而且利用文献资料，对《说文》所收的大部分古文进行了分析、考证。段氏的论述考辨精当，时有创见，但也由于盲目尊许，主观臆断和所见古文字材料有限等原因，一些说法有失偏颇。
《说文》中明确标出为“古文”的单字共474个，另有古文奇字5个，除此之外，各家对于其它未明确标注但仍是古文的，看法不一。笔者在硕士论文中以这479个古文为基点，考察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其进行说解的字头共305个，其中有49个字头出土文献未见，不作观照，只对256个利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文字资料做了分析考量。在此仅指出段注《说文》古文的几点重要阙失。
一、错误的古文观念
段玉裁在“一”之古文后注：“凡言‘古文’者，谓仓颉所作古文也。此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而兼录古文、籀文。所謂‘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弌’‘弍’‘弎’也？盖所谓‘即古文而异’者，当谓之‘古文奇字’。”[1]段玉裁认为，《说文》所录的古文，乃“仓颉所作古文”。 又言：“五帝三王其间文字之体更改非一，传于世者，谓之仓颉古文，不皆仓颉所作。”[2]段氏的意思很明确，他认定了古文就是五帝三王时的文字，殷周“前代古文”。
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澄提出古文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民国初，王国维进一步认定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文字，并进一步提出齐鲁文字说，更具体地指明了古文地域。近几十年来，大量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使学者们的古文观念得以不断的修正，影响较大的有李学勤先生的楚文字说。近年，不少学者又利用新出材料进一步细致地与《说文》古文作比照，更明确了《说文》古文的来源。如张富海把汉人所谓古文分成两部分，“其大部分是六国文字，小部分是非六国文字。属于六国文字的古文的主体是战国齐系文字中的鲁文字，同时含有战国晋系文字和楚文字的成分。非六国文字成分中，有少量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字形，有汉代小学家考定为古文的字形，甚至有编造拼凑的字形。”[3]对古文的界定更为合理而接近真实。这些成果都显示出段玉裁的古文观念是错误的。
由于错误地认定了古文的时代，没有看出许慎所言“古文”的复杂性，使他在处理这些文字形体时难免出现纰漏，如对“上”的解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文》既言为古文“上”，又在“帝”下、“㫄”下、“示”下、“辰”下等皆云“二，古文上字。”段玉裁发现了这个不一致的地方，他立足于《说文》本身的系统，对此做了改动。“今正‘丄’为‘二’，‘’为‘丄’，观者勿疑怪可也。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后言小篆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4]但遗憾的是，段氏亦未能得见丰富的出土古文字资料，所改亦非。从出土古文字来看，殷周文字“上”多作“二”，战国文字“上”已普遍作“上”，或中间竖笔曲折，同篆文，或加饰笔，或作丄。[5]由此可见，“丄”是古文无疑。段氏因固有的古文观念的错误，而导致他无法准确指明许慎之失。这类错误还表现在其对“一”“上”“齿”“箕”等字的古文字形的说解中。
二、囿于许说，妄加阐发
段玉裁虽然没有墨守许书，一些地方能纠许之失，时有创见，但也存在过于遵从许说，以讹传讹的错误。例如：
《说文解字》周，古文周字。从古文及。（33上）
《说文解字注》：及之者，周至之意。（58下）
《战国文字编》B望山2·1；B郭店·穷达5。（第70页）
何琳仪释“周”：“甲骨文作（京津一二七四）。像方格内刻画之形，雕之初文。或谓象～匝之形。金文作（保卣），加口为饰。或省四点作（墙盘）。战国文字承袭金文。其口旁或加饰笔作、，其旁或作，遂似用字。或将竖笔上饰点延伸为斜笔作、，或有脱笔作、、。或将中间竖笔撇出作、，仅见楚文字。或作、，与古文吻合。”[6]
按，古文“周”字是将“用”中间竖笔撇出，其下部之，当为口与用之连笔讹形。又，“及”字甲骨文作、（《甲骨文编》第119页），西周金文作（保卣），春秋战国作（齐鞄氏钟）、（秦公镈）、（中山王鼎），（《金文编》第189页）概无作者，段从许慎，说解古文构形不确。
《说文解字》弟，古文弟。从古文韦省。（113下）
《说文解字注》：古文韦见韦部。丿声。丿，右戾也。房密、匹蔑二切。（236下）
《战国文字编》B郭店·唐虞5；B郭店·六德29。（第350页）
何琳仪释“弟”：“甲骨文作（乙八八一八）。从柲之初文（），从己，会柲缠韦有次弟之意。西周金文作（豦簋），春秋金文作（齐侯鎛）。战国文字承袭两周金文。或省作、、。”[7]董莲池认为：古文作，应从从，即甲骨文所从之稍变，即往上缠绕之物，并非“古文韦省”，不得分析为从“丿声”，许说不确。[8]按，二说可从，段从许，非。
《说文解字》𡖊，古文夙。从人、𠀬。亦古文夙。从人、㐁。宿从此。（142上）
《段注》：，古文。《谷部》曰：𠀬，古文㐁。读若三年导服之导。此从人，从𠀬声也。，古文。《谷部》“㐁”本亦古文，“𠈇”亦“夙”之古文，“㝛”从“𠈇”声。（316上）
《上海博物館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三·周37·15（354页）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一·容28·35；三·周37·15；五·三1·39。（第371页）
何琳仪在“宿”下释：“𠈇，甲骨文作（类纂二二三一），从人，从㐁（簟之初文），会人卧于竹席之意，宿之初文。……夙、宿音同，形体无关。”[9]按，此古文当出“宿”字下，为“宿”之初文。“𠈇”“㐁”用为“夙”实属假借，许君混为一字。段从许，非。
《说文解字》廏，古文从九。（192下）
《说文解字注》：此从古文叀，而九声也。（444上）
董莲池认为：“古文应即勹部‘𠣿’字讹省。‘𠣿’西周金文作（毛公旅鼎），从，声，像饱腹形。又作（令簋），从，㲃声，显然是之省。战国时大概讹作形，至篆由讹为，而古文则讹为。声旁减为，遂有形。古音‘𠣿’‘廏’相同，故假‘𠣿’为‘廏’，许遂录于‘廏’下，说其构形‘从九’，不可信。”[10]按，其说可从。段从许，非。
《说文解字》赤，古文。从炎、土。（212下）
《说文解字注》：火生土。（491下）
《战国文字编》B包山168；B包山272；B郭店·老甲33。（第683-684页）
何琳仪释“赤”：“甲骨文作（乙二九〇八）。从大，从火，会大火颜色之意。西周金文作（邾公华钟）。战国文字承袭两周金文。或作其火旁加横为饰，或作大旁亦加横为饰（与炎字混同），或作加土旁繁化（与古文吻合）。”[11]按，“赤”字从大，从火，从炎乃“大”字增添饰笔，加土旁属繁化，段从许以五行说释之，非。
关键词：古文 说解 阙失
许慎的《说文解字》一般以小篆为字头，说解本义，分析形体，古文只是作为重文附于字头后，而未加诠释。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说文》中的古文给予了很大关注，不仅对许慎“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作出了解释，而且利用文献资料，对《说文》所收的大部分古文进行了分析、考证。段氏的论述考辨精当，时有创见，但也由于盲目尊许，主观臆断和所见古文字材料有限等原因，一些说法有失偏颇。
《说文》中明确标出为“古文”的单字共474个，另有古文奇字5个，除此之外，各家对于其它未明确标注但仍是古文的，看法不一。笔者在硕士论文中以这479个古文为基点，考察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其进行说解的字头共305个，其中有49个字头出土文献未见，不作观照，只对256个利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文字资料做了分析考量。在此仅指出段注《说文》古文的几点重要阙失。
一、错误的古文观念
段玉裁在“一”之古文后注：“凡言‘古文’者，谓仓颉所作古文也。此书法后王，尊汉制，以小篆为质，而兼录古文、籀文。所謂‘今叙篆文，合以古籀’也。小篆之于古、籀或仍之，或省改之。仍者十之八九，省改者十之一二而已。仍则小篆皆古、籀也，故不更出古、籀。省改则古、籀非小篆也，故更出之。‘一’‘二’‘三’之本古文明矣，何以更出‘弌’‘弍’‘弎’也？盖所谓‘即古文而异’者，当谓之‘古文奇字’。”[1]段玉裁认为，《说文》所录的古文，乃“仓颉所作古文”。 又言：“五帝三王其间文字之体更改非一，传于世者，谓之仓颉古文，不皆仓颉所作。”[2]段氏的意思很明确，他认定了古文就是五帝三王时的文字，殷周“前代古文”。
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澄提出古文是战国时代的文字，民国初，王国维进一步认定古文是战国时代东方六国的文字，并进一步提出齐鲁文字说，更具体地指明了古文地域。近几十年来，大量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使学者们的古文观念得以不断的修正，影响较大的有李学勤先生的楚文字说。近年，不少学者又利用新出材料进一步细致地与《说文》古文作比照，更明确了《说文》古文的来源。如张富海把汉人所谓古文分成两部分，“其大部分是六国文字，小部分是非六国文字。属于六国文字的古文的主体是战国齐系文字中的鲁文字，同时含有战国晋系文字和楚文字的成分。非六国文字成分中，有少量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字形，有汉代小学家考定为古文的字形，甚至有编造拼凑的字形。”[3]对古文的界定更为合理而接近真实。这些成果都显示出段玉裁的古文观念是错误的。
由于错误地认定了古文的时代，没有看出许慎所言“古文”的复杂性，使他在处理这些文字形体时难免出现纰漏，如对“上”的解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文》既言为古文“上”，又在“帝”下、“㫄”下、“示”下、“辰”下等皆云“二，古文上字。”段玉裁发现了这个不一致的地方，他立足于《说文》本身的系统，对此做了改动。“今正‘丄’为‘二’，‘’为‘丄’，观者勿疑怪可也。凡《说文》一书，以小篆为质。必先举小篆，后言古文作某。此独先举古文，后言小篆作某，变例也。以其属皆从古文‘上’，不从小篆‘上’，故出变例而别白言之。”[4]但遗憾的是，段氏亦未能得见丰富的出土古文字资料，所改亦非。从出土古文字来看，殷周文字“上”多作“二”，战国文字“上”已普遍作“上”，或中间竖笔曲折，同篆文，或加饰笔，或作丄。[5]由此可见，“丄”是古文无疑。段氏因固有的古文观念的错误，而导致他无法准确指明许慎之失。这类错误还表现在其对“一”“上”“齿”“箕”等字的古文字形的说解中。
二、囿于许说，妄加阐发
段玉裁虽然没有墨守许书，一些地方能纠许之失，时有创见，但也存在过于遵从许说，以讹传讹的错误。例如：
《说文解字》周，古文周字。从古文及。（33上）
《说文解字注》：及之者，周至之意。（58下）
《战国文字编》B望山2·1；B郭店·穷达5。（第70页）
何琳仪释“周”：“甲骨文作（京津一二七四）。像方格内刻画之形，雕之初文。或谓象～匝之形。金文作（保卣），加口为饰。或省四点作（墙盘）。战国文字承袭金文。其口旁或加饰笔作、，其旁或作，遂似用字。或将竖笔上饰点延伸为斜笔作、，或有脱笔作、、。或将中间竖笔撇出作、，仅见楚文字。或作、，与古文吻合。”[6]
按，古文“周”字是将“用”中间竖笔撇出，其下部之，当为口与用之连笔讹形。又，“及”字甲骨文作、（《甲骨文编》第119页），西周金文作（保卣），春秋战国作（齐鞄氏钟）、（秦公镈）、（中山王鼎），（《金文编》第189页）概无作者，段从许慎，说解古文构形不确。
《说文解字》弟，古文弟。从古文韦省。（113下）
《说文解字注》：古文韦见韦部。丿声。丿，右戾也。房密、匹蔑二切。（236下）
《战国文字编》B郭店·唐虞5；B郭店·六德29。（第350页）
何琳仪释“弟”：“甲骨文作（乙八八一八）。从柲之初文（），从己，会柲缠韦有次弟之意。西周金文作（豦簋），春秋金文作（齐侯鎛）。战国文字承袭两周金文。或省作、、。”[7]董莲池认为：古文作，应从从，即甲骨文所从之稍变，即往上缠绕之物，并非“古文韦省”，不得分析为从“丿声”，许说不确。[8]按，二说可从，段从许，非。
《说文解字》𡖊，古文夙。从人、𠀬。亦古文夙。从人、㐁。宿从此。（142上）
《段注》：，古文。《谷部》曰：𠀬，古文㐁。读若三年导服之导。此从人，从𠀬声也。，古文。《谷部》“㐁”本亦古文，“𠈇”亦“夙”之古文，“㝛”从“𠈇”声。（316上）
《上海博物館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三·周37·15（354页）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五）文字编》一·容28·35；三·周37·15；五·三1·39。（第371页）
何琳仪在“宿”下释：“𠈇，甲骨文作（类纂二二三一），从人，从㐁（簟之初文），会人卧于竹席之意，宿之初文。……夙、宿音同，形体无关。”[9]按，此古文当出“宿”字下，为“宿”之初文。“𠈇”“㐁”用为“夙”实属假借，许君混为一字。段从许，非。
《说文解字》廏，古文从九。（192下）
《说文解字注》：此从古文叀，而九声也。（444上）
董莲池认为：“古文应即勹部‘𠣿’字讹省。‘𠣿’西周金文作（毛公旅鼎），从，声，像饱腹形。又作（令簋），从，㲃声，显然是之省。战国时大概讹作形，至篆由讹为，而古文则讹为。声旁减为，遂有形。古音‘𠣿’‘廏’相同，故假‘𠣿’为‘廏’，许遂录于‘廏’下，说其构形‘从九’，不可信。”[10]按，其说可从。段从许，非。
《说文解字》赤，古文。从炎、土。（212下）
《说文解字注》：火生土。（491下）
《战国文字编》B包山168；B包山272；B郭店·老甲33。（第683-684页）
何琳仪释“赤”：“甲骨文作（乙二九〇八）。从大，从火，会大火颜色之意。西周金文作（邾公华钟）。战国文字承袭两周金文。或作其火旁加横为饰，或作大旁亦加横为饰（与炎字混同），或作加土旁繁化（与古文吻合）。”[11]按，“赤”字从大，从火，从炎乃“大”字增添饰笔，加土旁属繁化，段从许以五行说释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