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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在他的柏林小说《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刻画了在柏林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政局不稳和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下，小说中这些人物呈现了不同形式的病态社会性格。解读这些性格特征的同时，进一步思考社会成员病态性格与病态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衣修伍德；《诺里斯先生换火车》；病态社会性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1
以自传小说闻名的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将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居德国的经历为第一手资料，创造了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文学作品《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战争的中心——德国柏林，这个正经历着政权更迭和经济危机的城市正呈现出种种病态特征。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小说中的人物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病态性格。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处境的分析中指出，社会性格乃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具有基本的性格结构，是个人心理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视角，分析《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不同类型的病态社会性格。
一、退化了的服从性格
小说主人公诺里斯是个胆小、怯懦的人，他非常享受女性对他进行肉体上的施虐。在新年狂欢夜里， 诺里斯被发现蜷缩在地板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衣和袜子，而安妮和奥尔加正挥舞着皮鞭，一边抽着诺里斯的屁股，一边咒骂着他。诺里斯发出快活而痛苦的尖叫，十分顺从地享受肉体上的折磨。而小说的叙事者威廉在与忘年之交诺里斯的相处中，出于对诺里斯的怜悯和关爱，在不知不觉中被诺里斯控制和利用了。他的服从性格尤其体现在对诺里斯的言听计从，在诺里斯在面临破产的时候，威廉还主动提出并心甘情愿当作诱饵，引普雷尼茨男爵去瑞士。威廉对诺里斯忽好忽坏的经济状态、来去无踪的行迹毫不怀疑，一旦诺里斯有难，威廉便退化成盲目听从的人。
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类人都很大程度地依赖于他人，原本正常的人退化了，变得被动、屈从、怯懦。在当时的柏林，生存和生活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在别人身上找到寄托。诺里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通过别人对自己身体的操控来寻求心理安慰；威廉把信任毫无保留地交给诺里斯，其对他的控制使他获得安全感。属于这类病态社会性格的人，表面看上去乐观且友善，但当他们的“供应来源”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心神错乱，因为他们只会被动接受和依赖。属于这种服从性格的人有如退化了的人类，被动且脆弱。
二、物质化了的交易性格
普雷尼茨男爵在德国政府担当要职，可以接触到许多德国政府的情报和机密。可他被引到瑞士去之后，却被法国专门收集、贩卖国家机密和计划的商人范·霍恩给收买了。普雷尼茨回到德国后便开始与巴黎方面联系，打算高价出售德国情报。原本经济、社会地位都不低的普雷尼茨男爵，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报酬，将自己的人格、职业和国家都出卖了，这些都成为他用来交易的工具。诺里斯则出卖的是朋友，诺里斯利用普雷尼茨对威廉的爱慕（普雷尼茨是男同性恋），把威廉当做诱饵，引普雷尼茨一起去瑞士。普雷尼茨一旦上钩，诺里斯便能获得丰厚的报酬。朋友在他眼里都不如钱来得实在。
这种病态社会性格的表现为冷漠、贪婪、投机和虚伪。在资本主义德国，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时候，这类人会把自己当做商品，而且以个人价值为交换价值，将自己的人格销售出去来达到目的。普雷尼茨将自己的职务之便作为交换价值，而诺里斯则利用朋友对自己的信任来进行交易。只要有任何可以交易的东西，他们都会拿去交换，获得价值。所以说，拥有这种交易性格的人已经完全被金钱物质化了。
三、野蛮化了的破坏性格
施密特原本是诺里斯的管家，在诺里斯拖欠了他好几个月的薪水之后，彻底与诺里斯翻脸，采取报复性措施，把诺里斯的底细当作把柄来要挟和敲诈他。不论诺里斯是逃去了国外，还是躲进了施罗德太太的家中，施密特都紧追不舍，搅乱诺里斯的生活。小说中的另一群人，即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分子，在魏玛政权分崩离析的时候，开始上台掌权，并迫害种族不同的德国犹太人，追杀有利益分歧的德国共产党员。
这类人通过使用剥削、打击、伤害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呈现出报复、榨取、自私、利己等心理特征，实际上已经野蛮化了。原本的雇佣关系被施密特破坏了，成了仇敌；极端利己主义的纳粹分子，会对国人因利益不同而手足相残，因种族不同而赶尽杀绝。这类人对他人和社会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的病态社会性格不仅使自己逐渐走向野蛮，而且使社会也越来越脱离秩序。
衣修伍德通过对一群生活在柏林的人物描写，揭示了他们的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的病态性格特征。战争和经济危机让人们处于焦虑和恐惧之下，每个人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社会性格病态化。这些社会性格从服从型到交易型，再到破坏型，造成的危害从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到影响周边的人，最后到对社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病态社会与病态社会性格相互作用、循环往复，使德国社会走向极端的纳粹主义，最终拉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报。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孙法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2]埃里希·弗洛姆：《自我的追寻》，孙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3]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4]（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末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5]姜红：“衣修午德和他的柏林小说”，《外国文学》，1992年03期。
关键词：衣修伍德；《诺里斯先生换火车》；病态社会性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1
以自传小说闻名的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将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居德国的经历为第一手资料，创造了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文学作品《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战争的中心——德国柏林，这个正经历着政权更迭和经济危机的城市正呈现出种种病态特征。病态的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小说中的人物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病态性格。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处境的分析中指出，社会性格乃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具有基本的性格结构，是个人心理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弗洛姆的社会性格理论视角，分析《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不同类型的病态社会性格。
一、退化了的服从性格
小说主人公诺里斯是个胆小、怯懦的人，他非常享受女性对他进行肉体上的施虐。在新年狂欢夜里， 诺里斯被发现蜷缩在地板上，衣服脱得只剩下内衣和袜子，而安妮和奥尔加正挥舞着皮鞭，一边抽着诺里斯的屁股，一边咒骂着他。诺里斯发出快活而痛苦的尖叫，十分顺从地享受肉体上的折磨。而小说的叙事者威廉在与忘年之交诺里斯的相处中，出于对诺里斯的怜悯和关爱，在不知不觉中被诺里斯控制和利用了。他的服从性格尤其体现在对诺里斯的言听计从，在诺里斯在面临破产的时候，威廉还主动提出并心甘情愿当作诱饵，引普雷尼茨男爵去瑞士。威廉对诺里斯忽好忽坏的经济状态、来去无踪的行迹毫不怀疑，一旦诺里斯有难，威廉便退化成盲目听从的人。
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这类人都很大程度地依赖于他人，原本正常的人退化了，变得被动、屈从、怯懦。在当时的柏林，生存和生活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在别人身上找到寄托。诺里斯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别人，通过别人对自己身体的操控来寻求心理安慰；威廉把信任毫无保留地交给诺里斯，其对他的控制使他获得安全感。属于这类病态社会性格的人，表面看上去乐观且友善，但当他们的“供应来源”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焦虑和心神错乱，因为他们只会被动接受和依赖。属于这种服从性格的人有如退化了的人类，被动且脆弱。
二、物质化了的交易性格
普雷尼茨男爵在德国政府担当要职，可以接触到许多德国政府的情报和机密。可他被引到瑞士去之后，却被法国专门收集、贩卖国家机密和计划的商人范·霍恩给收买了。普雷尼茨回到德国后便开始与巴黎方面联系，打算高价出售德国情报。原本经济、社会地位都不低的普雷尼茨男爵，为了满足贪婪的欲望，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报酬，将自己的人格、职业和国家都出卖了，这些都成为他用来交易的工具。诺里斯则出卖的是朋友，诺里斯利用普雷尼茨对威廉的爱慕（普雷尼茨是男同性恋），把威廉当做诱饵，引普雷尼茨一起去瑞士。普雷尼茨一旦上钩，诺里斯便能获得丰厚的报酬。朋友在他眼里都不如钱来得实在。
这种病态社会性格的表现为冷漠、贪婪、投机和虚伪。在资本主义德国，经济不能健康发展的时候，这类人会把自己当做商品，而且以个人价值为交换价值，将自己的人格销售出去来达到目的。普雷尼茨将自己的职务之便作为交换价值，而诺里斯则利用朋友对自己的信任来进行交易。只要有任何可以交易的东西，他们都会拿去交换，获得价值。所以说，拥有这种交易性格的人已经完全被金钱物质化了。
三、野蛮化了的破坏性格
施密特原本是诺里斯的管家，在诺里斯拖欠了他好几个月的薪水之后，彻底与诺里斯翻脸，采取报复性措施，把诺里斯的底细当作把柄来要挟和敲诈他。不论诺里斯是逃去了国外，还是躲进了施罗德太太的家中，施密特都紧追不舍，搅乱诺里斯的生活。小说中的另一群人，即在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分子，在魏玛政权分崩离析的时候，开始上台掌权，并迫害种族不同的德国犹太人，追杀有利益分歧的德国共产党员。
这类人通过使用剥削、打击、伤害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具体呈现出报复、榨取、自私、利己等心理特征，实际上已经野蛮化了。原本的雇佣关系被施密特破坏了，成了仇敌；极端利己主义的纳粹分子，会对国人因利益不同而手足相残，因种族不同而赶尽杀绝。这类人对他人和社会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的病态社会性格不仅使自己逐渐走向野蛮，而且使社会也越来越脱离秩序。
衣修伍德通过对一群生活在柏林的人物描写，揭示了他们的具有社会性、时代性的病态性格特征。战争和经济危机让人们处于焦虑和恐惧之下，每个人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社会性格病态化。这些社会性格从服从型到交易型，再到破坏型，造成的危害从对自己产生负面影响，到影响周边的人，最后到对社会产生更严重的影响。病态社会与病态社会性格相互作用、循环往复，使德国社会走向极端的纳粹主义，最终拉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报。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诺里斯先生换火车》，孙法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2]埃里希·弗洛姆：《自我的追寻》，孙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3]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4]（法）里昂耐尔·理查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李末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
[5]姜红：“衣修午德和他的柏林小说”，《外国文学》，1992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