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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界对外事翻译中出现的大量中国英语这种现象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英语有利于中国特有文化的传播,有些学者认为部分中国英语不符合英语语法,不应采取。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翻译中中国英语的存在是必要的:1)翻译中的文化现象是不容回避的;2)中国英语可以填补中西文化空缺,使外事翻译更加准确;3)中国英语符合目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关键词: 外事翻译中国英语 不容四避填补文化空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中国与国际的交流不断频繁,外事翻译中出现了大量表达中国特色文化的中国英语。翻译界对于这种现象持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英语有利于内容传真、文化传真,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多元化,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英语是不规范的英语,在外事翻译中应该要尽量避免。以“三个代表”的译文“Three Represents”为例,贾毓玲(2003)认为虽然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也很对称,但“Three Represents”有中式英语味道,因为用数词修饰动词是违反英文语法的。然而,徐梅江(2003)则提出将动词作为名词化处理,是符合英语语法规范的。英语中有do’s and don’ts(也可写为dos and donts)习惯用法,这就是将动词作名词化处理。由此可见,“Three Represents”的译法是完全符合英语习惯用法的,事实也证明了“Three Represents”不失为一个好的译文。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欲从翻译中的文化不容回避、文化空缺和翻译的文化转向三个方面说明外事翻译需要中国英语,它既符合英语语法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和思维方式,是当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需要。英语国家人们能读懂和理解这种表达方式,中国也可以在世界范围里发扬其中国五千年的璀璨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二、中国英语
在我国,最早提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的人是葛传椝先生。葛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翰林院(Hanlinyuan)’、‘白话文(baihua wen)’、‘人民公社(people?謘s commune)’,这些不属于英语国家民族的人所习惯的词语都应当称作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经解释,不难懂得。”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大量的学者的关注。汪榕培先生(1991)断然肯定“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明确指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1993)将中国英语重新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谢之君(1994)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张培成(1995)从使用目的和国别变体的角度也提出“中国英语”不属于“制度化变体”而是“使用型变体”,它作为外语主要用于国际交流,因而还不能确立为“国别变体”。
综合以上几家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英语是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使用的;2.中国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的;3.中国英语用以表达中国所特有的东西,有益于表达中国的文化;4.中国英语能够进入交际。虽然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性质、界定及表现形式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如同张全(2004)所说的,我们现在暂没必要过分纠缠于“中国英语”的概念层次的讨论,最值得人们着重关注的应该是对中国英语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肯定其不可替代的交际价值,探索其理论及使用范围,使它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际目的。
三、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不容回避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明结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谓是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语言都服务于文化并反映文化的需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文化需要语言的表达,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民族的文化形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可以在语言当中得到体现。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也使翻译和文化密切相连。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由于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故而翻译必然涉及文化,这是翻译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点。处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国人民都期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所以中国的翻译家们不但不能回避翻译中的文化,而且有责任有义务利用世界语言——英语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外事翻译,不但是世界了解中国时事动态的窗口,更是中国向世界传播文化的有力途径,因而翻译过程中更加有必要保留其语言中的文化成分。
四、文化空缺需要中国英语
空缺现象是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发现的,他在对比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中提出了偶然的缺口(random holes in patterns)的概念。80年代末俄国学者索罗金等人在论述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时提出了vacancy(空缺)理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空缺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空缺词的处理上。“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徐珺,2001)。
中国特色政治词汇是文化空缺词在外事翻译上的体现。这些词汇是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紧密相连的,反映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针、政策和纲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所实行的方针、政策、纲领是有别于英语国家的,从而造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的文化空缺。外国翻译家们不能为我们提供译文,我们也不希望让他们提供。我们认为中国英语,作为传递中国文化的使者,能够有效地填补文化造成的空缺。首先,它是以规范的英语为基础,所以并不会给外国人在理解上造成很大的障碍,易于其接受。其次,中国英语是结合了中国特有文化的英语,能够有效地填补中西文化空缺。当今的政治用语中很多已经采取了这种译法,并得到了全国及全世界的认可。如“paper tiger”一词,外国人早已耳熟能详。“paper tiger”一词是毛泽东创于20世纪40年代。英语中原本没有这个词,美国人斯特朗本曾想把它译为“scarecrow(稻草人)”。但毛主席不同意,认为scarecrow没有反映出“纸老虎”的含义,认为直译成“paper tiger”更贴近中文,既保留了“纸老虎”的本意,又丰富了西方语言的词汇。目前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如:“金饭碗”(golden rice bowl——a secure and well-paid job)、“双百方针”(double hundred policy)、“五保户”(five guarantees)。
五、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需要中国英语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把翻译活动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然而在21世纪,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1989年在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文化转向的标志。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
关键词: 外事翻译中国英语 不容四避填补文化空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中国与国际的交流不断频繁,外事翻译中出现了大量表达中国特色文化的中国英语。翻译界对于这种现象持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英语有利于内容传真、文化传真,促进国际交流和文化多元化,有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英语是不规范的英语,在外事翻译中应该要尽量避免。以“三个代表”的译文“Three Represents”为例,贾毓玲(2003)认为虽然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上也很对称,但“Three Represents”有中式英语味道,因为用数词修饰动词是违反英文语法的。然而,徐梅江(2003)则提出将动词作为名词化处理,是符合英语语法规范的。英语中有do’s and don’ts(也可写为dos and donts)习惯用法,这就是将动词作名词化处理。由此可见,“Three Represents”的译法是完全符合英语习惯用法的,事实也证明了“Three Represents”不失为一个好的译文。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欲从翻译中的文化不容回避、文化空缺和翻译的文化转向三个方面说明外事翻译需要中国英语,它既符合英语语法规范,又符合我国国情和思维方式,是当今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需要。英语国家人们能读懂和理解这种表达方式,中国也可以在世界范围里发扬其中国五千年的璀璨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二、中国英语
在我国,最早提出“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这一概念的人是葛传椝先生。葛老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的文章《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imperial examination)’、‘翰林院(Hanlinyuan)’、‘白话文(baihua wen)’、‘人民公社(people?謘s commune)’,这些不属于英语国家民族的人所习惯的词语都应当称作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英语民族的人听到或读到这些名称,一时不懂,但经解释,不难懂得。”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大量的学者的关注。汪榕培先生(1991)断然肯定“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明确指出中国英语“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李文中(1993)将中国英语重新定义为:“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谢之君(1994)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张培成(1995)从使用目的和国别变体的角度也提出“中国英语”不属于“制度化变体”而是“使用型变体”,它作为外语主要用于国际交流,因而还不能确立为“国别变体”。
综合以上几家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英语是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人使用的;2.中国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的;3.中国英语用以表达中国所特有的东西,有益于表达中国的文化;4.中国英语能够进入交际。虽然人们对中国英语的性质、界定及表现形式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如同张全(2004)所说的,我们现在暂没必要过分纠缠于“中国英语”的概念层次的讨论,最值得人们着重关注的应该是对中国英语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肯定其不可替代的交际价值,探索其理论及使用范围,使它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际目的。
三、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不容回避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涵着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明结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谓是密不可分。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每一种语言都服务于文化并反映文化的需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可以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文化需要语言的表达,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民族的文化形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可以在语言当中得到体现。语言和文化的这种关系也使翻译和文化密切相连。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由于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故而翻译必然涉及文化,这是翻译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点。处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国人民都期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所以中国的翻译家们不但不能回避翻译中的文化,而且有责任有义务利用世界语言——英语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外事翻译,不但是世界了解中国时事动态的窗口,更是中国向世界传播文化的有力途径,因而翻译过程中更加有必要保留其语言中的文化成分。
四、文化空缺需要中国英语
空缺现象是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发现的,他在对比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中提出了偶然的缺口(random holes in patterns)的概念。80年代末俄国学者索罗金等人在论述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时提出了vacancy(空缺)理论。在翻译实践中,文化空缺现象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空缺词的处理上。“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徐珺,2001)。
中国特色政治词汇是文化空缺词在外事翻译上的体现。这些词汇是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紧密相连的,反映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时中国政府所采用的方针、政策和纲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所实行的方针、政策、纲领是有别于英语国家的,从而造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的文化空缺。外国翻译家们不能为我们提供译文,我们也不希望让他们提供。我们认为中国英语,作为传递中国文化的使者,能够有效地填补文化造成的空缺。首先,它是以规范的英语为基础,所以并不会给外国人在理解上造成很大的障碍,易于其接受。其次,中国英语是结合了中国特有文化的英语,能够有效地填补中西文化空缺。当今的政治用语中很多已经采取了这种译法,并得到了全国及全世界的认可。如“paper tiger”一词,外国人早已耳熟能详。“paper tiger”一词是毛泽东创于20世纪40年代。英语中原本没有这个词,美国人斯特朗本曾想把它译为“scarecrow(稻草人)”。但毛主席不同意,认为scarecrow没有反映出“纸老虎”的含义,认为直译成“paper tiger”更贴近中文,既保留了“纸老虎”的本意,又丰富了西方语言的词汇。目前这样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如:“金饭碗”(golden rice bowl——a secure and well-paid job)、“双百方针”(double hundred policy)、“五保户”(five guarantees)。
五、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需要中国英语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把翻译活动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然而在21世纪,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翻译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1989年在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文化转向的标志。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Bassne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