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文学批评的时候，经常听到人们抱怨说：批评缺席。意思是说，在当下文学的现场，批评家总是迟到或干脆不见踪影。相对于1980年代文学批评的繁荣时期而言，批评家的意见对于文学已经不再重要。当初，文学批评家的大手一挥，文学写作当即见风使舵。而现在，文学写作的破船风雨飘摇，批评家手上的那张旧船票早已过期作废。正如舆论所指出的，既然文学已经被边缘化了，文学批评的处境当然更为不堪。被边缘化的批评家和同样被边缘化的作家，只好蜷缩在媒体的副刊里，靠表扬和吹捧来相互取暖和相互安慰。伟大的作家与伟大的批评家，从来就是一种共生关系，而渺小的作家和渺小的批评家也是如此，差别在于前二者之间往往以互为敌人的面目示人，而后二者之间则甜甜蜜蜜，如胶似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甚至是较为浅表的一面。实际上，在大多数文学场合，文学批评家们很少缺席。他们甚至往往提前到场，早早地在签到簿上签好了自己的大名，领好了车马费，彼此寒暄着，依序等待发言。然后从文学的现场转移到餐饮的现场，继续高谈阔论。可见，我们的批评家很忙，有时候比四爷还要忙。
　　当下文学的垃圾化，与批评的“三陪化”密不可分。在诸多文学事件的现场，尤其是文学丑闻的现场，都晃动着文学批评家忙碌的身影。数十家媒体对同一本书的“表扬”大合唱，乃是当下批评的一大奇观。出版机构为了其新书营销，通常跟作者联手，以金钱为手段，动员所有能够动员得到的批评家和报刊媒体，为其文学出版物撰写文章，进行所谓的“炒作”。围绕着一部刚刚出版（有时还是尚未出版）的作品，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编辑、文化记者以及职业评论写手等一齐蜂拥而上，又是访谈，又是研讨会，又是专题评论，将文学评论变成图书营销策略中的一部分。图书营销以引起读者关注为目标，这在营销策略上是可以理解的。基于市场原则，媒体批评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也不需要任何立场。“公众注意力”是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媒体发动机，但它同时也成了文学的原动力，营销学的准则成为美学的准则。
　　批评家为作家、出版社和媒体站台，很忙很辛苦，但他们跟文学始终没有培养出真正的感情。也有好心人为批评树立了一个“标准”：直言不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真理”，但有时也是了无一用的废话。每一个批评家都坚称自己在遵循着这样的准则，并常常为此大声疾呼。然而，问题在于，大多数批评家已经完全丧失了判断“好”和“坏”的能力。批评的堕落首先源自学院批评的堕落。学院学者长期在课堂上讲授文学史上的死人，习惯于写悼词式的评论文章。讴歌和赞美，是他们的基本修辞。批评的锐利锋芒消失在大堆大堆的似是而非的术语、概念和胶柱鼓瑟的注释中，将批评的锐利书写，转变为文学课堂的陈词滥调和修补文学史教科书的狗皮膏药。令人奇怪的是，学院话语居然能够借助于那些似是而非的语码，自行增值和膨胀，形成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的学院派文本，是寄生在学院体制上的巨大的“话语肿瘤”。这些文章发表在学院杂志上，无人问津。除了每年学院内部统计科研工作量的时候，显示出其价值之外，基本上就是一堆文字废料。
　　然而，学院批评家一旦厕身媒体，与市场叫卖的营销团伙结盟，便立即将“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学院恶习带入媒体。“大师”“王者”之类的谀辞不绝于耳。不仅暴露出一些批评家缺乏专业素养，更重要的是在作家面前的帮闲腔调和谄媚姿态。这些“文学美容师”忙忙碌碌，用“知识牌”化妆品，为作家扑粉描眉。批评家们的那些无人喝彩的文字废料，阅读量最大的是几句被摘抄出来的谀辞，作为广告词印在文学出版物的腰封上。有时甚至是出版社或作者本人事先将其作品分发给指定的评论写作者，要求他们为作品写上几句评语。更为可笑的是，作者自己写好一批自我吹捧的话，让指定的评论写作者自行认领。他们就像是推着零售车，走街串巷的小贩，一路吆喝。批评的言辞各有各的说法，表扬的语句则大致相同。评论A作家的赞美之词，照样用于赞美B作家，尽管两位作家可能完全不是一类，艺术上的高下也判然有别。这些批评家好像老早准备好了一批物美价廉的帽子，谁来都送上一顶。这样批评严重败坏了批评家的声誉，也误导了公众的艺术趣味和价值倾向，无原则的吹捧与学院陈腐的知识游戏一起构成当下最具摧毁性的“文化病毒”。即使有比较负责任的批评，能够一定程度上保全自己的批评纯洁性，但也无力修补批评界整体上的贞节破损。
　　因此，问题的本并不在于“批评缺席”，而在于“批评缺德”，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我们只能退守到一个基本的水准线上，要求批评家像任何一门职业一样，恪守起码的职业操守。独立的批评，直接的和有专业操守的批评，是维持健康的文化生态的重要条件。缺德的批评的缺席，倒不是什么坏事。而没有独立的批评，文学肌体将丧失必要的解毒力和免疫力，文学整体的颓败状况将更为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