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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克尤恩的《蝴蝶》讲述了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发生的一个谋杀事件。在此拟从创伤的的视角出发，通过探讨小说中主人公的创伤经历，以及应对创伤体验所做的伦理选择，从而揭示出深陷创伤的主人公在对他者责任的逃避，以及对他者“脸”的无视，最终导致伦理秩序的无法重建，创伤无法复原。
关键词：麦克尤恩；创伤；伦理选择；他者；责任；“脸”
基金项目：2014年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创伤的伦理选择研究——以麦克尤恩的《蝴蝶》为例
1.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伊恩·麦克尤恩的文学作品创作越来越显示出对文学和道德关系的关心，而且也逐渐涉及公众和历史问题，并将注意力转向小说本身存在的道德可能性。评论家在思索当下麦克尤恩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时，通常是基于自身对人性的理解来探索人的本质。与此同时，麦克尤恩本人对于小说中伦理的评价也有助于公众及研究者加深对麦克尤恩创作主题的理解。他在作品中就人类思想的探究，正是对他者的内在意识的不断抵达中获得的。David Malcolm也曾强调麦克尤恩在作品中的伦理指向和伦理进化，这显然表现出他对后现代人对伦理的漠视与践踏的担忧。然而，将伦理置于后现代工业文明的创伤中，更能突显出伦理的维度，以及伦理选择在创伤复原中的功用和重构后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意义。《蝴蝶》作为麦克尤恩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在后现代工业文明的创伤中突出体现的伦理关怀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伦理哲学思想体系中他者的伦理学精妙契合。
2.男孩的创伤经历
小说《蝴蝶》讲述了一个畸零男孩“我”，以“蝴蝶”的谎言诱骗性侵了小女孩“简”之后，并把她投入运河溺水而亡的故事。小说中充斥的危机和暴力，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和爱的缺失，正是后工业文明时期的经典缩影。男孩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为，隐藏着环境、社会及家庭对其造成的创伤。这一系列创伤的形成，让他心理扭曲，做出了非伦理的选择。
就环境而言，小说展现了一副满目疮痍的画面。这里“没有公园，只有泊车位”[5]105；“褐色的河水在工厂之间穿梭”[5]105，水道又黑又臭，“水面上黄色的浮渣纹丝不动”[5]119，静若死水；“工厂大部分已经废弃”[5]116，年代久远的废品站，曾“有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守着这堆垃圾”[5]116，“周围的篱笆全都被当地的孩子糟蹋殆尽”[5]116，而废品站旁，“有一群男孩正准备活烤一头猫”[5]121。男孩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荼毒。环境失衡带给他的创伤，深深地刻上了后工业文明的烙印。然而，“这种破坏性的经历，使其与自我发生了分离，造成了生存困境；它造成的影响是延后的，但影响的控制是艰难的，或许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的”[2]41。
就社会而言，小说营造了一种人情冷漠，彼此疏离，缺乏信任的人际关系。关于简的死亡，邻居查理对“我”不断追问，并把她的死迁怒于我。再加上我是一个长相可疑的人，“因为我没有下巴。尽管说不出缘由，在警察局里甚至还没等我作陈述他们就开始怀疑我了”[5]106，这些不信任感，加深了“我”心理扭曲的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男孩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对周围的人也始终充满了敌意。“我的下巴就是我的脖子，它们不分彼此，滋生怀疑”[5]107，连“我”自己也这样认为。由于形容怪异，“女人们不喜欢我的下巴，她们从不靠近我”[5]107。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让男孩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得整个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带给男孩的这种创伤，同样是深远持久的。它导致“受创者对基本的人际关系的质疑……打破了家庭、友谊、爱以及对共同体的依赖……打破了在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6]5。
就家庭而言，爱的缺失，也是他深陷创伤囹圄的重要原因。父亲作为他成长中关键的引路人，从未出场过。而对于母亲的描述也是只言片语。印象中，母亲与自己一样，相貌畸形，“她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都是一个人，哪怕是节日”[5]107。对于容貌，男孩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是对母亲心怀恨意。因此，他也未曾对母亲的死亡产生过什么特别的想法。“母亲死的时候我躲得远远的，多半出于冷漠”，“对她死去的样子我也没有好奇心”，认为“尸体把生和死摆在了一起”[5]107，仅次而已。男孩对于死亡的麻木心态，可以看出创伤的发生超越了他的个人认知和理解能力，无法有效地回应创伤带给他的强烈体验，压抑的创伤经历因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的联系中，才能完全的显示”[1]7。
男孩虽然在一系列的创伤中幸存下来，可是他的身体、精神和灵魂却处于分离状态，创伤严重地、永远的改变了他的身体、情感和心理，导致了自我严重的人格分裂。
3.男孩的伦理选择
由于儿童对于自身经历的创伤无法充分了解，所以他们在面临伦理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困境。因此他们需要在“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中做出选择，履行对他者的责任，重新定位自我，构建内心的伦理秩序。
列维纳斯认为“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其实就是“脸对脸”的相遇。而“自我”之于“他者”的责任，来源于“他者”的“脸”的召唤和命令。“脸”的“显临”让“我”去回应，去服务“穷人、陌生人、寡妇、孤儿”[3]58。在《蝴蝶》营造的这个非人的世界里，与“他者”的每次相遇都面临着回应他人的道德抉择，要为“他者”担责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男孩在“自我”与“他者”不断地相遇中，所做的一系列的伦理选择，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
第一次与简相遇时，她“细长的脸，眼睛大而哀怨”，“有一种诡异的美丽，近乎不详的意味”[5]111，虽然“我”仍对周围的人心存警惕，但是她的天真好奇“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为我的朋友”[5]114。此刻，小女孩的“脸”代表一种召唤，对男孩来说，小女孩就是列维纳斯眼中的“他者”，是一种孤独的他者脸庞的具体体现。她的“脸”显示了她的脆弱性、她的需要。可是在欲念的驱使下，男孩做出了非伦理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但给简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丧失了结交朋友、摆脱孤独的良机[4]83。“脸是赤裸的、羸弱的、毫无遮掩与覆盖的、不带任何面具的。是对我想要施加力量和暴力的绝对抵抗，为了抵抗而抵抗”[3]63，简识破没有蝴蝶的谎言后，想要挣脱男孩的束缚回家，可是男孩为了不让简说出自己的不当行为，最终把她溺死在运河中。他者作为弱势群体，人类不能因为自我的生存而剥夺了他者的生命。男孩违反了“面孔伦理学”的第一条戒律“切勿杀人”，彻底割裂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最后一次见到简，是她“仰躺着，手掌朝上，双腿并拢，嘴张得很开，眼睛睁得很大，非常苍白，非常安静”[5]108，就像是无言的诉说，充满了冤屈与惊恐。而“我”在精心准备一番打算向简的父母承认时，最终因为各种创伤导致的人格分裂，让自己彻底放弃了赎罪的机会。男孩对于死亡的漠视，即是无视对方的“脸”，企图吞噬“他者”的意图，是一种同类相残的暴力行为。简的死亡，并未让他心生恻隐之心，反而认为是对自己生存的威胁。
在小说的结尾，男孩说，“我通常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而不是进去看书。外面学到的更多”[5]124，他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推演所发生的事和他应有的作为，但是这不断地推演中对自己性侵简，并夺取她生命这件事只字未提，让他追悔莫及的却是一场游戏。他本可以在图书馆接受知识和文明的洗礼，心灵得到净化，却最终选择了放弃，走向堕落。
5.结语
正如列维纳斯所说：“通过‘他者’唤醒‘自我’的伦理良知，从而为现代人迷失的道德感寻找一种出自人类道德天性的绝对责任感”[3]68。因此受创者在“自我”与“他者”的“面对面的相遇”中，只有不断履行对“他者”的责任，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才能重构“自我”，重建伦理秩序，让“自我”在伦理的大环境逐渐了解自己的创伤，了解自己身心变化的原因，最终走向复原。
参考文献
[1]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LaCapra D.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M].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语
教学，2012（33）.
[5] 伊恩·麦克尤恩.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3.
[6] 朱蒂斯·赫曼.创伤与复原.杨大和译[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
关键词：麦克尤恩；创伤；伦理选择；他者；责任；“脸”
基金项目：2014年大连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创伤的伦理选择研究——以麦克尤恩的《蝴蝶》为例
1.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伊恩·麦克尤恩的文学作品创作越来越显示出对文学和道德关系的关心，而且也逐渐涉及公众和历史问题，并将注意力转向小说本身存在的道德可能性。评论家在思索当下麦克尤恩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时，通常是基于自身对人性的理解来探索人的本质。与此同时，麦克尤恩本人对于小说中伦理的评价也有助于公众及研究者加深对麦克尤恩创作主题的理解。他在作品中就人类思想的探究，正是对他者的内在意识的不断抵达中获得的。David Malcolm也曾强调麦克尤恩在作品中的伦理指向和伦理进化，这显然表现出他对后现代人对伦理的漠视与践踏的担忧。然而，将伦理置于后现代工业文明的创伤中，更能突显出伦理的维度，以及伦理选择在创伤复原中的功用和重构后现代工业文明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意义。《蝴蝶》作为麦克尤恩最精彩的作品之一，在后现代工业文明的创伤中突出体现的伦理关怀与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伦理哲学思想体系中他者的伦理学精妙契合。
2.男孩的创伤经历
小说《蝴蝶》讲述了一个畸零男孩“我”，以“蝴蝶”的谎言诱骗性侵了小女孩“简”之后，并把她投入运河溺水而亡的故事。小说中充斥的危机和暴力，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和爱的缺失，正是后工业文明时期的经典缩影。男孩的一系列令人发指的行为，隐藏着环境、社会及家庭对其造成的创伤。这一系列创伤的形成，让他心理扭曲，做出了非伦理的选择。
就环境而言，小说展现了一副满目疮痍的画面。这里“没有公园，只有泊车位”[5]105；“褐色的河水在工厂之间穿梭”[5]105，水道又黑又臭，“水面上黄色的浮渣纹丝不动”[5]119，静若死水；“工厂大部分已经废弃”[5]116，年代久远的废品站，曾“有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守着这堆垃圾”[5]116，“周围的篱笆全都被当地的孩子糟蹋殆尽”[5]116，而废品站旁，“有一群男孩正准备活烤一头猫”[5]121。男孩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环境中，深受荼毒。环境失衡带给他的创伤，深深地刻上了后工业文明的烙印。然而，“这种破坏性的经历，使其与自我发生了分离，造成了生存困境；它造成的影响是延后的，但影响的控制是艰难的，或许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的”[2]41。
就社会而言，小说营造了一种人情冷漠，彼此疏离，缺乏信任的人际关系。关于简的死亡，邻居查理对“我”不断追问，并把她的死迁怒于我。再加上我是一个长相可疑的人，“因为我没有下巴。尽管说不出缘由，在警察局里甚至还没等我作陈述他们就开始怀疑我了”[5]106，这些不信任感，加深了“我”心理扭曲的程度。同时也可以看出男孩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对周围的人也始终充满了敌意。“我的下巴就是我的脖子，它们不分彼此，滋生怀疑”[5]107，连“我”自己也这样认为。由于形容怪异，“女人们不喜欢我的下巴，她们从不靠近我”[5]107。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让男孩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得整个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带给男孩的这种创伤，同样是深远持久的。它导致“受创者对基本的人际关系的质疑……打破了家庭、友谊、爱以及对共同体的依赖……打破了在与他人关系中形成和保持的自我建构”[6]5。
就家庭而言，爱的缺失，也是他深陷创伤囹圄的重要原因。父亲作为他成长中关键的引路人，从未出场过。而对于母亲的描述也是只言片语。印象中，母亲与自己一样，相貌畸形，“她从未有过朋友，无论去哪都是一个人，哪怕是节日”[5]107。对于容貌，男孩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是对母亲心怀恨意。因此，他也未曾对母亲的死亡产生过什么特别的想法。“母亲死的时候我躲得远远的，多半出于冷漠”，“对她死去的样子我也没有好奇心”，认为“尸体把生和死摆在了一起”[5]107，仅次而已。男孩对于死亡的麻木心态，可以看出创伤的发生超越了他的个人认知和理解能力，无法有效地回应创伤带给他的强烈体验，压抑的创伤经历因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和另一个时间的联系中，才能完全的显示”[1]7。
男孩虽然在一系列的创伤中幸存下来，可是他的身体、精神和灵魂却处于分离状态，创伤严重地、永远的改变了他的身体、情感和心理，导致了自我严重的人格分裂。
3.男孩的伦理选择
由于儿童对于自身经历的创伤无法充分了解，所以他们在面临伦理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两难的困境。因此他们需要在“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中做出选择，履行对他者的责任，重新定位自我，构建内心的伦理秩序。
列维纳斯认为“自我”与“他者”的相遇，其实就是“脸对脸”的相遇。而“自我”之于“他者”的责任，来源于“他者”的“脸”的召唤和命令。“脸”的“显临”让“我”去回应，去服务“穷人、陌生人、寡妇、孤儿”[3]58。在《蝴蝶》营造的这个非人的世界里，与“他者”的每次相遇都面临着回应他人的道德抉择，要为“他者”担责是对人性最大的考验。男孩在“自我”与“他者”不断地相遇中，所做的一系列的伦理选择，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
第一次与简相遇时，她“细长的脸，眼睛大而哀怨”，“有一种诡异的美丽，近乎不详的意味”[5]111，虽然“我”仍对周围的人心存警惕，但是她的天真好奇“吸引了我，我想要她成为我的朋友”[5]114。此刻，小女孩的“脸”代表一种召唤，对男孩来说，小女孩就是列维纳斯眼中的“他者”，是一种孤独的他者脸庞的具体体现。她的“脸”显示了她的脆弱性、她的需要。可是在欲念的驱使下，男孩做出了非伦理的选择。这个选择不但给简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同时也让自己丧失了结交朋友、摆脱孤独的良机[4]83。“脸是赤裸的、羸弱的、毫无遮掩与覆盖的、不带任何面具的。是对我想要施加力量和暴力的绝对抵抗，为了抵抗而抵抗”[3]63，简识破没有蝴蝶的谎言后，想要挣脱男孩的束缚回家，可是男孩为了不让简说出自己的不当行为，最终把她溺死在运河中。他者作为弱势群体，人类不能因为自我的生存而剥夺了他者的生命。男孩违反了“面孔伦理学”的第一条戒律“切勿杀人”，彻底割裂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最后一次见到简，是她“仰躺着，手掌朝上，双腿并拢，嘴张得很开，眼睛睁得很大，非常苍白，非常安静”[5]108，就像是无言的诉说，充满了冤屈与惊恐。而“我”在精心准备一番打算向简的父母承认时，最终因为各种创伤导致的人格分裂，让自己彻底放弃了赎罪的机会。男孩对于死亡的漠视，即是无视对方的“脸”，企图吞噬“他者”的意图，是一种同类相残的暴力行为。简的死亡，并未让他心生恻隐之心，反而认为是对自己生存的威胁。
在小说的结尾，男孩说，“我通常坐在图书馆的台阶上，而不是进去看书。外面学到的更多”[5]124，他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推演所发生的事和他应有的作为，但是这不断地推演中对自己性侵简，并夺取她生命这件事只字未提，让他追悔莫及的却是一场游戏。他本可以在图书馆接受知识和文明的洗礼，心灵得到净化，却最终选择了放弃，走向堕落。
5.结语
正如列维纳斯所说：“通过‘他者’唤醒‘自我’的伦理良知，从而为现代人迷失的道德感寻找一种出自人类道德天性的绝对责任感”[3]68。因此受创者在“自我”与“他者”的“面对面的相遇”中，只有不断履行对“他者”的责任，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才能重构“自我”，重建伦理秩序，让“自我”在伦理的大环境逐渐了解自己的创伤，了解自己身心变化的原因，最终走向复原。
参考文献
[1] 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LaCapra D.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M]. Pittsburgh， P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尚必武.“让人不安的艺术”：麦克尤恩《蝴蝶》的文学伦理学解读[J].外语
教学，2012（33）.
[5] 伊恩·麦克尤恩.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潘帕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
社，2013.
[6] 朱蒂斯·赫曼.创伤与复原.杨大和译[M].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