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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晴难测的就业市场和教育部门的指手画脚之间，高校往往迷失……
2007年7月，上海市教委给其所属高校下发通知，要求高校对一些就业不景气的冷专业，应予撤销，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之前三年上海市就业率较低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中医、地质、甚至天文学等38个。
作为另一调控措施，上海市教委每年还会公布一个紧缺专业的列表，涵盖一些时下紧俏的行业，比如会展、英语、甚至LCD屏幕的生产。高校毕业生如果对口这些紧缺专业，找工作将享受便利，反之则难觅东家。
上海交大的腾挪之道
在面对政府对于教育的调控时，上海交大的教务处副处长马磊给本刊讲了两则听上去像笑话的事情。
2002年，全国各地的桥梁开始接二连三地出事，追根溯源，有人把毛病归在了教育的身上。说是这些年，国家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程力学专业不景气，学生素质差，青黄不接。反映到修路建桥上，就是“二把刀”工程师充斥，工程质量低下。
在一次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上，有领导专门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问上海交大的领导，作为国内工程力学人才的基地，他们学校这些年工程力学是怎么搞的。
上海交大的领导感觉很委屈，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工程师饱和，有个阶段教育部就反复重申不培养这样的人才了。当时理工科教育集体滑坡，社会上舆论纷纷，自此优秀学生不报考，毕业生不吃香，各地高校工程力学专业逐渐改弦更张。如今，时过境迁，这方面人才再度吃香，教育主管部门却把问题归在了学校身上。
这是当年高校没有学科设置自主权的后遗症——教育部门在宏观上把握人才培养和市场的平衡关系，说白了还是在大面上搞一个萝卜一个坑，统分统配。
2005年，上海交大有了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力，来自教育部的指导少了许多。这让上海交大的领导们感觉在专业设置上有了很大的空间。
但有一天，马磊接到了上海市教委的一个电话，一个领导跟他说，上海市规划要大力发展LCD(液晶屏)，希望交大增设一个LCD专业，培养些人才。马磊一时听得愕然，说你去找上海大学吧。
马磊如今回忆起来都显得比较郁闷，他说，上海市教委让我们培养LCD人才，上海有的是专科类院校，至于让上海交大去搞个这么莫名其妙的专业吗?四年以后学生毕业你们不要了怎么办，那不是很可怕的?我当时说可以给你相关专业的学生。对方说不行，就要LCD专业的，双方最终谈崩。
上海交大和上海市教委的关系闹僵了。到了第二年学生分配，问题就出来了。当时，毕业生如果要考虑留在上海，必须得专业符合上海市教委出台的紧缺人才目录。反之，就不给加分，留沪希望渺茫。之前，上海交大整合了很多专业，当年的毕业生所学专业很少有完全符合那个紧缺人才目录的，致使学生留沪问题批不下来，学生们闹到马磊这里。马磊一气之下，就去找上海市教委。
对方给他看那个目录表，提出这是上海的政策，必须完全吻合。马磊看完发现，要是按照上海市的标准，交大没几个专业算得上紧缺人才。这让他这个名牌大学的教务处长很是脸上无光，难道交大培养的学生在上海没市场?
原来，马磊当时遵循的是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一个紧缺专业目录，而上海市教委遵循的却是1998年教育部学生司下发的一个老目录。两份目录风马牛，自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地方。
后来，上海市教委领导提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位领导让马磊自己划分，交大的哪些专业和紧缺目录是对口的。马磊也不谦虚，紧缺目录里所有的专业都被他划入了上海交大的已有学科。对方说，你们这是贪便宜，对其他学校不利。马磊答，让市场去选择好了，看社会更认可哪个学校的学生。
面对记者，马磊直言，好在上海交大是部属院校，可以有一些腾挪的空间，到了一些地方院校，只有唯上级教育部门马首是瞻了。
沪上大学的左右逢源
虽然对部属类院校的专业指导遭遇抵触，但上海市教委在面对辖属地方高校时，却找到了新的办法。
2005年，上海市教委加大教育上的资金投入，提出建设教育高地的思路。其思路的核心是，对于高校专业设置由之前的硬指导变为如今的资金引导。对于一些在他们看来比较热门的专业，在本地高校内进行重点扶植。
当时，上海市教委预测在今后上海市的发展中，英语、会展、知识产权等十个专业将颇为抢手，就在当地高校为这些专业设置教育资金支持。
按计划，在上海本地的高校为这些专业建设十个教育高地，投资四年，一个高地一千万，共计一亿。四年后，上海市就能迅速看到这些热门专业的人才上市。
虽然作为上海大学对于此类人才培养的短期效应也不适应，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地方院校，他们毕竟看到了来自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
在面对高校自主权的时候，重点院校与地方高校表现出了不同的诉求。前者要权，后者要钱。
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那份冷热专业通告下发到上海大学后，该校教务处长周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教委的通告，间接来讲也是为地方院校人才培养考虑的。
接到通知后，学校领导已经向各个学院领导打了招呼，要考虑就业问题，就得尊重教委的通告。而至于多给学院自主权，大家都比较慎重，说白了自主权越多，就表明身上的责任越重，如果教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出路，市场倒逼高校，他们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当记者提起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办校理念时，周锋说，他也知道，但那是对重点高校而言。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哈金斯就反对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站”，“我们错误的进步观念把经典著作和人文学科排挤出大学课程，而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最终把高等教育变成当代任何社会潮流的奴仆，且不管那些潮流多么肤浅——如果公众对新闻感兴趣，新闻学院就如雨后春笋，如果商业发达，商学院就应运而生；如果政府机构膨胀，公共管理的训练就成了大学的第一要务。”
高校的自主难题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中国，中产阶级在这里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极速增加了15倍。那个时候，正是明朝的晚期。
那一阶段，发生了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大规模浩大的一次“扩招”，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成了读书人。
那些常常落榜的生员和秀才们在大城市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他们刺激了消费，并使大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然而，有识阶层的迅速膨胀也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文人雅士特有的生活方式让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浮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落榜生，寄情于风月，令当时的城市人口激增。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热门职业就是从事市民小说的写作，冯梦龙就是其中之一。 三百年后，这一幕仿佛又在发生。
1999年，高考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保守地说也比之前增加了5倍。这些大学毕业生同样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令城市人口剧增。低迷的人才市场倒逼高校，令后者进退维谷。 一面是阴晴难测的就业市场，一面是教育部门的无形之手，身处其间，高校往往迷失。
给高校以自主权喊了将近了15年，但在高校看来始终“雷声大，雨点小”。
1993年的《高校教育纲要》就已经指出，在招生、专业调整等方面，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1998年，周远清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他提出对高校放权，实行共建、合并、调整的方针，让一部分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综合性的大学；让民办高等学校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规模。
作为教育试点的上海市，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高校整合。当时的上海大学合并了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之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属高校里规模最大的一个。
后来社会上把周远清改革的目的更愿意看作是为扩招做准备。而事实上，当时改革的目的并非在此。
计划经济下，讲究人才培养和市场平衡，那杆秤始终在教育部手里调控。具体调控的办法就是，哪个行业缺人，教育部就提出让哪个学校重点培养一点。
但后来人们发现，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出炉就滞后，往往不能与时俱进，很多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很好平衡点——有段时间，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行业缺乏管理者，而在此之前，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火爆，很多人不去读本科，导致技术型人才特别是工程方面的人才有点饱和。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当时的思路是一方面对高校放权，另一方面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细分，即是给高校分级，明确哪些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哪些高校培养管理人才。
为此，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甚至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的核心即是，交大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最终，他们拿定主意，抛开之前的苏联教育模式，向美国教育看齐：作为名牌大学，培养的是高级精英人才。
1999年，《高教法》明确提出向高校放权。这些下放的自主权包括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等几个方面。
如果不出现之后的扩招失控，此次高等教育的改革或许将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教育部和高校的这个愿望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出现了变异。
高校扩招开始后，教育部开始大力鼓励高校拓展规模。高等教育研究者熊丙奇回忆说，那时候高校提出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办学方针。比如，高校没宿舍就鼓励走读；食堂供应不足，就增加服务时间；澡堂用不过来，就实行男女分时制。
一味做大的高等教育让教育分级成为一句空话，不少新兴的高校都喊出了诸如“要办中国的牛津，要办中国的剑桥”的口号。而另一面，对高校的放权却相对滞后。
当时教育部整合了专业目录，专业从之前的504个减少到249个。而具有自主设置专业权利的，也仅停留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七所重点院校。实施自主设置专业后的上海交大在第一年，却遭遇了人才市场的冷遇。
上海交大教务处副处长马磊回忆说，2000年，社会上突然不接受交大的毕业生了，“原因是，我们专业整合以后，毕业生找不到之前的对口单位。说白了，就是对于教育的分级出现了不适应。”
比如通用汽车来学校招人，一直喊着要车辆工程的人，如今发现没有了，变成机械工程自动化了。
再比如上海市电力局来招人，要电机系的没有了，电力系统自动化也没有了，如今叫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了。这些毕业生好像什么都能搞，但却没有上海电力学院的学生好用，人家什么都会干，交大学生先要看书才会做。
招生单位不干了，向交大提出，要么你们改，要么我们走。交大倒是不为所动，始终绷着劲要把精英人才培养走到底。
如此持续了两年，局面开始好转。两年后，上海市电力局来找交大要人，问你们每年200个学电力的学生去哪了。马磊答，去IBM了，去INTEL了，因为你们不要嘛。
用人单位这才明白，交大的毕业生如今不能让他们去爬电线杆了，而是该让他们去坐办公室的。
2007年7月，上海市教委给其所属高校下发通知，要求高校对一些就业不景气的冷专业，应予撤销，并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之前三年上海市就业率较低一些专业，其中包括中医、地质、甚至天文学等38个。
作为另一调控措施，上海市教委每年还会公布一个紧缺专业的列表，涵盖一些时下紧俏的行业，比如会展、英语、甚至LCD屏幕的生产。高校毕业生如果对口这些紧缺专业，找工作将享受便利，反之则难觅东家。
上海交大的腾挪之道
在面对政府对于教育的调控时，上海交大的教务处副处长马磊给本刊讲了两则听上去像笑话的事情。
2002年，全国各地的桥梁开始接二连三地出事，追根溯源，有人把毛病归在了教育的身上。说是这些年，国家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程力学专业不景气，学生素质差，青黄不接。反映到修路建桥上，就是“二把刀”工程师充斥，工程质量低下。
在一次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上，有领导专门把这个观点提了出来，问上海交大的领导，作为国内工程力学人才的基地，他们学校这些年工程力学是怎么搞的。
上海交大的领导感觉很委屈，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工程师饱和，有个阶段教育部就反复重申不培养这样的人才了。当时理工科教育集体滑坡，社会上舆论纷纷，自此优秀学生不报考，毕业生不吃香，各地高校工程力学专业逐渐改弦更张。如今，时过境迁，这方面人才再度吃香，教育主管部门却把问题归在了学校身上。
这是当年高校没有学科设置自主权的后遗症——教育部门在宏观上把握人才培养和市场的平衡关系，说白了还是在大面上搞一个萝卜一个坑，统分统配。
2005年，上海交大有了自主设置本科专业的权力，来自教育部的指导少了许多。这让上海交大的领导们感觉在专业设置上有了很大的空间。
但有一天，马磊接到了上海市教委的一个电话，一个领导跟他说，上海市规划要大力发展LCD(液晶屏)，希望交大增设一个LCD专业，培养些人才。马磊一时听得愕然，说你去找上海大学吧。
马磊如今回忆起来都显得比较郁闷，他说，上海市教委让我们培养LCD人才，上海有的是专科类院校，至于让上海交大去搞个这么莫名其妙的专业吗?四年以后学生毕业你们不要了怎么办，那不是很可怕的?我当时说可以给你相关专业的学生。对方说不行，就要LCD专业的，双方最终谈崩。
上海交大和上海市教委的关系闹僵了。到了第二年学生分配，问题就出来了。当时，毕业生如果要考虑留在上海，必须得专业符合上海市教委出台的紧缺人才目录。反之，就不给加分，留沪希望渺茫。之前，上海交大整合了很多专业，当年的毕业生所学专业很少有完全符合那个紧缺人才目录的，致使学生留沪问题批不下来，学生们闹到马磊这里。马磊一气之下，就去找上海市教委。
对方给他看那个目录表，提出这是上海的政策，必须完全吻合。马磊看完发现，要是按照上海市的标准，交大没几个专业算得上紧缺人才。这让他这个名牌大学的教务处长很是脸上无光，难道交大培养的学生在上海没市场?
原来，马磊当时遵循的是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下发的一个紧缺专业目录，而上海市教委遵循的却是1998年教育部学生司下发的一个老目录。两份目录风马牛，自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地方。
后来，上海市教委领导提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这位领导让马磊自己划分，交大的哪些专业和紧缺目录是对口的。马磊也不谦虚，紧缺目录里所有的专业都被他划入了上海交大的已有学科。对方说，你们这是贪便宜，对其他学校不利。马磊答，让市场去选择好了，看社会更认可哪个学校的学生。
面对记者，马磊直言，好在上海交大是部属院校，可以有一些腾挪的空间，到了一些地方院校，只有唯上级教育部门马首是瞻了。
沪上大学的左右逢源
虽然对部属类院校的专业指导遭遇抵触，但上海市教委在面对辖属地方高校时，却找到了新的办法。
2005年，上海市教委加大教育上的资金投入，提出建设教育高地的思路。其思路的核心是，对于高校专业设置由之前的硬指导变为如今的资金引导。对于一些在他们看来比较热门的专业，在本地高校内进行重点扶植。
当时，上海市教委预测在今后上海市的发展中，英语、会展、知识产权等十个专业将颇为抢手，就在当地高校为这些专业设置教育资金支持。
按计划，在上海本地的高校为这些专业建设十个教育高地，投资四年，一个高地一千万，共计一亿。四年后，上海市就能迅速看到这些热门专业的人才上市。
虽然作为上海大学对于此类人才培养的短期效应也不适应，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崛起的地方院校，他们毕竟看到了来自上级部门的资金支持。
在面对高校自主权的时候，重点院校与地方高校表现出了不同的诉求。前者要权，后者要钱。
上海市教委公布的那份冷热专业通告下发到上海大学后，该校教务处长周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教委的通告，间接来讲也是为地方院校人才培养考虑的。
接到通知后，学校领导已经向各个学院领导打了招呼，要考虑就业问题，就得尊重教委的通告。而至于多给学院自主权，大家都比较慎重，说白了自主权越多，就表明身上的责任越重，如果教出来的毕业生没有出路，市场倒逼高校，他们将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当记者提起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的办校理念时，周锋说，他也知道，但那是对重点高校而言。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哈金斯就反对人们把大学看作“服务站”，“我们错误的进步观念把经典著作和人文学科排挤出大学课程，而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最终把高等教育变成当代任何社会潮流的奴仆，且不管那些潮流多么肤浅——如果公众对新闻感兴趣，新闻学院就如雨后春笋，如果商业发达，商学院就应运而生；如果政府机构膨胀，公共管理的训练就成了大学的第一要务。”
高校的自主难题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中国，中产阶级在这里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极速增加了15倍。那个时候，正是明朝的晚期。
那一阶段，发生了中国科举历史上最大规模浩大的一次“扩招”，全国数百万人跻身科举，成了读书人。
那些常常落榜的生员和秀才们在大城市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他们刺激了消费，并使大众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然而，有识阶层的迅速膨胀也并不完全都是好事。文人雅士特有的生活方式让当时的社会风气比较浮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落榜生，寄情于风月，令当时的城市人口激增。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热门职业就是从事市民小说的写作，冯梦龙就是其中之一。 三百年后，这一幕仿佛又在发生。
1999年，高考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保守地说也比之前增加了5倍。这些大学毕业生同样形成了引人瞩目的阶层，令城市人口剧增。低迷的人才市场倒逼高校，令后者进退维谷。 一面是阴晴难测的就业市场，一面是教育部门的无形之手，身处其间，高校往往迷失。
给高校以自主权喊了将近了15年，但在高校看来始终“雷声大，雨点小”。
1993年的《高校教育纲要》就已经指出，在招生、专业调整等方面，进一步扩大高校的自主权。
1998年，周远清任教育部副部长，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对高等教育的改革。他提出对高校放权，实行共建、合并、调整的方针，让一部分学校合并组建成为综合性的大学；让民办高等学校从无到有，并逐步形成规模。
作为教育试点的上海市，在1994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高校整合。当时的上海大学合并了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科技高等专科学校之后，一跃成为上海市属高校里规模最大的一个。
后来社会上把周远清改革的目的更愿意看作是为扩招做准备。而事实上，当时改革的目的并非在此。
计划经济下，讲究人才培养和市场平衡，那杆秤始终在教育部手里调控。具体调控的办法就是，哪个行业缺人，教育部就提出让哪个学校重点培养一点。
但后来人们发现，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出炉就滞后，往往不能与时俱进，很多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很好平衡点——有段时间，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行业缺乏管理者，而在此之前，中专、大专等职业教育火爆，很多人不去读本科，导致技术型人才特别是工程方面的人才有点饱和。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当时的思路是一方面对高校放权，另一方面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进行细分，即是给高校分级，明确哪些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哪些高校培养管理人才。
为此，当年上海交通大学甚至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大讨论。讨论的核心即是，交大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最终，他们拿定主意，抛开之前的苏联教育模式，向美国教育看齐：作为名牌大学，培养的是高级精英人才。
1999年，《高教法》明确提出向高校放权。这些下放的自主权包括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等几个方面。
如果不出现之后的扩招失控，此次高等教育的改革或许将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教育部和高校的这个愿望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出现了变异。
高校扩招开始后，教育部开始大力鼓励高校拓展规模。高等教育研究者熊丙奇回忆说，那时候高校提出了诸多不切实际的办学方针。比如，高校没宿舍就鼓励走读；食堂供应不足，就增加服务时间；澡堂用不过来，就实行男女分时制。
一味做大的高等教育让教育分级成为一句空话，不少新兴的高校都喊出了诸如“要办中国的牛津，要办中国的剑桥”的口号。而另一面，对高校的放权却相对滞后。
当时教育部整合了专业目录，专业从之前的504个减少到249个。而具有自主设置专业权利的，也仅停留在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七所重点院校。实施自主设置专业后的上海交大在第一年，却遭遇了人才市场的冷遇。
上海交大教务处副处长马磊回忆说，2000年，社会上突然不接受交大的毕业生了，“原因是，我们专业整合以后，毕业生找不到之前的对口单位。说白了，就是对于教育的分级出现了不适应。”
比如通用汽车来学校招人，一直喊着要车辆工程的人，如今发现没有了，变成机械工程自动化了。
再比如上海市电力局来招人，要电机系的没有了，电力系统自动化也没有了，如今叫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了。这些毕业生好像什么都能搞，但却没有上海电力学院的学生好用，人家什么都会干，交大学生先要看书才会做。
招生单位不干了，向交大提出，要么你们改，要么我们走。交大倒是不为所动，始终绷着劲要把精英人才培养走到底。
如此持续了两年，局面开始好转。两年后，上海市电力局来找交大要人，问你们每年200个学电力的学生去哪了。马磊答，去IBM了，去INTEL了，因为你们不要嘛。
用人单位这才明白，交大的毕业生如今不能让他们去爬电线杆了，而是该让他们去坐办公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