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大时代？鲁迅在《而已集》中有言，“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外部环境发生着激烈的冲突，自身内部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
　　百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亲手开启一个大时代的序幕，随即他们自身也被卷入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四民社会的解体动摇了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士”赖以存身的社会基础，古今中西之争迫使他们面临“道统”的断裂和再续，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内心的各种冲突，不断拷问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促使他们做出自己的抉择，以在这个时代中安置自己的心灵或为理想的社会蓝图奔走呼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个体，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治学路径的差异，其抉择也出现了分化。
　　从事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许纪霖以鲁迅、胡适、林语堂三位为范例，从他们在危难与变革并存之际的选择，让我们得以窥见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他在《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一书中解题道：“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
　　鲁迅少年失怙，家道中落，在成长期经历了世态炎凉，体验了人心黑暗，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这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创伤，以至于在多年后的文章中还忆起当铺先生的侮蔑，同时也为他革命和战斗型人格的形成埋下了因子。留学日本学医时，因看到日俄战争宣传片中中国国民对同胞罹难的冷漠麻木，深受刺激的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从灵魂上拯救国人。
　　在我们的印象中，鲁迅向来文笔锐利言辞激烈，与人论战不知疲倦。但在他看似鲜明的性格与态度中，其实隐含着更深的复杂性。鲁迅以笔为戈，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性问题，对中国封建传统视之敝履。而在他的个人生活中，却遵从了母亲之命，娶裹着小脚的旧式妇女朱安为妻。即便鲁迅对其毫无感情，甚至后来与破除封建思想、与其自由恋爱的许广平同居、生子，也始终没有勇气违背母亲的意愿正式离婚再娶。可以说在个人的情感问题上，鲁迅还保留着些许传统的做派。
　　鲁迅的复杂之处源于他从传统中来又反传统的立场。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对他所批判的传统之黑暗深植于自己的灵魂这一点非常清醒，因此他以刀笔解剖他人本质上更是在解剖自己，且更狠更透彻。他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为“过渡的一代”，任务是抗住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能够过去，能够在摆脱传统的重负后重建一个光明的世界。
　　鲁迅这一代人是陷于深刻挣扎中的一代。他曾因家庭重担甘做一名政府小吏，终究还是操起了“匕首和投枪”;他希冀唤醒沉睡的国民，又始终摆脱不了对现实的悲观态度。种种矛盾，塑造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反感海归知识分子的做派，与本土知识分子的观念则更是不合。基本上他对任何阵营或派系都有一种深刻的反感，即使与他参与其中的左翼阵营，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盖因有组织就难免有束缚和妥协。而鲁迅渴望挣脱这层枷锁。
　　鲁迅历来都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出现，身后更是被塑造成进步者、革命者的先驱，但他特立独行、一往无前的背后复杂的另一面，似乎被淡化了。而那一面，恰是更为真实的鲁迅。
　　如果说鲁迅是左翼精神领袖，那胡适便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代表。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最终走向了不同营垒。然而，二者的童年经历却有相似之处。与鲁迅一样，胡适也是幼年丧父。他是在哥哥的帮助下，一路接受了完整的精英教育。留学美国后，受到了美式自由主义的熏陶，认为应该追求超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世界利益与人类利益，为此应该怀有一种更加包容、自由、开放的态度。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为国内学界引入了西方现代学科的前沿思想，影响广泛，“但开风气不为师”。
　　胡适也是反传统的。他归国后就以最早提倡文学革命而闻名。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解决手段在于文化，而不是政治。政治上的主义和立场之争往往招致党同伐异、你死我活，有违包容之理想，并且无助于解决现实问题。他不相信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可以从整体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与其相信指导革命的主义，不如关注眼前切实的问题。在方法上采取实验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逐步改善现实问题，而不奢望毕其功于一役。比起鲁迅的锋锐，说胡适是一位优雅包容的绅士，恰如其分。
　　胡适最初声称要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专注于“文艺复兴”，但最终难敌现实的政治纠葛。胡适与蒋介石有较亲密的私交，蒋介石对他颇为尊重，但他在公开场合也不讳与蒋唱反调。胡适去世后，蒋介石赠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以说道尽了胡适身上的复杂与多元。
　　在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如果说鲁迅是最可佩的人，胡适是最可敬的人，那最可爱的人则非林语堂莫属。
　　林语堂一生都保持着一种天真性情。由于智力超群，他的治学之路非常轻松，中英双语俱佳。其著作向西方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哲学和中国人的智慧，一改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几乎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外宣大使。
　　在个人与时代的撕扯之中，林语堂的人生经历过两度转折。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最初与鲁迅过从甚密，并和其统一阵线与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进行笔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面临现实的危险，林语堂选择从战壕中撤出，做一个名士。所谓名士，出身正途，同時又具有某种反抗性。这种反抗是在一个安全区内，用幽默调侃、正话反说等方式讥讽现实，表达不满。而随着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加剧，感受到切身生命危险的林语堂最后索性“牢骚”也不发了，只是躲到自己的小天地中，寻找内心的自由与安宁，成了一个隐士。 　　现代人会批评其不问时事、只知独善其身的态度为犬儒。但设身处地地想，在当时的状况下，选择犬儒是否是一种错误？纵观林语堂的一生，尽管他有懦弱和胆怯，但始终能守得住底线，不讲违心的话，不逾越善恶的界限，在不完美的世道中，追求优雅的人生和自由的心灵，也可算作一种对黑暗的消极抵抗。
　　在纷杂跌宕的大时代中，不同个体的命运抉择，会受到诸多复杂条件的影响，最终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问题，兜兜转转，始终脱不了夹杂着矛盾的因素。
　　对于从传统中走来的一代人，私人性的生活经验，一方面会埋下对传统强力反叛的种子，另一方面也在情感上束缚了挣脱一切的自由。在新旧道德的转换之处，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是最为宝贵的。无论是否自知，每个人都不是黑白截然分明的，在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留在传统，是一种典型的境况。
　　个人经历决定了胡适和林语堂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与底层在情感上是隔膜的。而鲁迅则相反，他是既同情民众，又要唤醒民众。从立场上来看，这一差异代表着启蒙和革命两条道路的分歧。
　　从当下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发展走向来看，三者的选择恰可以形成一个转折的序列：少年不学鲁迅是没有血性，中年不学胡适是没有理性，而老年不学林语堂是没有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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