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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1日，“陶德麟先生80华诞暨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60年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10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及其他单位的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武汉大学在校领导和师生代表等500余人欢聚一堂，庆祝享有盛誉的中国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原校长陶德麟先生80华诞。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校长顾海良等160余位领导、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光明日报社、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100多个机构发来贺信、贺词或贺文。这些贺函高度评价了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成就、治校业绩和高尚师德，称赞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称赞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学和发展以及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称赞他为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所付出的巨大辛劳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称赞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关心国运、宽厚仁爱、品行高洁、奖掖后学，是为人为学为师的楷模和典范。
庆典由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介绍了陶德麟先生的学术人生，校长顾海良教授、湖北省委宣传部余立国副部长、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教育部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正聿教授、校友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胡树祥教授以及学生代表分别致辞和发言，共同表达了对陶先生八十华诞的祝贺，并高度赞扬了陶先生卓著的学术贡献和高尚师德。当天下午，武汉大学还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的代表嘉宾结合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印年的历史，对陶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贡献、高尚师德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陶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陶先生秉承先师李达同志所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辛勤耕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涵濡中外，成就斐然，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陶先生年仅24岁时就撰写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批评了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中的“同一性”条目释文。在《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被定义为“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同时还宣布像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事物和现象之间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没有同一性。针对这一观点，陶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批驳——方面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指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针对该条目释文中的逻辑不一致性，强调作为唯物辩证法重要范畴的“同一性”概念的普适性。陶先生的这篇论文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简明哲学辞典》再版时也对“同一性”条目释文作了修改。此外，对于当时正处于苏联哲学教条主义肆虐的国内学界而言，该文更是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
60年代，李达同志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后，陶先生作为执笔人开始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陶先生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毛主席阅读了部分书稿并作了批注。其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项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这部上卷才最终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这部教材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为创立了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体系，而且体现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70年代末以来，陶先生先后就真理标准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社会稳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发表了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了《人生哲学》、《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与实践》、《回答现实的呼——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社会稳定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陶德麟文集》等20多部著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学界同行誉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此外，陶先生还主持编辑出版了《李达文集》(四卷)，撰文澄清了若干重大史实；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各类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改革的论文，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革旧立新。
第二，陶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虽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8年，陶先生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巨大理论勇气奋力投入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了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发言明确指出：“以语录和权力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将无从谈起。”这一观点的提出，在那样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无疑具有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历史意义。继这次发言之后，陶先生还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于1981年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影响深远，被誉为“第一次从理论上解决了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中的作用和限度问题，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空白点”。其后，他应邀在全国各地作了20多场报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了系统和有力的论证，对批驳“两个凡是”、澄清理论是非起到了重大作用。被理论界称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
80年代以后，陶先生在进一步深化真理标准问 题研究的基础上，又先后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三个标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继续不断地推进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论生产力标准》、《从建国五十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等论文中，陶先生重点阐发了邓小平理论。强调我们应该把这一理论理解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理解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这一定位，陶先生从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分析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哲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这一分析无疑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和特点的总结和概括，不止如此，它还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所采取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叙述方式，破除了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相分离的方式，从而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
正如陶先生自己所言：“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年来，陶先生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然倾力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充分展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系列论文以及《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等著作中，陶先生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不仅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而且还确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形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思路和风格。
第三，作为一位教育家，陶先生学高德范，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人生的宝贵年华奉献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他胸襟广博、公正无私、谦和仁厚、甘为人梯，精心呵护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不遗余力地支持兄弟院校的学科建设，不仅取得了突出的工作业绩，而且其学术品格和为人品质也堪称典范。
陶先生曾长期担任许多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湖北省社科界领导职务以及武汉大学校、系的领导职务。在陶先生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举办了百年校庆活动，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确定为武汉大学校训，这一校训继承了武汉大学百年来的优秀传统，体现了先辈时贤对大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精心凝炼，成为武汉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期间，他与党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教学、科研、后勤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武汉大学各项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当时以他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提出和确立的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和国际化的办学思路，在拓展武汉大学办学的国际空间、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校园综合治理等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及他“一将难求，三军亦不易得”的人才观及其在学校管理中的实践，对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其今天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陶先生还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科专业结构不断完善，学术实力不断提升，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几家哲学院系之一。
陶先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已长达30多年。在他的主持下，该学科于1987、2001、2007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先后被确定为“211工程”一、二、三期重点建设学科和“985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创新基地主干学科之一。
陶先生历来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并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1989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质量检查中，他主持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被评定为A级学科(是当时全国博士、硕士培养质量最优的3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之一)。在他兼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武汉大学逐渐确立了以质量和创新为关键词的研究生教育理念，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入、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断提高。
陶先生也亲自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迄今共招收和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研究生45名、博士后研究人员3名，其中，有31人已晋升为教授。有20人已担任博士生导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的已成长为知名学者，许多人走上了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岗位。
总之，正如顾海良校长在陶德麟先生80华诞庆典上的致辞中所说：陶先生坚持真理、严谨求实，堪为学界楷模；陶先生胸襟宽广、豁达仁厚，尽展人格魅力；陶先生润泽桃李、奖掖后学，体现大师风范；陶先生孜孜以求、开拓创新，彰显大家气魄。与会学者认为，陶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优良学风、思想境界、理论情怀、探索精神、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宝贵的思想资源，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加以深入的探讨和挖掘。
(责任编辑：胡静)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钱运录，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校长顾海良等160余位领导、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光明日报社、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100多个机构发来贺信、贺词或贺文。这些贺函高度评价了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成就、治校业绩和高尚师德，称赞陶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称赞他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学和发展以及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称赞他为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所付出的巨大辛劳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称赞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关心国运、宽厚仁爱、品行高洁、奖掖后学，是为人为学为师的楷模和典范。
庆典由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骆郁廷主持。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教授介绍了陶德麟先生的学术人生，校长顾海良教授、湖北省委宣传部余立国副部长、黑龙江大学张奎良教授、中共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景源研究员、教育部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孙正聿教授、校友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胡树祥教授以及学生代表分别致辞和发言，共同表达了对陶先生八十华诞的祝贺，并高度赞扬了陶先生卓著的学术贡献和高尚师德。当天下午，武汉大学还举行了学术座谈会，与会的代表嘉宾结合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印年的历史，对陶先生的学术思想、理论贡献、高尚师德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陶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陶先生秉承先师李达同志所开创的优良学术传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辛勤耕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涵濡中外，成就斐然，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陶先生年仅24岁时就撰写了《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批评了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词典》中的“同一性”条目释文。在《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被定义为“表示事物、现象同它自身相等、相同的范畴”，同时还宣布像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事物和现象之间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没有同一性。针对这一观点，陶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批驳——方面依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指出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又针对该条目释文中的逻辑不一致性，强调作为唯物辩证法重要范畴的“同一性”概念的普适性。陶先生的这篇论文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简明哲学辞典》再版时也对“同一性”条目释文作了修改。此外，对于当时正处于苏联哲学教条主义肆虐的国内学界而言，该文更是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特殊意义。
60年代，李达同志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后，陶先生作为执笔人开始编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陶先生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毛主席阅读了部分书稿并作了批注。其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项工作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这部上卷才最终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这部教材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为创立了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体系，而且体现为“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70年代末以来，陶先生先后就真理标准问题、“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问题、社会稳定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发表了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了《人生哲学》、《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与实践》、《回答现实的呼——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社会稳定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陶德麟文集》等20多部著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学界同行誉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此外，陶先生还主持编辑出版了《李达文集》(四卷)，撰文澄清了若干重大史实；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各类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改革的论文，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革旧立新。
第二，陶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虽历经磨难但矢志不渝，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8年，陶先生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巨大理论勇气奋力投入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了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以“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这一发言明确指出：“以语录和权力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否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不解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将无从谈起。”这一观点的提出，在那样一个思想混乱的时代无疑具有振聋发聩、拨云见日的历史意义。继这次发言之后，陶先生还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系列论文。其中，发表于1981年的《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影响深远，被誉为“第一次从理论上解决了逻辑证明在检验真理中的作用和限度问题，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空白点”。其后，他应邀在全国各地作了20多场报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进行了系统和有力的论证，对批驳“两个凡是”、澄清理论是非起到了重大作用。被理论界称为“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
80年代以后，陶先生在进一步深化真理标准问 题研究的基础上，又先后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三个标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继续不断地推进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论生产力标准》、《从建国五十年的历程看哲学的作用——兼论三个“标准”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等论文中，陶先生重点阐发了邓小平理论。强调我们应该把这一理论理解为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理解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这一定位，陶先生从认识论与唯物史观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分析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哲学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这一分析无疑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和特点的总结和概括，不止如此，它还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所采取的分门别类的研究和叙述方式，破除了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相分离的方式，从而为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
正如陶先生自己所言：“余意为学之道。首在为人。为人之道，首在立志。志之所在，学之所归也。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年来，陶先生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然倾力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充分展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系列论文以及《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等著作中，陶先生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必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门而系统的研究。不仅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问题，而且还确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形成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思路和风格。
第三，作为一位教育家，陶先生学高德范，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人生的宝贵年华奉献给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和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他胸襟广博、公正无私、谦和仁厚、甘为人梯，精心呵护中青年学者的成长和不遗余力地支持兄弟院校的学科建设，不仅取得了突出的工作业绩，而且其学术品格和为人品质也堪称典范。
陶先生曾长期担任许多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湖北省社科界领导职务以及武汉大学校、系的领导职务。在陶先生任校长期间，武汉大学举办了百年校庆活动，将“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确定为武汉大学校训，这一校训继承了武汉大学百年来的优秀传统，体现了先辈时贤对大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精心凝炼，成为武汉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此期间，他与党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通力合作，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教学、科研、后勤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武汉大学各项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特别是当时以他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提出和确立的把武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和国际化的办学思路，在拓展武汉大学办学的国际空间、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校园综合治理等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以及他“一将难求，三军亦不易得”的人才观及其在学校管理中的实践，对武汉大学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其今天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陶先生还曾长期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武汉大学哲学学科的整体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科专业结构不断完善，学术实力不断提升，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几家哲学院系之一。
陶先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设已长达30多年。在他的主持下，该学科于1987、2001、2007年连续三届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先后被确定为“211工程”一、二、三期重点建设学科和“985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创新基地主干学科之一。
陶先生历来注重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并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倾注了大量心血。1989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质量检查中，他主持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被评定为A级学科(是当时全国博士、硕士培养质量最优的3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之一)。在他兼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武汉大学逐渐确立了以质量和创新为关键词的研究生教育理念，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不断深入、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断提高。
陶先生也亲自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迄今共招收和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研究生45名、博士后研究人员3名，其中，有31人已晋升为教授。有20人已担任博士生导师，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有的已成长为知名学者，许多人走上了党政军各界的领导岗位。
总之，正如顾海良校长在陶德麟先生80华诞庆典上的致辞中所说：陶先生坚持真理、严谨求实，堪为学界楷模；陶先生胸襟宽广、豁达仁厚，尽展人格魅力；陶先生润泽桃李、奖掖后学，体现大师风范；陶先生孜孜以求、开拓创新，彰显大家气魄。与会学者认为，陶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优良学风、思想境界、理论情怀、探索精神、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宝贵的思想资源，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加以深入的探讨和挖掘。
(责任编辑：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