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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益同志与世长辞，出版界一颗巨星陨落了！噩耗传来，人们无不为之震惊、痛惜！
王益同志是我们十分崇敬的出版界老前辈，老领导。他十八岁投身于革命，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建立，就一直在出版这一神圣的阵地上辛勤耕耘、艰苦奋斗七十多个春秋，直到生命的终结。
王益同志是功在历史的人。他一生做出版，对书刊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都门门精通，深谙此道。他长期在出版领导岗位上肩负重任，坚持不懈地进行开拓性工作，为创建、振兴、改革和发展新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益同志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他的献身精神，他的高尚人品，他的道德文章，历来受到大家的尊崇和敬仰。我们对王益老人家一直以长辈待之，以师长尊之。
在已经逝去的悠悠岁月里，我们挥不去对王益同志的深深眷念。谁也不会忘记，王益同志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奠基者。早在1984年，他就敏锐地指出，我国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出版大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出版学院；没有一个出版发行研究所；没有出版过出版专业学术著作；没有公开发行的讨论出版发行工作的学术性刊物；没有社会公认的出版发行专家学者。他说，这五个“没有”，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工作质量的提高，出版人才的培养成长，都非常不利。而这五个“没有”中，出版发行研究所又处于关键地位。于是他高瞻远瞩，就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的组建，设计了一个发展蓝图和规划，对科研所的任务、机构以及人员组成等问题，提出了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意见。尔后经过报批，获得了上级领导部门的正式批准。从此，在中国出版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25年来，出版科研所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壮大，中国出版科研事业蒸蒸日上，王益同志功不可没。
王益同志对科研所办的几份刊物的成长，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热心扶持。特别对《出版参考》这个刊物，情有独钟。他有文章投稿，首选的刊物是《出版参考》。他说过，《出版参考》像老朋友一样，我信得过，有文章我首先供你们发表。
1994年他去美国探亲，放弃休闲和游览，花了4个多月时间，从美国东部飞到西部，拿着一份美国交通图，一本英汉辞典，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回国后根据他所掌握的美国出版发行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撰写了47篇“旅美杂忆”的文章，还详尽地列出对照表，对中美两国出版进行了比较。这些文章在《出版参考》等报刊上连载后，立即在出版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王益同志是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喜欢做实事的人。他不仅经常为《出版参考》写稿供稿，还事无巨细地为刊物编辑部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在纪念《出版参考》创刊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坦诚地说：“我本人可以说是《出版参考》的热心支持者，不仅为之写稿，偶尔还情不自禁地为之组稿、审稿、改稿。”可谓此言不虚。他为了给《出版参考》推荐一篇介绍国外出版业的稿子，亲自查找原外文资料，同时约请一位友人翻译，还自己动手进行加工缩编，直到一一誊清后，将稿件完整地寄到《出版参考》编辑部。稿件刊发之后，他主动写信给编辑部，要我们将稿酬全部寄给译者，而他自己却分文不要。此事虽小，却反映出一位老出版家的高风亮节，这是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和学习的。
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王益同志还经常给刊物提意见，出主意。他曾经写信给我，希望《出版参考》传播信息要做到“新、准、短、快”，真正办出自己的特色。当时上海有一份叫《书业行情》的刊物，每期有选自国内外和港台报刊的大量密集的信息，文字简短，一目了然。他对这个刊物赞许有加，建议《出版参考》也能加大报刊传媒的文摘力度，及时向业界提供新鲜、准确、实用的信息。他说，在我国各大报刊常常报道有关出版的重要新闻、消息和议论，但在出版系统工作的人，不可能看那么多报刊。《出版参考》如采集这些消息予以发表，办成“刊中刊”或“报中报”，则提供的信息一下子在数量和质量上便可超过《××××报》。
王益同志对于改进编刊的期望充满着拳拳之忱。每当他看到有什么差错，有什么数据不对，或哪篇文章科学论据不足，都会耐心地指出来，引起我们注意。有一次，他读到一位发行专家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批发折扣全世界最低，西方国家都在40％以上。王益同志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他为此专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从世界各国的图书和教科书的不同批发折扣，及我国教科书与图书实行同一发行渠道，因而采取同一折扣的历史原因和实际状况作了详细说明和论证。既有翔实的数据，又有鲜明的观点。这封信无异于一篇学术论文，读之甚受教益和启迪。
王益同志看《出版参考》也十分认真、仔细。有时看了一篇文章，觉得言犹未足，也会写信来提示我们。比如有一期《出版参考》发表了《贝特斯曼书友会如何运作》的报道，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这是我看到的关于该会最具体的报道”，同时还针对这篇报道，提出了几个问题，如图书俱乐部推荐的书，是工作人员推荐的，还是社会名流推荐的？外埠会员购书，在价格上享有什么优惠？邮费谁负担？他认为这些问题在报道中都语焉不详。于是建议我们，如有可能最好再补充报道一些情况。后来，他自己还特地从美国专业词典上把图书俱乐部标准定义和一般做法翻译了出来，征询我们是否需要？王老诚恳质朴、平和谦逊的态度，不免让人顿生敬佩和感激之情。
王益同志勤奋刻苦，笃学不倦。他以执著追求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撰写了大量思维缜密、见解精到、文风朴实的文章。他用陆定一同志“不倦地追求”的题词作书名，出版了4卷《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这是他多年含辛茹苦深入研究的成果，也是留给我们最宝贵、最生动的一部教科书。
王益同志走完了辛劳的一生，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而他的不世功业永存，他的精神财富不朽。王益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益同志是我们十分崇敬的出版界老前辈，老领导。他十八岁投身于革命，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建立，就一直在出版这一神圣的阵地上辛勤耕耘、艰苦奋斗七十多个春秋，直到生命的终结。
王益同志是功在历史的人。他一生做出版，对书刊出版、印刷、发行等业务都门门精通，深谙此道。他长期在出版领导岗位上肩负重任，坚持不懈地进行开拓性工作，为创建、振兴、改革和发展新中国出版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益同志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他的献身精神，他的高尚人品，他的道德文章，历来受到大家的尊崇和敬仰。我们对王益老人家一直以长辈待之，以师长尊之。
在已经逝去的悠悠岁月里，我们挥不去对王益同志的深深眷念。谁也不会忘记，王益同志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创始人、奠基者。早在1984年，他就敏锐地指出，我国作为有悠久历史的出版大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出版学院；没有一个出版发行研究所；没有出版过出版专业学术著作；没有公开发行的讨论出版发行工作的学术性刊物；没有社会公认的出版发行专家学者。他说，这五个“没有”，对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工作质量的提高，出版人才的培养成长，都非常不利。而这五个“没有”中，出版发行研究所又处于关键地位。于是他高瞻远瞩，就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的组建，设计了一个发展蓝图和规划，对科研所的任务、机构以及人员组成等问题，提出了实施的具体方案和意见。尔后经过报批，获得了上级领导部门的正式批准。从此，在中国出版界开始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25年来，出版科研所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壮大，中国出版科研事业蒸蒸日上，王益同志功不可没。
王益同志对科研所办的几份刊物的成长，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热心扶持。特别对《出版参考》这个刊物，情有独钟。他有文章投稿，首选的刊物是《出版参考》。他说过，《出版参考》像老朋友一样，我信得过，有文章我首先供你们发表。
1994年他去美国探亲，放弃休闲和游览，花了4个多月时间，从美国东部飞到西部，拿着一份美国交通图，一本英汉辞典，到出版社、书店、图书馆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回国后根据他所掌握的美国出版发行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撰写了47篇“旅美杂忆”的文章，还详尽地列出对照表，对中美两国出版进行了比较。这些文章在《出版参考》等报刊上连载后，立即在出版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王益同志是位求真务实、不尚空谈、喜欢做实事的人。他不仅经常为《出版参考》写稿供稿，还事无巨细地为刊物编辑部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在纪念《出版参考》创刊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坦诚地说：“我本人可以说是《出版参考》的热心支持者，不仅为之写稿，偶尔还情不自禁地为之组稿、审稿、改稿。”可谓此言不虚。他为了给《出版参考》推荐一篇介绍国外出版业的稿子，亲自查找原外文资料，同时约请一位友人翻译，还自己动手进行加工缩编，直到一一誊清后，将稿件完整地寄到《出版参考》编辑部。稿件刊发之后，他主动写信给编辑部，要我们将稿酬全部寄给译者，而他自己却分文不要。此事虽小，却反映出一位老出版家的高风亮节，这是值得我们后辈敬仰和学习的。
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 王益同志还经常给刊物提意见，出主意。他曾经写信给我，希望《出版参考》传播信息要做到“新、准、短、快”，真正办出自己的特色。当时上海有一份叫《书业行情》的刊物，每期有选自国内外和港台报刊的大量密集的信息，文字简短，一目了然。他对这个刊物赞许有加，建议《出版参考》也能加大报刊传媒的文摘力度，及时向业界提供新鲜、准确、实用的信息。他说，在我国各大报刊常常报道有关出版的重要新闻、消息和议论，但在出版系统工作的人，不可能看那么多报刊。《出版参考》如采集这些消息予以发表，办成“刊中刊”或“报中报”，则提供的信息一下子在数量和质量上便可超过《××××报》。
王益同志对于改进编刊的期望充满着拳拳之忱。每当他看到有什么差错，有什么数据不对，或哪篇文章科学论据不足，都会耐心地指出来，引起我们注意。有一次，他读到一位发行专家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批发折扣全世界最低，西方国家都在40％以上。王益同志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他为此专门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从世界各国的图书和教科书的不同批发折扣，及我国教科书与图书实行同一发行渠道，因而采取同一折扣的历史原因和实际状况作了详细说明和论证。既有翔实的数据，又有鲜明的观点。这封信无异于一篇学术论文，读之甚受教益和启迪。
王益同志看《出版参考》也十分认真、仔细。有时看了一篇文章，觉得言犹未足，也会写信来提示我们。比如有一期《出版参考》发表了《贝特斯曼书友会如何运作》的报道，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这是我看到的关于该会最具体的报道”，同时还针对这篇报道，提出了几个问题，如图书俱乐部推荐的书，是工作人员推荐的，还是社会名流推荐的？外埠会员购书，在价格上享有什么优惠？邮费谁负担？他认为这些问题在报道中都语焉不详。于是建议我们，如有可能最好再补充报道一些情况。后来，他自己还特地从美国专业词典上把图书俱乐部标准定义和一般做法翻译了出来，征询我们是否需要？王老诚恳质朴、平和谦逊的态度，不免让人顿生敬佩和感激之情。
王益同志勤奋刻苦，笃学不倦。他以执著追求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撰写了大量思维缜密、见解精到、文风朴实的文章。他用陆定一同志“不倦地追求”的题词作书名，出版了4卷《王益出版印刷发行文集》，这是他多年含辛茹苦深入研究的成果，也是留给我们最宝贵、最生动的一部教科书。
王益同志走完了辛劳的一生，历史已经翻过了那一页，而他的不世功业永存，他的精神财富不朽。王益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