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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3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就大声疾呼“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分钟都在消亡。”
自2007年山东省确定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始，3年的时间里“非遗”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不管有多少人了解“非遗”，但至今仍没有从根本上建立合理完善的传承机制，至于成熟的产业运作则更是“空中楼阁”。面对“非遗”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和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我们不禁要问：“非遗”传承，路在何方?
脆弱的“非遗”
盘点山东的非遗“家底”，可谓实力丰厚。“申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但部分项目申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山东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专家山东省艺术馆副馆长王丕琢说，“重申报、轻传承”的现象，在全国都很普遍。
以泰山皮影戏为例，尽管泰山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央视还曾三次到泰安寻找泰山皮影录制节目，但这似乎并没能阻止这项流传了几百年的精湛工艺走向没落。谈及泰山皮影戏的传承现状，泰山皮影戏代表性传人范正安无奈地说出了“危机”两个字。他说“目前全国只有我一个人还会这项‘绝活’。”范正安坦言，虽然现在自己在泰安开设了“泰山皮影戏研究院”，每天晚上由儿子和妻子担当演出。因为这门艺术难教难学，还得耐得住寂寞，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学了。他笑谈道：“要不是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能力，我早就转行了。”
在范正安的皮影研究院里，还出售他研制开发的产品一一纯手工驴皮皮影。因为产量少、做工时间长，这些皮影制品价格不菲。范正安说，其实皮影销量并不大，只是借研究院的地方卖一下罢了，也算是给皮影做一个展示。他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投资人，尝试泰山皮影戏的产业之路。
范正安的皮影有没有市场?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文化产业教授田川流表示出了一定的担忧：“民间工艺品从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的精神赏玩需要，这说明它必然是一种小众化的产品，其市场前景并不大。”
与此同时，山东地区的另一只皮影队伍“枣庄山花皮影队”也在艰难突围。枣庄市山亭区山花皮影剧团成立于1933年。多年来，这支演出队把精彩演出送到沂蒙山区的村村落落，又送往黑龙江、辽宁、天津等20多个省市，已先后演出6000多场次，观众达50多万人。
但山花皮影剧团班主陈守科仍是充满了困惑这几年，受各种艺术形式的挑战，山花皮影队陷入了找不到市场和年轻人不爱看的窘境。因此，山花皮影队在不断改善提高演出水平的同时，演出内容尽量贴近农村和农民。如今，陈守科还在枣庄运河古城景区设立了
个小皮影棚，由他和妻子两人苦苦支撑。他有个愿望：“现在我一边经商一边演出，挣了钱，准备给队里买个机动车，再配上新音箱，让皮影戏这门传统艺术焕发青春。”
“如果没有政策的保护和支持，‘非遗’项目就必须自己找出路。做好的话，养活一个人或一家人没问题，但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田川流说：“如果只是数量的增加和级别的递进，申报的意义又在哪里?国家对非遗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像《文物法》那样的法规，地方政府也鲜见明确的保护政策。”
“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如果说“非遗”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民族基因；那么，“非遗”传承人则是保留这些基因的“活体”。基于“非遗”口耳相传的传承和保留方式，“非遗”传人显然成为了决定其传承的“命门”。然而在走访中发现，山东省的“非遗”传人大多年事已高，有些已经丧失了带徒弟的能力。另一方面，“非遗”项目多是难度极大的“绝活”，有谁愿意学?谁又能坚持下来?况且，没有经济利益的驱使，“非遗”传人们的呼声在社会经济浪潮中只能是“曲高和寡”。有“山东女鼓王”之称的山东大鼓代表性传人左玉华就曾专门致信媒体，她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山东大鼓，收徒传艺的愿望十分迫切。
像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对于“非遗”传人来说，风光无限又忧思难掩。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很多传承人并不在意政府给多少补贴，而是在意自己的技艺由谁来继承。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年轻人都崇尚现代文明，而且也缺少了份求艺的心境与耐心，这令许多“非遗”传人颇感无奈。
这也正是宁津杂技代表性传承人刘俊昌的一块心病。事实上，宁津是与吴桥齐名的杂技之乡。刘俊昌的家乡宁津县野猪李村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曾为誉为“杂技村”，当时家家都会杂技，人人有手绝活。但如今，宁津县已经找不到几个会杂技的人了。刘俊昌略带伤感地说，“如今宁津县杂技团的骨干力量都已经大龄化了，而且多年来招不到学生，没人愿意学杂技吃苦了。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带一两个年轻的徒弟，这或许才是让宁津杂技长存于世的最直接的方式。”
而从今年7月开始，临沂市柳琴戏剧团的小剧场开始在每周五、周六开门纳客了。小剧场场地不大，只能容纳上百人，但从爆满的情况上看，乡韵十足的临沂柳琴戏似乎燃起了“星星之火”。
不过戏演起来，上台的演员就几个人，而且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一人饰多角，表演起来前后忙活。
“我们剧团面临着严重的断层断代。”柳琴戏代表性传人张金兰告诉记者，由于剧团编制等问题的限制，留不住人，从演员的情况看，现在全国高校中已经没有专门的柳琴戏专业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再出现科班出身的演员。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代表性传人的张金兰，今年已是83岁高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这种种现实让柳琴戏这个小剧种风雨飘摇。
细数山东首批“非遗”代表性传人：海阳大秧歌传人王发91岁高龄；京剧传人张春秋、殷宝忠，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传人杨洛书，德州扒鸡传人张树林，齐河绣球灯舞传人徐春生等人也都在80岁以上……“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口传心授，形成的文字资料很少，影像资料更是微乎其微，老艺人去世后没有传人，就逐渐步入名存实亡的境地了。”王丕琢说，大量扎根于民间的“非遗”已经陷入“亚健康”或濒危的生存状态。
传承，路在何方?
山重水复，却并非无路可走。同样是省级“非遗”的诸城派古琴，就已经做到了薪火相传。诸城派古琴代表性传人高培芬自豪地说：“有几个学生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并开始在国内高校教学。”而高培芬也在济南开设了古琴研究所，并在济南市回民中学设立了古琴课堂，使“非遗”走进校园。而济南明湖居和大观园晨光茶社的复兴，也让山东快书传人高绍清、山东琴书传人姚忠贤等曲艺名家再度声名远播。
这表明，“非遗”传承与多个维度密切相关。而我们所关注的是，“非遗”的文化意义如何展示?怎样实现与现代嫁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郭艺强调，应避免非遗保护与开发利 用中出现的“古董式展示”，因为这缺乏了长久存在的动力，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就是产业性质的手工艺形式，更应该以文化发掘和市场效益相互结合，双向刺激的方式进行可持续性的开发。
坦白地说，当下积累已久的“传承困境”原因复杂，或与古代文化遗产未能充分实现当代文化价值的转换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让“非遗”对大众产生意义，那么“非遗”就不再久藏于深巷，而是可以“广揽门徒”的文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蜀绣与苏绣的突围范例很说明问题。2009年6月1日至13日，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作为分会场之一的郫县安靖镇，在7天的“绣天下”国际刺绣艺术节上，以极具文化特色的蜀绣广场、蜀绣艺术馆，极富四川民俗特色的抛绣球、吼山歌等活动，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0万元。安靖镇正致力于打造“蜀绣风情小镇”，成为蜀绣工艺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四川省“非遗”保护专家张世英认为，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蜀绣与同属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相比，在发展上的差距还很大，苏绣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注重快速接轨市场、走向市场，苏绣已成为一个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在全国拥有300多家经销点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张世英说，蜀绣的发展也应该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线之外，还应该与大众接轨，让产品走入更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植根于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的。传统手工艺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文化现象的核心主体是人类本身，大多数“非遗”文化后继乏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事该文化遗产工作的传承人无法实现生活和社会的双重价值。消费社会的物质化特征凸显，相对静态和低速的民间技艺令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一方面，从事这些工作很难得到社会上的大众认同，由此也不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认知：另一方面，大多数“非遗”产业化潜力有限，从事此类工作难以获得充足的物质回馈。然而，如果能够充分重视这些来自传承维度的瓶颈和障碍，问题的解决便有了关键性的突破口。在这一方面，不少省市已经做出了可贵的尝试。2009年，沈阳“非遗”传人获得了总数7.7万元的专项补助金，同年，深圳9位省级“非遗”传人每人领到了5000元项目经费；而2008年起，国家就出台了相关政策，对国家级“非遗”传人发放专项津贴。
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独有。韩国政府便为“遗产履修者”发放“生活补助金”；其他像日本保护歌舞伎、相扑，意大利保护神父，法国保护民间工匠等，国家都定期划拨专项资金，用于传承人的自我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寻路!于“非遗”而言，合理地建构自我，才能成功地传承自身。毕竟，传承之路，我们才刚刚起步。
编辑／杜启洪
自2007年山东省确定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始，3年的时间里“非遗”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我们不能回避的现实是，不管有多少人了解“非遗”，但至今仍没有从根本上建立合理完善的传承机制，至于成熟的产业运作则更是“空中楼阁”。面对“非遗”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和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我们不禁要问：“非遗”传承，路在何方?
脆弱的“非遗”
盘点山东的非遗“家底”，可谓实力丰厚。“申报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但部分项目申报后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山东省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专家山东省艺术馆副馆长王丕琢说，“重申报、轻传承”的现象，在全国都很普遍。
以泰山皮影戏为例，尽管泰山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央视还曾三次到泰安寻找泰山皮影录制节目，但这似乎并没能阻止这项流传了几百年的精湛工艺走向没落。谈及泰山皮影戏的传承现状，泰山皮影戏代表性传人范正安无奈地说出了“危机”两个字。他说“目前全国只有我一个人还会这项‘绝活’。”范正安坦言，虽然现在自己在泰安开设了“泰山皮影戏研究院”，每天晚上由儿子和妻子担当演出。因为这门艺术难教难学，还得耐得住寂寞，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学了。他笑谈道：“要不是没有从事其他行业的能力，我早就转行了。”
在范正安的皮影研究院里，还出售他研制开发的产品一一纯手工驴皮皮影。因为产量少、做工时间长，这些皮影制品价格不菲。范正安说，其实皮影销量并不大，只是借研究院的地方卖一下罢了，也算是给皮影做一个展示。他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位合适的投资人，尝试泰山皮影戏的产业之路。
范正安的皮影有没有市场?山东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文化产业教授田川流表示出了一定的担忧：“民间工艺品从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的精神赏玩需要，这说明它必然是一种小众化的产品，其市场前景并不大。”
与此同时，山东地区的另一只皮影队伍“枣庄山花皮影队”也在艰难突围。枣庄市山亭区山花皮影剧团成立于1933年。多年来，这支演出队把精彩演出送到沂蒙山区的村村落落，又送往黑龙江、辽宁、天津等20多个省市，已先后演出6000多场次，观众达50多万人。
但山花皮影剧团班主陈守科仍是充满了困惑这几年，受各种艺术形式的挑战，山花皮影队陷入了找不到市场和年轻人不爱看的窘境。因此，山花皮影队在不断改善提高演出水平的同时，演出内容尽量贴近农村和农民。如今，陈守科还在枣庄运河古城景区设立了
个小皮影棚，由他和妻子两人苦苦支撑。他有个愿望：“现在我一边经商一边演出，挣了钱，准备给队里买个机动车，再配上新音箱，让皮影戏这门传统艺术焕发青春。”
“如果没有政策的保护和支持，‘非遗’项目就必须自己找出路。做好的话，养活一个人或一家人没问题，但不可能有大的发展。”田川流说：“如果只是数量的增加和级别的递进，申报的意义又在哪里?国家对非遗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像《文物法》那样的法规，地方政府也鲜见明确的保护政策。”
“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如果说“非遗”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民族基因；那么，“非遗”传承人则是保留这些基因的“活体”。基于“非遗”口耳相传的传承和保留方式，“非遗”传人显然成为了决定其传承的“命门”。然而在走访中发现，山东省的“非遗”传人大多年事已高，有些已经丧失了带徒弟的能力。另一方面，“非遗”项目多是难度极大的“绝活”，有谁愿意学?谁又能坚持下来?况且，没有经济利益的驱使，“非遗”传人们的呼声在社会经济浪潮中只能是“曲高和寡”。有“山东女鼓王”之称的山东大鼓代表性传人左玉华就曾专门致信媒体，她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山东大鼓，收徒传艺的愿望十分迫切。
像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对于“非遗”传人来说，风光无限又忧思难掩。而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很多传承人并不在意政府给多少补贴，而是在意自己的技艺由谁来继承。可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更多的年轻人都崇尚现代文明，而且也缺少了份求艺的心境与耐心，这令许多“非遗”传人颇感无奈。
这也正是宁津杂技代表性传承人刘俊昌的一块心病。事实上，宁津是与吴桥齐名的杂技之乡。刘俊昌的家乡宁津县野猪李村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曾为誉为“杂技村”，当时家家都会杂技，人人有手绝活。但如今，宁津县已经找不到几个会杂技的人了。刘俊昌略带伤感地说，“如今宁津县杂技团的骨干力量都已经大龄化了，而且多年来招不到学生，没人愿意学杂技吃苦了。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再带一两个年轻的徒弟，这或许才是让宁津杂技长存于世的最直接的方式。”
而从今年7月开始，临沂市柳琴戏剧团的小剧场开始在每周五、周六开门纳客了。小剧场场地不大，只能容纳上百人，但从爆满的情况上看，乡韵十足的临沂柳琴戏似乎燃起了“星星之火”。
不过戏演起来，上台的演员就几个人，而且年龄也都在中年以上，一人饰多角，表演起来前后忙活。
“我们剧团面临着严重的断层断代。”柳琴戏代表性传人张金兰告诉记者，由于剧团编制等问题的限制，留不住人，从演员的情况看，现在全国高校中已经没有专门的柳琴戏专业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再出现科班出身的演员。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代表性传人的张金兰，今年已是83岁高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这种种现实让柳琴戏这个小剧种风雨飘摇。
细数山东首批“非遗”代表性传人：海阳大秧歌传人王发91岁高龄；京剧传人张春秋、殷宝忠，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传人杨洛书，德州扒鸡传人张树林，齐河绣球灯舞传人徐春生等人也都在80岁以上……“很多民间艺术都是口传心授，形成的文字资料很少，影像资料更是微乎其微，老艺人去世后没有传人，就逐渐步入名存实亡的境地了。”王丕琢说，大量扎根于民间的“非遗”已经陷入“亚健康”或濒危的生存状态。
传承，路在何方?
山重水复，却并非无路可走。同样是省级“非遗”的诸城派古琴，就已经做到了薪火相传。诸城派古琴代表性传人高培芬自豪地说：“有几个学生已经逐渐成熟起来，并开始在国内高校教学。”而高培芬也在济南开设了古琴研究所，并在济南市回民中学设立了古琴课堂，使“非遗”走进校园。而济南明湖居和大观园晨光茶社的复兴，也让山东快书传人高绍清、山东琴书传人姚忠贤等曲艺名家再度声名远播。
这表明，“非遗”传承与多个维度密切相关。而我们所关注的是，“非遗”的文化意义如何展示?怎样实现与现代嫁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郭艺强调，应避免非遗保护与开发利 用中出现的“古董式展示”，因为这缺乏了长久存在的动力，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就是产业性质的手工艺形式，更应该以文化发掘和市场效益相互结合，双向刺激的方式进行可持续性的开发。
坦白地说，当下积累已久的“传承困境”原因复杂，或与古代文化遗产未能充分实现当代文化价值的转换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让“非遗”对大众产生意义，那么“非遗”就不再久藏于深巷，而是可以“广揽门徒”的文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蜀绣与苏绣的突围范例很说明问题。2009年6月1日至13日，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开幕。作为分会场之一的郫县安靖镇，在7天的“绣天下”国际刺绣艺术节上，以极具文化特色的蜀绣广场、蜀绣艺术馆，极富四川民俗特色的抛绣球、吼山歌等活动，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00万元。安靖镇正致力于打造“蜀绣风情小镇”，成为蜀绣工艺展示的窗口和示范基地。四川省“非遗”保护专家张世英认为，这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是，蜀绣与同属中国‘四大名绣’的苏绣相比，在发展上的差距还很大，苏绣的经验值得借鉴。”
由于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注重快速接轨市场、走向市场，苏绣已成为一个拥有“10万绣娘”、年产值10亿元、在全国拥有300多家经销点的庞大产业，并形成了系统的创作、绣制、营销专业分工的产业链。张世英说，蜀绣的发展也应该如此，除了走精品化路线之外，还应该与大众接轨，让产品走入更多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植根于生活当中，是离不开民众的积极参与的。传统手工艺只有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才能真正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文化现象的核心主体是人类本身，大多数“非遗”文化后继乏人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事该文化遗产工作的传承人无法实现生活和社会的双重价值。消费社会的物质化特征凸显，相对静态和低速的民间技艺令不少年轻人望而却步。一方面，从事这些工作很难得到社会上的大众认同，由此也不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认知：另一方面，大多数“非遗”产业化潜力有限，从事此类工作难以获得充足的物质回馈。然而，如果能够充分重视这些来自传承维度的瓶颈和障碍，问题的解决便有了关键性的突破口。在这一方面，不少省市已经做出了可贵的尝试。2009年，沈阳“非遗”传人获得了总数7.7万元的专项补助金，同年，深圳9位省级“非遗”传人每人领到了5000元项目经费；而2008年起，国家就出台了相关政策，对国家级“非遗”传人发放专项津贴。
这种模式并非中国独有。韩国政府便为“遗产履修者”发放“生活补助金”；其他像日本保护歌舞伎、相扑，意大利保护神父，法国保护民间工匠等，国家都定期划拨专项资金，用于传承人的自我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寻路!于“非遗”而言，合理地建构自我，才能成功地传承自身。毕竟，传承之路，我们才刚刚起步。
编辑／杜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