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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TIME：录像局的缘起和初衷是怎样的？为什么想到做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
陈：两年前或者三年前，朱加用他的作品和今日美术馆交换了一个地下室空间，一开始朱加就想做成一个公共空间，并约了好些朋友谈过，后来也做了一个展览。但是，要维持一个空间，特别是在北京这种不缺空间的地方，不光有经费问题，还要考虑有什么可以持续做下去的项目。我和朱加同时想到了做影像档案，很快又集中到只是做录像。当时我们并没有怎么专门聊这件事，就想不管怎样先做起来。然而，空间粉刷之后，筹备工作进度一直很慢，更别说收录艺术家档案了。2012年春节前后，我和朱加，还有方璐、姚嘉善和蒋志，在三里屯一个酒吧开了一个会，决定3月23号把蒋志作为第一个艺术家做空间的开始，以后每个月的月尾都做一个艺术家。方璐这时已决定参与合作，于是就有了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在做完蒋志和马秋莎之后，今日美术馆的那个地下室也到期了，于是我们就在草场地找到了现在这个空间。又过了一个月，我又腾出广州的工作室，做了录像局广州分局。
如果说“一起做点事情”不是指一起赚钱，那么只能是做非盈利项目。而且，私营的非盈利项目基本上都是“非法”的，所以操作起来也很简便，只要大家一条心就可以了。我们做录像而不是其他的档案，首先是因为我们三个都从事录像艺术，其次还因为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录像作品是可以统计的，如果是绘画，这种档案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
ARTTIME：“局”字很容易给人官方和拒人门外的感觉，很难想到它为公众开放、服务的性质，在名称上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陈：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局”虽然是衙门，但衙门就是给人办事的地方。我们是出于自嘲的目的故意想要你说的“官方”的感觉。谁都知道这个“局”是假的，我们的理想“公众”是熟悉当代艺术范畴的人，并不是随便一个从门口经过的人。除了揶揄的考虑，我们使用“局”字，是想强调它功能上的服务性与交流性，就像“饭局”，你想到的就是三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吃饭聊天，而且事先知道是谁做东。
ARTTIME：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与录像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对外宣传的时候它们之间只有地点空间上的联系。在工作的内部，录像局的专职人员不用担负机构的工作，但在广州这边，机构的任何人都随时配合录像局的工作。录像局不是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的下属单位，这主要是因为朱加和方璐不属于我们机构，我和他们是合作关系，大家都不拿工资的。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件事不可能完全分开。
ARTTIME：您的理想“公众”是理解当代艺术范畴的人，这个人群有特别的限定吗？
陈：没有什么限定，但是我们希望他（或她）能够在录像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收藏。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想有所作为的，只不过可能暂时缺少机会、条件和信心，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包括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人群。当然，话虽这么说，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预想不到的，那些真正有潜力的人其实不需要我们指导，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即使没有具体公众的情况下也要完善录像局的理念。
ARTTIME：从管理者的角度，您、朱加、方璐三人负责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陈：我主要负责资金的投入和广州这边的事务，也参与新措施的制订与实施；朱加常年在国外，可以做一些外面的推广工作；方璐相对辛苦一些，她负责每一个档案建立的全过程。
ARTTIME：每个月的月尾做一个艺术家的录像档案，对于这样周期相对固定的持续性工作，先做哪个艺术家后做哪个艺术家主要出于什么样的选择？
陈：不是每个月的月尾，是单数月的月尾做两个艺术家（这个日子必须是单号和星期五）。谁先谁后遵循变化的规律，即“梅花间竹”式的排列组合，如男女老少、地域等预先穿插搭配，尽量不给人一种顺序定式。其实这样做也完全是不得已的，因为现在的人喜欢很快给一个事情下结论，如果你连续做了几个北京的女艺术家，你得花很多精力去澄清，说我们不只关心她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是画廊，不需要在选择艺术家方面有什么特色，所以谁先谁后纯粹是个形式。
ARTTIME：您讲到北京相比广州是个不缺空间的地方，这种差异在两地录像局的运营和管理上有什么不同表现？
陈：北京虽然不缺空间，但它太大，存在很多的不便。所以，虽然北京是“总店”，很多具体工作却是最后在广州“成型”的，比如硬件的生产、海报印刷等等。另外，由于广州这边不仅是在城区，还挨着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人力物力上得到的支援也多一些。所以，可以这么说，北京是“店”，广州是“厂”。当然，也许具体实施计划的同事们不这么认为，应当以他们的说法为准。
ARTTIME：在开展日期上，“必须是单号和星期五”的规定除了个人爱好外有没有其他层面的考虑？
陈：有的，就是尽量不与其他空间的开放日相撞，因此应当避开星期六。另外，日期的规律性有利于计划的实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绝对不可改变的日期，以后也就能坚持其他原则，比方说，绝对不做违背合同条款的事情。
ARTTIME：从您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录像局一年多的运营，有没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引起重视或亟待解决的？
陈：当然有，但是要通过深入讨论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总的来说，录像局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也建立了一定的规范性。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问题就是人群如何能够自动来到录像局，并且保持一定的频率。当然，我指的人群不是普通群众，我们感到最需要的是有人研究录像艺术，我们可以为此再作出一些努力，例如组织研究活动、提供研究资金。但是，这也不是靠心血来潮可以马上解决的，必须先让录像局积累足够的经验，研究计划才能生成出来。
陈：两年前或者三年前，朱加用他的作品和今日美术馆交换了一个地下室空间，一开始朱加就想做成一个公共空间，并约了好些朋友谈过，后来也做了一个展览。但是，要维持一个空间，特别是在北京这种不缺空间的地方，不光有经费问题，还要考虑有什么可以持续做下去的项目。我和朱加同时想到了做影像档案，很快又集中到只是做录像。当时我们并没有怎么专门聊这件事，就想不管怎样先做起来。然而，空间粉刷之后，筹备工作进度一直很慢，更别说收录艺术家档案了。2012年春节前后，我和朱加，还有方璐、姚嘉善和蒋志，在三里屯一个酒吧开了一个会，决定3月23号把蒋志作为第一个艺术家做空间的开始，以后每个月的月尾都做一个艺术家。方璐这时已决定参与合作，于是就有了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在做完蒋志和马秋莎之后，今日美术馆的那个地下室也到期了，于是我们就在草场地找到了现在这个空间。又过了一个月，我又腾出广州的工作室，做了录像局广州分局。
如果说“一起做点事情”不是指一起赚钱，那么只能是做非盈利项目。而且，私营的非盈利项目基本上都是“非法”的，所以操作起来也很简便，只要大家一条心就可以了。我们做录像而不是其他的档案，首先是因为我们三个都从事录像艺术，其次还因为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录像作品是可以统计的，如果是绘画，这种档案无论如何都是不完整的。
ARTTIME：“局”字很容易给人官方和拒人门外的感觉，很难想到它为公众开放、服务的性质，在名称上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陈：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局”虽然是衙门，但衙门就是给人办事的地方。我们是出于自嘲的目的故意想要你说的“官方”的感觉。谁都知道这个“局”是假的，我们的理想“公众”是熟悉当代艺术范畴的人，并不是随便一个从门口经过的人。除了揶揄的考虑，我们使用“局”字，是想强调它功能上的服务性与交流性，就像“饭局”，你想到的就是三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吃饭聊天，而且事先知道是谁做东。
ARTTIME：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与录像局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陈：对外宣传的时候它们之间只有地点空间上的联系。在工作的内部，录像局的专职人员不用担负机构的工作，但在广州这边，机构的任何人都随时配合录像局的工作。录像局不是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的下属单位，这主要是因为朱加和方璐不属于我们机构，我和他们是合作关系，大家都不拿工资的。但是，在我的心目中，这两件事不可能完全分开。
ARTTIME：您的理想“公众”是理解当代艺术范畴的人，这个人群有特别的限定吗？
陈：没有什么限定，但是我们希望他（或她）能够在录像艺术方面有所作为，无论是创作、研究还是收藏。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想有所作为的，只不过可能暂时缺少机会、条件和信心，所以，我们的责任也包括鼓励和支持这样的人群。当然，话虽这么说，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预想不到的，那些真正有潜力的人其实不需要我们指导，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即使没有具体公众的情况下也要完善录像局的理念。
ARTTIME：从管理者的角度，您、朱加、方璐三人负责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陈：我主要负责资金的投入和广州这边的事务，也参与新措施的制订与实施；朱加常年在国外，可以做一些外面的推广工作；方璐相对辛苦一些，她负责每一个档案建立的全过程。
ARTTIME：每个月的月尾做一个艺术家的录像档案，对于这样周期相对固定的持续性工作，先做哪个艺术家后做哪个艺术家主要出于什么样的选择？
陈：不是每个月的月尾，是单数月的月尾做两个艺术家（这个日子必须是单号和星期五）。谁先谁后遵循变化的规律，即“梅花间竹”式的排列组合，如男女老少、地域等预先穿插搭配，尽量不给人一种顺序定式。其实这样做也完全是不得已的，因为现在的人喜欢很快给一个事情下结论，如果你连续做了几个北京的女艺术家，你得花很多精力去澄清，说我们不只关心她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是因为我们不是画廊，不需要在选择艺术家方面有什么特色，所以谁先谁后纯粹是个形式。
ARTTIME：您讲到北京相比广州是个不缺空间的地方，这种差异在两地录像局的运营和管理上有什么不同表现？
陈：北京虽然不缺空间，但它太大，存在很多的不便。所以，虽然北京是“总店”，很多具体工作却是最后在广州“成型”的，比如硬件的生产、海报印刷等等。另外，由于广州这边不仅是在城区，还挨着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人力物力上得到的支援也多一些。所以，可以这么说，北京是“店”，广州是“厂”。当然，也许具体实施计划的同事们不这么认为，应当以他们的说法为准。
ARTTIME：在开展日期上，“必须是单号和星期五”的规定除了个人爱好外有没有其他层面的考虑？
陈：有的，就是尽量不与其他空间的开放日相撞，因此应当避开星期六。另外，日期的规律性有利于计划的实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绝对不可改变的日期，以后也就能坚持其他原则，比方说，绝对不做违背合同条款的事情。
ARTTIME：从您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录像局一年多的运营，有没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引起重视或亟待解决的？
陈：当然有，但是要通过深入讨论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总的来说，录像局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也建立了一定的规范性。亟待解决的重中之重问题就是人群如何能够自动来到录像局，并且保持一定的频率。当然，我指的人群不是普通群众，我们感到最需要的是有人研究录像艺术，我们可以为此再作出一些努力，例如组织研究活动、提供研究资金。但是，这也不是靠心血来潮可以马上解决的，必须先让录像局积累足够的经验，研究计划才能生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