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羌人六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一篇别有意味的短篇小说。从表面看，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乡村酒鬼的尴尬处境与悲剧人生。但我觉得，酒鬼只是作家的一个切口。他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乡村的孤独，是一种被忽视、被遮蔽的生存状态。
　　在断裂带，刘长凹是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存在。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对酒的喜欢几乎是这个地方的男人的共性;说他特殊，是因为他对酒的依赖程度和醉酒频率都超过了普通的男人。更重要的是，他因为醉酒被自己的女人和儿女抛弃了。在古老的乡村伦理中，这种男女权力、父子权力倒置的现象，让这个乡下汉子一下子成为断裂带的话题。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读者来说，故事的看点肯定不是刘长凹的醉酒历史和醉酒丑态，这只能是饭后闲聊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人们长久关注并反思的命题。即使在故事里，醉酒也只是乡人们对刘长凹的一种印象，并不关涉什么原则与是非。所以，在刘长凹被自己的女人抛弃后，这里的人们除了对刘长凹寄予同情之外，更多的还是对那个抛弃丈夫的女人的不解与敌意。因为，在他们心中，一个男人喝醉了酒并不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但一个女人抛弃自己的男人，则是对乡村伦理的冒犯。
　　所以，无论是读者还是故事里的人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刘长凹的醉酒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但他的女人和儿女离他而去，却是一个重大事件。刘长凹怎样继续他的人生，他的女人和儿女怎样建立和完成与断裂带的伦理关系，这里的人们究竟如何处理这种前所未有的人生变故，这些才是这个故事的最大看点。然而，我们期待的生命冲突并没有发生。在断裂带，刘长凹没有踏上寻仇之路，更没有因为这种妻离子散的打击而幡然醒悟、痛改前非，他甚至没有找人倾诉心里的愁闷，而是继续抱着酒瓶打发对他来说已经破败不堪的日子，他对妻儿的念想与怨恨，只存在于他眼前的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公路上，存在于他呆滞的目光中。他沉默着，在没人交流也没人关怀的孤独中最终走向了死亡。而那里的人们，除了最初的愤怒，并没有一个人真正走进刘长凹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他们只是说着，看着，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遗忘了对一个乡邻应有的关注与拯救。
　　可以说，在整个事件中，几乎没有可以温暖主人公生活的情感抚慰，几乎没有可以带刘长凹走出人生困境的行动干预。直到他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直到他的儿女再一次回到家乡，用死者并不需要的隆重丧礼结束与父亲和故乡最后的伦理关系，人们也没有太多的不解和感慨。他们只是遵从古老的伦理认同和乡村秩序，让死者的儿女以物质的形式弥补心灵上、道义上的亏欠，让酒鬼刘长凹入土为安。然后，日子继续，生活继续。没有人愿意猜想一下，刘长凹究竟把什么样的人生秘密带进了坟墓;没有人愿意追问一下，面对死去的刘长凹，他的女人和儿女究竟有没有一点难过与愧疚？人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消遣着刘长凹的一生，以自己的理解打开一个关于酒精与死亡的记忆。在这样的人生版图里，每个人都被无法驱除的孤独笼罩着，没有倾诉的对象，没有排遣的出口，只有一种似乎是自然的生死节奏，还有自然生死的无声无息。因为，在乡村成为断裂带的社会背景下，在都市剧中靓男美女的情感纠葛霸占屏幕的文化背景下，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听一个关于乡下人的老掉牙的故事，没有人愿意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故事背后的生命挣扎与心灵撕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一个群体的孤独。
　　应该说，这是一篇有发现也有关怀的作品。羌人六发现了那种被时代发展遮蔽的乡村孤独，并表达了对这种悲凉存在的深刻同情与生命思考。作者没有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线性叙事，而是选择了单元结构与插叙方式，让这个故事充满了悬念与留白。然而，除去这种主旨上的深度开掘和叙事的单元结构，小说的其他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在这篇小说中，许多时候，人物的性格与感受并不是由人物自己的言行展现的，而是由作者的判断完成的。这应该是小说写作的大忌。再比如人物的设定。作者原本可以锁定刘长凹一人，就可以实现这个故事的主旨，但他似乎并不信任这种实现方式，又刻意搬出了另一个人物——刘金芳。
　　我当然理解，作者是想通过刘金芳实现某种意义上的现实关怀，让这个冰冷的故事生出一丝暖意，进而揭示这种苦难之外关怀的现实意义。但是，这个人物所占的比重太大了。在我看来，她甚至可以成为与刘长凹并行的意义载体。这个人物的主观感受过于直观和强烈，甚至淹没了主人公的心理反应和情绪表达。如果是一个中篇或者长篇，这个人物可以成就作品的另一个维度。但对于一个短篇而言，这个人物戏份的设定只会打破叙述的平衡，让读者极容易把这个故事误解为双主角的人物预设。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人物的出现，对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她只是负责见证与诠释主人公最后的归宿，就像民间葬礼上的哭丧人一样，不关心命运的体悟，只在意眼前的生死。所以，作者着力于这个人物的刻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故事的意义构建，但又从结构上破坏了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格局配比。还有刘长凹与妻子的关系、刘长凹醉酒的理由，都缺乏生活细节的足够支撑，更多的还是依靠作者的交待。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和可读性。
　　然而，最感遗憾的还不只是这些，而是小说的语言。因为，羌人六首先是一个诗人。在我的印象中，诗人对语言的自觉应该更强烈一些。尤其是读完小说的第一节后，我对这篇作品的语言有了更高的期待。然而，随着阅读的展开，我的失望却越来越深。许多小说写作者都有一个误区——小说语言只是负责故事的讲述，而不关乎其他。其实，小说的语言不仅仅是故事的载体，它还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小说的血肉与肌肤。一个优秀的作家，肯定是有语言自觉的。他会打造一种有别于他者的词语选择与叙述节奏，会在不同的语境中保留语言的毛边。但不管是出于哪种考量，准确，都应是语言的第一方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在流连于汪曾祺的士大夫趣旨之时，能迅速进入刘震云的朴拙世界，无它，只因为这两位作家都为他们书写的世界和人生找到了最恰切的语言，为他们的故事找到了可以通过语调和音频控制的节奏和味道。所以，我们在阅读中愿意相信那些超越经验的故事的真实性，愿意忽略那些有别于常识判断的生命变异。
　　而羌人六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却没有达到这种语言上的精准度，没有实现语言与人生的完美对接。从开始的过度抒情到后来的不同程度的修辞滥用，都表现出作者对语言的怠慢和随意。比如，从刘金芳嘴里说出的“姐姐我真是贵人多忘事呀！”“快喊侄儿小军跟你一道，把死死的门打开看看”等话语;在她心中涌起的“在她眼里，亲情依然重于泰山”“不能熟视无睹”“一个孤家寡人”的想法，在语体色彩和修辞上都超出了这个乡村妇女的文化定位。至于后面大段的对死者的哭诉，竟然有了屈原“天问”的色彩。这一切，都让这篇小说出现了让人难以适应的语体杂糅。我始终觉得，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也许不会像诗人一样“两句三年得”地去炼字，但他一定会有一个整体的语言考里，他会努力让他的语言和笔下的人物性格与人情世故保持一致，而不会让语言随着自己的感受和意愿去破坏文本的风格与整体性。
　　可以说，读完这篇小说，我喜忧参半。一方面，为作者对现实的文学思考与呈现而感到欣慰——在这个盛行小资文本和心靈鸡汤的年代，毕竟还有作家在深切地关注那个没有话语权的孤独群体;另一方面，也真的担忧我们的作者缺乏对语言的足够重视，毕竟小说还是语言的艺术。
　　作者简介：辛泊平，70年代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 《诗刊》等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并入选数十种选本。出版有诗歌评论集 《读一首诗，让时光安静》 《与诗相遇》， 随笔集《怎样看一部电影》等。曾获 《诗选刊》 中国年度诗歌评论奖、河北省文艺评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