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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是以Web 2.0的思想和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应用，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内容创作、情感交流与信息分享。所谓Web 2.0技术是相对于Web 1.0而言的。与Web 1.0只能进行互联网浏览、获取信息相比，Web 2.0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换句话说，Web 2.0使个人成为互联网世界的真正核心。尤其是2004年以后，以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Youtube、MySpace为代表的新一代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并迅速壮大。近年来，互联网公认已全面进入Web 2.0时代。
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它逐渐成为竞选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使用社交媒体已成为竞选联邦政府职务的重要手段。全球瞩目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如火如荼。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社交媒体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逐渐改变了总统选举的游戏规则，候选人的团队都绞尽脑汁在社交网络上讨好选民。
当今全球互联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10月29日，洛杉矶大学的计算机成功连接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两台计算机之间传播了一个词——Log，这实现了第一次网络连接。
第一个网络研究项目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展开的，投入达19，800美元，主要目的是促进军事研究机构中的信息交流。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加入网络，逐渐发展为人们所熟悉的“阿帕网”。
1981年，为了促进民用研究，联邦政府全国科学基金会创立了计算机科学网络。五年之后，基金会建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早期网络之间开始互相连接，他们建立了网络中的网络，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互联网”。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MCI Mail与Compuserve这样的商业服务机构开始出售电子邮件服务，普通公众开始接触到互联网。80年代早期，私人网络之间主要是依靠电话线来连接的，速度非常缓慢。1989年，一项被称作“世界”（The World）的服务出现，这才是公众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全面地与互联网的接触。
互联网真正实现广受欢迎是在20世纪90年代，契机是公司被允许开发线上的商业应用，与此同时，科学家发明了点击导航系统和图形浏览器，该浏览器实现了图形和文字的在线互动。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戈尔加入克林顿竞选阵营，他成功地将网站变为竞选工具。1993年，克林顿和戈尔上任不久便建立了第一个白宫网站。两年之后，国会图书馆创立了在线立法信息系统，以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名字命名为“托马斯”。在白宫的带领下，国会的其他部门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开始使用邮箱。1996年，克林顿和戈尔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网站在政治上的应用得以扩展。候选人的网站包含了图片、其他网站链接、与选民邮件联系的功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是第一个在电视推广网站与克林顿进行辩论的人。
1998年，专业摔跤选手杰西·文图拉用事实证明了因特网的政治价值。他在网上发表了立场声明书，并在赛博空间上投入了50，000美金，这是他全部身家的10%，他还使用邮件来联系远距离的志愿者，这些行动消除了公众对他能力的质疑，最终从一名摔跤选手成为州长。1999年，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通过在线信用卡获得的竞选活动资金可以作为联邦基金的来源，这一规定使得因特网的政治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自此，候选人不仅在网站上发布视频、音频等各种形式的文件，他们还在线上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让其支持者拉拢周边的亲朋好友加入其竞选阵营，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利新闻并打压竞争对手，开启了美国社交媒体与政治的新时代。
社交媒体打破媒体过滤机制
20世纪30年代初，广播出现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50年代末，电视进入美国政治，肯尼迪通过电视辩论击败尼克松。广播、电视作为新兴传播技术的出现，强化了总统的形象和声望。但和全国性大报一样，美国的广播、电视都是高度垄断化的传播机构，有利于顶层的声音自上而下渗透，大多数人只能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但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格局。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并不能单向控制信息的流动。在这个空间中，信息之间是完全自由的多方向流通。这就导致传统媒体信息过滤机制的失效，任何不真实的单向信息传播都不再被接收和认可。
社交媒体为候选人与普通公众之间建立了一个直接的桥梁，给政客们接触公众带来了新的方法。如果有效信息被主流媒体过滤，候选人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向选民发声。相应地，选民也能实时进行反馈，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样就增进了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与交流。特别的是，社交媒体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和动员方式，帮助“圈外人”冲破各种过滤和壁垒，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特朗普推特订阅量的暴涨转化成民意支持率的猛增。从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订阅量增长86%，达到560万，根据《赫芬顿邮报》计算，期间他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从4.9%增加到36.9%。2016年，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度惨淡的候选人，都先后出局了。到2月8日，还在竞争提名的两党候选人中，就各社交媒体的关注度而言，特朗普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上排第1位，Youtube排第2位；希拉里在Twitter上排第2位，Facebook排第3位，Instagram排第2位，Youtube排第3位；桑德斯在Twitter上排第3位，Facebook排第2位，Instagram排第3位，Youtube排第1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优势明显，希拉里最后如击败桑德斯获得提名，与特朗普的竞争也并不轻松，总统宝座花落谁家，只能拭目以待。
政治捐款机制开始动摇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和媒体一起发挥过滤作用的是政治捐款机制。候选人参加竞选建立竞选团队、开展活动、购买广告，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因此，在以往的竞选活动中，只有那些能收到大额捐款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胜出，而候选人为了获得更多资金，在其获选之后会倾向于富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政治是被金钱过滤后的政治。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政治捐款机制开始受到冲击，出现动摇。候选人通过募集大量竞选资金，购买电视广告密集轰炸就能胜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竞选资金多寡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美国人正在将技术更充分地运用到参与政治进程中，选民不再仅仅是这些数字信息的被动的消费者、接收者，而是能够与无限制竞选资金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抗衡的人。社交媒体因具有成本低、易操作的优势而被缺乏资金的候选人以及普通民众视为克服巨额竞选费用的有力武器，同时被当作挑战传统媒体的廉价工具。
另外，小额捐款异军突起，降低了大额捐款人的影响力。2008年以前，美国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额的政治捐款，而小额捐款募集成本太高，难成大器。但随着网络支付的发展，降低了小额捐款的成本，一方面分散了竞选资金的来源，使得利益团体不再集中于某一或某几个财团，另一方面扩展了资金募集的渠道，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政治中来，积少成多。其中小额捐款曾成为奥巴马第一次入主白宫的重要推手。
社交媒体造成政治立场两极分化
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超过1/3的社交媒体用户反映，在他们发布一条政治评论之后，都会收到非常强烈的负面的回应。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位女士深受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政治辩论的困扰，于是宣布她的脸书将会是“无政治空间”。她发文：“让我们深呼吸，退一步，然后铭记除了政治观点不同之外，我们都是朋友。”这些现象侧面反映出社交媒体让政治立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并且愈演愈烈。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大环境上两极化的政治气候之外，社交媒体的本质特点使得美国本已存在的政治两极化更加严重。社交媒体信息的简洁性更倾向于引发人们的冲动而非引导人们去思考，因此偏见与群体思维就毫无限制地蔓延开来。人们跟随他们所认同的人，在脸书上，你会更关注朋友发布的那些能够强化你自己观点的消息，并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一家测评在线活动的公司——康姆斯高公司今年发布的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去访问能够分享他们自己政治观点的网站。例如，只有一些共和党派人士访问TalkingPointMemo.com，但民主党人70%的时间都花在这个网站上面。相反的，民主党人访问DailyCaller.com网站的时间仅仅占9%。
与电视新闻、互联网一样，社交媒体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而政治的民主化又加剧了政治的两极化，来自全国各地的思想激进分子涌入了地方政治的辩论之中。所有的政治都具有地方性，然而社交媒体的去边界性使得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全国性的”。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大部分是由一些带有强烈政治观点的积极分子发布的。这些人带着特定的态度和团体思想进入网络世界，而社交媒体网站为他们支持自己的团体提供了一种途径。社交网站能够加剧两极分化，但实际上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政治文化的影响范围。
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社交媒体的另一个特点能够制止这种两极化和负面竞争的无限制恶化。尽管人们倾向于靠近拥有相似信仰的人，但几乎所有人的网络空间都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目的只是与其自己的生活互动，而并非去创立政治性组织。他们的网络由其家人和朋友组成，而在同一家庭、同一中学或高中的人的政治观点并非都是一致的。普通人脸书上的朋友圈都是拥有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民族和背景的人。
社交媒体平衡竞选支出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美国大选过程中竞选预算的分配出现了很大变动。打破了单一的对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巨额支出，政客们开始对社交媒体的投入给予更多关注。对小群体来说，通过电视来传播其相关利益点是非常昂贵的，社交媒体因其成本较低而有利于“小众问题”的传播。此外，社交媒体是接近年轻人群的有效途径，与其长辈相比，这些人很少看电视，但他们很可能并没有选举的权利，投入电视广告所花费在每一位公民身上的平均费用会非常昂贵，而选择社交媒体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传统的受地域限制的媒体途径相比，社交媒体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总统竞选者将其电视广告费用集中用于与选区相邻的几个州，但大部分选民会受到在这些媒体市场之外的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广告的影响。这就使得电视广告投入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社交媒体使不同地区的人们保持联系，也为竞选者去影响更多的人提供了可能，不管你在任何地方，社交媒体的广泛性都能做到。
随着电视广告的效用越来越低，社交媒体成为一个平衡工具。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不看电视直播，以此来避免电视广告。相反，他们会把节目录制下来并快进播放，或者直接到类似网飞公司（Netflix）这样的网络资源中去获取他们需要的娱乐节目。调查显示，俄亥俄州和维吉尼亚州1/3的居民都是采用上述策略，他们仅仅观看体育赛事的直播。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因此社交媒体中的广告更有机会被这些潜在的选民看到并接收。除此之外，线上广告的接受者能够与他们的朋友分享该广告，这种行为会扩大广告的传播范围，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比率。
然而，社交媒体真的能够取代传统媒体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社交媒体永远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信息来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从朋友或亲戚那里接收到的信息之外，相比于传统渠道，人们，包括年轻人，并不那么相信社交媒体中传达的信息。在公共事件委员会2011年关于美国公民新闻获取渠道的一项调查报告中，电视媒体以70%遥遥领先，位居前列。其中纸质报纸或杂志以12%位居第二，而社交媒体的比例仅为1%。
曾任美国众议院金里奇协调员的哈里斯认为一个缺乏资金的候选人可以通过网站去煽风点火，但几乎所有调查持续表明电视是人们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除非这一数字发生改变，那么对电视的资金投入仍将占最大份额。占有最大份额竞选资金的候选人将其资金的最大份额投入到电视广告中。相应的，总体上投入社交媒体的资金比例减少，这样就限制了社交媒体在平衡竞选费用支出上的作用。 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社交媒体对竞选支出的分配确实产生了实际的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开跑，竞选广告总花费将达到114亿美元，当然，电视广告仍然占大多数。但波瑞尔公司预估，将有约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数字媒体，其中50%会投入到社交媒体上，这些预算将流向Facebook、谷歌与Twitter等社群与搜寻网络平台。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2016年大选的游戏规则。
线上数据挖掘威胁选民的隐私
近些年，一些政客以及政治科学家都在谈论“大数据”。这里指的是政治性组织通过社交媒体和传统途径收集关于个体选民的海量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将分析结果向有限的目标受众传递。据美国互动广告局高级副总统马克·赞恩斯所言，在商业领域，定向广告的有效性是非定向广告的2.5倍，所谓的“微目标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脸书与推特等公司提供的大数据服务，能够帮助各竞选阵营将候选人信息送达目标选民。对竞选者来说，利用“大数据”来获得选民的精准信息并定向采取措施无疑会事半功倍。然而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社交媒体上个人隐私的泄露感到恐慌，一些批评家也质疑政府的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选民的个人隐私。
每个人的智能手机上都装满了各种App，在发出“状态”或照片的时候，帐号主人的隐私就被拱手交出，更何况还有各种App记录着WIFI密码、位置信息、信用卡记录、看电影或吃饭或酒店住宿等各种消费信息，甚至好友信息也将会被窃取，在智能手机面前，个体的隐私几乎为零。美国人对于政府和黑客侵犯个人隐私的恐慌一直存在。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有年轻人表示为了保护隐私将退出移动社交网络。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6年4月5日刊发题为《数字时代里，那些对社交媒体说“不”的人》的文章，文中许多人表示对于社交媒体上个人信息的安全性感到担忧，特别是对于政府机构不经同意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表示不满。
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81%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社交网络分享私人信息不安全；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线聊天透露私人信息不安全；59%的被调查者认为手机短信包含私人信息不安全；57%的被调查者认为发电子邮件时携带私人信息不安全；46%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移动电话里通话提及个人的信息不安全；而比例最低的是固定电话，只有31%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固定电话说起个人信息不安全。但现在固定电话的保有量在持续下降，甚至美国家庭收入最低的部分家庭都使用手机而放弃了固定电话。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体现了现实存在的矛盾。年轻人无法放弃社交网络带来的便利，他们一方面抱怨美国政府对电话和网络无所不在的监控，另一方面又把个人隐私的泄露当作移动互联网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交媒体上侵犯隐私的行为。
“水军”泛滥致选举有失公正
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不和谐”因素，比如说一些所谓的热点新闻实际上并非像网络上所呈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虚假的Twitter粉丝一直“无所不在”。“水军”的存在使得选举结果——所谓的“民意”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对一些人来说，斥资购买水军可能只是小事一桩，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例如在营销领域这种现象就很普遍。但将这种策略运用于政治领域，作为竞选活动的媒体战略就有失磊落，甚至可以说是极具阴谋，因为购买“水军”或许只是其更大的数字化骗局的冰山一角。
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社交媒体上“水军”的存在，会让一些虚假信息在短时间内散播开来，诱导不明真相的普通公众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最近爆出的Andrés Sepúlveda操纵拉美多国选举一案。利用定制化软件，Sepúlveda引导3万个Twitter机器人为候选人创建虚假的支持者，散播竞争对手的谣言。据Sepúlveda称，这种策略让他有能力让人们“相信几乎所有事”。
结语
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社交媒体进入美国政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注意力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转移到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已经成了所有竞选人都绝对不可忽视的战场。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个人参与政治的成本降低，普通公众的声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传播，可以快捷方便地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合成了空前强大的“微力量”。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给了候选者们绕过媒体，展现“真正”的自我，直接和大量民众交流的机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上的广泛应用，政治竞争已逐渐向数字化方向发展。然而，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这也意味着美国公众在享受数字时代信息服务的同时注定将受到虚假信息的操纵和困扰，美国政治界的斗争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丑陋。
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中日益重要的表现之一是它逐渐成为竞选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使用社交媒体已成为竞选联邦政府职务的重要手段。全球瞩目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如火如荼。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社交媒体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逐渐改变了总统选举的游戏规则，候选人的团队都绞尽脑汁在社交网络上讨好选民。
当今全球互联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9年10月29日，洛杉矶大学的计算机成功连接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两台计算机之间传播了一个词——Log，这实现了第一次网络连接。
第一个网络研究项目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展开的，投入达19，800美元，主要目的是促进军事研究机构中的信息交流。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加入网络，逐渐发展为人们所熟悉的“阿帕网”。
1981年，为了促进民用研究，联邦政府全国科学基金会创立了计算机科学网络。五年之后，基金会建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早期网络之间开始互相连接，他们建立了网络中的网络，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互联网”。
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MCI Mail与Compuserve这样的商业服务机构开始出售电子邮件服务，普通公众开始接触到互联网。80年代早期，私人网络之间主要是依靠电话线来连接的，速度非常缓慢。1989年，一项被称作“世界”（The World）的服务出现，这才是公众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全面地与互联网的接触。
互联网真正实现广受欢迎是在20世纪90年代，契机是公司被允许开发线上的商业应用，与此同时，科学家发明了点击导航系统和图形浏览器，该浏览器实现了图形和文字的在线互动。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戈尔加入克林顿竞选阵营，他成功地将网站变为竞选工具。1993年，克林顿和戈尔上任不久便建立了第一个白宫网站。两年之后，国会图书馆创立了在线立法信息系统，以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名字命名为“托马斯”。在白宫的带领下，国会的其他部门也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开始使用邮箱。1996年，克林顿和戈尔再次参加总统竞选，网站在政治上的应用得以扩展。候选人的网站包含了图片、其他网站链接、与选民邮件联系的功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尔是第一个在电视推广网站与克林顿进行辩论的人。
1998年，专业摔跤选手杰西·文图拉用事实证明了因特网的政治价值。他在网上发表了立场声明书，并在赛博空间上投入了50，000美金，这是他全部身家的10%，他还使用邮件来联系远距离的志愿者，这些行动消除了公众对他能力的质疑，最终从一名摔跤选手成为州长。1999年，联邦选举委员会规定通过在线信用卡获得的竞选活动资金可以作为联邦基金的来源，这一规定使得因特网的政治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自此，候选人不仅在网站上发布视频、音频等各种形式的文件，他们还在线上筹集资金，招募志愿者，让其支持者拉拢周边的亲朋好友加入其竞选阵营，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有利新闻并打压竞争对手，开启了美国社交媒体与政治的新时代。
社交媒体打破媒体过滤机制
20世纪30年代初，广播出现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通过广播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50年代末，电视进入美国政治，肯尼迪通过电视辩论击败尼克松。广播、电视作为新兴传播技术的出现，强化了总统的形象和声望。但和全国性大报一样，美国的广播、电视都是高度垄断化的传播机构，有利于顶层的声音自上而下渗透，大多数人只能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
但是，社交媒体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上述格局。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并不能单向控制信息的流动。在这个空间中，信息之间是完全自由的多方向流通。这就导致传统媒体信息过滤机制的失效，任何不真实的单向信息传播都不再被接收和认可。
社交媒体为候选人与普通公众之间建立了一个直接的桥梁，给政客们接触公众带来了新的方法。如果有效信息被主流媒体过滤，候选人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向选民发声。相应地，选民也能实时进行反馈，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样就增进了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与交流。特别的是，社交媒体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和动员方式，帮助“圈外人”冲破各种过滤和壁垒，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特朗普推特订阅量的暴涨转化成民意支持率的猛增。从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订阅量增长86%，达到560万，根据《赫芬顿邮报》计算，期间他在共和党中的支持率从4.9%增加到36.9%。2016年，在社交媒体上关注度惨淡的候选人，都先后出局了。到2月8日，还在竞争提名的两党候选人中，就各社交媒体的关注度而言，特朗普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上排第1位，Youtube排第2位；希拉里在Twitter上排第2位，Facebook排第3位，Instagram排第2位，Youtube排第3位；桑德斯在Twitter上排第3位，Facebook排第2位，Instagram排第3位，Youtube排第1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优势明显，希拉里最后如击败桑德斯获得提名，与特朗普的竞争也并不轻松，总统宝座花落谁家，只能拭目以待。
政治捐款机制开始动摇
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和媒体一起发挥过滤作用的是政治捐款机制。候选人参加竞选建立竞选团队、开展活动、购买广告，都要花费大量资金。因此，在以往的竞选活动中，只有那些能收到大额捐款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胜出，而候选人为了获得更多资金，在其获选之后会倾向于富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政治是被金钱过滤后的政治。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政治捐款机制开始受到冲击，出现动摇。候选人通过募集大量竞选资金，购买电视广告密集轰炸就能胜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竞选资金多寡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美国人正在将技术更充分地运用到参与政治进程中，选民不再仅仅是这些数字信息的被动的消费者、接收者，而是能够与无限制竞选资金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行抗衡的人。社交媒体因具有成本低、易操作的优势而被缺乏资金的候选人以及普通民众视为克服巨额竞选费用的有力武器，同时被当作挑战传统媒体的廉价工具。
另外，小额捐款异军突起，降低了大额捐款人的影响力。2008年以前，美国大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大额的政治捐款，而小额捐款募集成本太高，难成大器。但随着网络支付的发展，降低了小额捐款的成本，一方面分散了竞选资金的来源，使得利益团体不再集中于某一或某几个财团，另一方面扩展了资金募集的渠道，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政治中来，积少成多。其中小额捐款曾成为奥巴马第一次入主白宫的重要推手。
社交媒体造成政治立场两极分化
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超过1/3的社交媒体用户反映，在他们发布一条政治评论之后，都会收到非常强烈的负面的回应。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位女士深受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政治辩论的困扰，于是宣布她的脸书将会是“无政治空间”。她发文：“让我们深呼吸，退一步，然后铭记除了政治观点不同之外，我们都是朋友。”这些现象侧面反映出社交媒体让政治立场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并且愈演愈烈。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大环境上两极化的政治气候之外，社交媒体的本质特点使得美国本已存在的政治两极化更加严重。社交媒体信息的简洁性更倾向于引发人们的冲动而非引导人们去思考，因此偏见与群体思维就毫无限制地蔓延开来。人们跟随他们所认同的人，在脸书上，你会更关注朋友发布的那些能够强化你自己观点的消息，并产生更加强烈的认同。一家测评在线活动的公司——康姆斯高公司今年发布的研究表明，人们更倾向于去访问能够分享他们自己政治观点的网站。例如，只有一些共和党派人士访问TalkingPointMemo.com，但民主党人70%的时间都花在这个网站上面。相反的，民主党人访问DailyCaller.com网站的时间仅仅占9%。
与电视新闻、互联网一样，社交媒体促进了政治的民主化，而政治的民主化又加剧了政治的两极化，来自全国各地的思想激进分子涌入了地方政治的辩论之中。所有的政治都具有地方性，然而社交媒体的去边界性使得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政治都是全国性的”。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大部分是由一些带有强烈政治观点的积极分子发布的。这些人带着特定的态度和团体思想进入网络世界，而社交媒体网站为他们支持自己的团体提供了一种途径。社交网站能够加剧两极分化，但实际上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政治文化的影响范围。
但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社交媒体的另一个特点能够制止这种两极化和负面竞争的无限制恶化。尽管人们倾向于靠近拥有相似信仰的人，但几乎所有人的网络空间都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目的只是与其自己的生活互动，而并非去创立政治性组织。他们的网络由其家人和朋友组成，而在同一家庭、同一中学或高中的人的政治观点并非都是一致的。普通人脸书上的朋友圈都是拥有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民族和背景的人。
社交媒体平衡竞选支出
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美国大选过程中竞选预算的分配出现了很大变动。打破了单一的对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巨额支出，政客们开始对社交媒体的投入给予更多关注。对小群体来说，通过电视来传播其相关利益点是非常昂贵的，社交媒体因其成本较低而有利于“小众问题”的传播。此外，社交媒体是接近年轻人群的有效途径，与其长辈相比，这些人很少看电视，但他们很可能并没有选举的权利，投入电视广告所花费在每一位公民身上的平均费用会非常昂贵，而选择社交媒体则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传统的受地域限制的媒体途径相比，社交媒体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产生影响。总统竞选者将其电视广告费用集中用于与选区相邻的几个州，但大部分选民会受到在这些媒体市场之外的朋友、同学、同事，以及广告的影响。这就使得电视广告投入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而社交媒体使不同地区的人们保持联系，也为竞选者去影响更多的人提供了可能，不管你在任何地方，社交媒体的广泛性都能做到。
随着电视广告的效用越来越低，社交媒体成为一个平衡工具。现在有很多人选择不看电视直播，以此来避免电视广告。相反，他们会把节目录制下来并快进播放，或者直接到类似网飞公司（Netflix）这样的网络资源中去获取他们需要的娱乐节目。调查显示，俄亥俄州和维吉尼亚州1/3的居民都是采用上述策略，他们仅仅观看体育赛事的直播。但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因此社交媒体中的广告更有机会被这些潜在的选民看到并接收。除此之外，线上广告的接受者能够与他们的朋友分享该广告，这种行为会扩大广告的传播范围，从而提高投入产出比率。
然而，社交媒体真的能够取代传统媒体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吗？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社交媒体永远也不能完全取代传统信息来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从朋友或亲戚那里接收到的信息之外，相比于传统渠道，人们，包括年轻人，并不那么相信社交媒体中传达的信息。在公共事件委员会2011年关于美国公民新闻获取渠道的一项调查报告中，电视媒体以70%遥遥领先，位居前列。其中纸质报纸或杂志以12%位居第二，而社交媒体的比例仅为1%。
曾任美国众议院金里奇协调员的哈里斯认为一个缺乏资金的候选人可以通过网站去煽风点火，但几乎所有调查持续表明电视是人们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除非这一数字发生改变，那么对电视的资金投入仍将占最大份额。占有最大份额竞选资金的候选人将其资金的最大份额投入到电视广告中。相应的，总体上投入社交媒体的资金比例减少，这样就限制了社交媒体在平衡竞选费用支出上的作用。 尽管争议一直存在，但社交媒体对竞选支出的分配确实产生了实际的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开跑，竞选广告总花费将达到114亿美元，当然，电视广告仍然占大多数。但波瑞尔公司预估，将有约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数字媒体，其中50%会投入到社交媒体上，这些预算将流向Facebook、谷歌与Twitter等社群与搜寻网络平台。毫无疑问，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2016年大选的游戏规则。
线上数据挖掘威胁选民的隐私
近些年，一些政客以及政治科学家都在谈论“大数据”。这里指的是政治性组织通过社交媒体和传统途径收集关于个体选民的海量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处理，然后将分析结果向有限的目标受众传递。据美国互动广告局高级副总统马克·赞恩斯所言，在商业领域，定向广告的有效性是非定向广告的2.5倍，所谓的“微目标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例如，脸书与推特等公司提供的大数据服务，能够帮助各竞选阵营将候选人信息送达目标选民。对竞选者来说，利用“大数据”来获得选民的精准信息并定向采取措施无疑会事半功倍。然而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社交媒体上个人隐私的泄露感到恐慌，一些批评家也质疑政府的这种做法严重侵犯了选民的个人隐私。
每个人的智能手机上都装满了各种App，在发出“状态”或照片的时候，帐号主人的隐私就被拱手交出，更何况还有各种App记录着WIFI密码、位置信息、信用卡记录、看电影或吃饭或酒店住宿等各种消费信息，甚至好友信息也将会被窃取，在智能手机面前，个体的隐私几乎为零。美国人对于政府和黑客侵犯个人隐私的恐慌一直存在。正是出于这种担忧，有年轻人表示为了保护隐私将退出移动社交网络。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16年4月5日刊发题为《数字时代里，那些对社交媒体说“不”的人》的文章，文中许多人表示对于社交媒体上个人信息的安全性感到担忧，特别是对于政府机构不经同意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表示不满。
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81%的被调查者认为使用社交网络分享私人信息不安全；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线聊天透露私人信息不安全；59%的被调查者认为手机短信包含私人信息不安全；57%的被调查者认为发电子邮件时携带私人信息不安全；46%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移动电话里通话提及个人的信息不安全；而比例最低的是固定电话，只有31%的被调查者认为通过固定电话说起个人信息不安全。但现在固定电话的保有量在持续下降，甚至美国家庭收入最低的部分家庭都使用手机而放弃了固定电话。数据所显示的结果体现了现实存在的矛盾。年轻人无法放弃社交网络带来的便利，他们一方面抱怨美国政府对电话和网络无所不在的监控，另一方面又把个人隐私的泄露当作移动互联网时代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交媒体上侵犯隐私的行为。
“水军”泛滥致选举有失公正
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不和谐”因素，比如说一些所谓的热点新闻实际上并非像网络上所呈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虚假的Twitter粉丝一直“无所不在”。“水军”的存在使得选举结果——所谓的“民意”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对一些人来说，斥资购买水军可能只是小事一桩，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例如在营销领域这种现象就很普遍。但将这种策略运用于政治领域，作为竞选活动的媒体战略就有失磊落，甚至可以说是极具阴谋，因为购买“水军”或许只是其更大的数字化骗局的冰山一角。
有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比喻说的人多了，就能使人们把谣言当作事实。社交媒体上“水军”的存在，会让一些虚假信息在短时间内散播开来，诱导不明真相的普通公众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最近爆出的Andrés Sepúlveda操纵拉美多国选举一案。利用定制化软件，Sepúlveda引导3万个Twitter机器人为候选人创建虚假的支持者，散播竞争对手的谣言。据Sepúlveda称，这种策略让他有能力让人们“相信几乎所有事”。
结语
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社交媒体进入美国政治，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注意力从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转移到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已经成了所有竞选人都绝对不可忽视的战场。一方面，在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个人参与政治的成本降低，普通公众的声音能够在第一时间被传播，可以快捷方便地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合成了空前强大的“微力量”。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给了候选者们绕过媒体，展现“真正”的自我，直接和大量民众交流的机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交媒体在美国政治上的广泛应用，政治竞争已逐渐向数字化方向发展。然而，数字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这也意味着美国公众在享受数字时代信息服务的同时注定将受到虚假信息的操纵和困扰，美国政治界的斗争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