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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资委成立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国有经济总体实力不断增强，活力、竞争力不断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国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束缚其发展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再上一个新台阶。
要以深化改革
优化国企体制机制
应当承认，目前束缚国企发展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还需要深化和完善；规范董事会建设还处于探索完善过程中，“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在一些企业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企业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离退休人员管理、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一些地方和企业存在重发展、轻改革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要在做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同时，鼓励基层企业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力争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积累经验，推动面上改革不断深化。
要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要不断深化公司制和多元投资主体股份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央企业应带头落实好国务院和国资委关于发展非公经济的意见，带头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加大建设规范董事会力度，完善外部董事选聘、培训、评价机制。要严格董事履职责任，健全董事会运作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使公司治理特色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要继续深化企业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要增强并保持良好的开放性，坚决克服一些国企在招收员工时依靠关系（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关系）进而引发社会成员强烈不满的现象。必须看到，目前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有百害而无一利。国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业竞争人才，而开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人才，国企就会依赖其他资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权力，这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所以要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
要加快解决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要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逐步将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当地政府，让国企轻装上阵，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
要加快结构调整
转变国企发展方式
近年来，虽然各地围绕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目前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型产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许多企业的发展还主要依靠扩大规模、增加投入；一些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们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弱，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不少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加大调整重组，优化布局结构。要根据国有企业现有布局状况和功能定位，立足本地，综合考虑国内外行业、产业发展的趋势，统筹规划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做强做优做大优势行业、优势企业。要按照完善产业链、优势互补原则，积极推进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重组整合，培育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要大力推动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充分发挥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的作用，推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的资源整合，加快辅业改制重组，处理低效无效资产。要引导大企业实施专业化分工，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不搞大而全、小而全，不搞产业链通吃，要带动地方中小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建议，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即使国企在边界内，也需要引入竞争来减低那些垄断行业地位和提高竞争能力。这是值得重视的。
要加快产业升级
提高国企整体素质
众所周知，我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并非制造强国，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国际竞争能力。因此，一定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把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上，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搞好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落后产能的工作，提升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能比重，促进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延伸。要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支持培育发展具有本地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要引导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发挥品牌对产业集成和提升的带动作用。
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分析，欧洲正在兴起的新工业革命，其增量资产是由原材料革新、绿色能源、微电子与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等构筑的全面产业升级。美国的再工业化亦然。对比中国，近年来实业空心化也隐约可见，这既令人担忧中国会否再次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起跑线上，也更加表明产业升级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与紧迫性。未来5～1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国有企业要带头抓住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有利时机，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资本结构，该进的进、该退的退，努力提高资本质量。要紧紧围绕核心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产业链条，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向研发、设计、品牌等价值链的高端集中。要推动内部资源整合，培育综合竞争优势，实现市场竞争由依靠价格优势向依靠综合优势转变。要运用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要加快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避免出现新的“出血点”。要严控向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有学者认为，产业升级需要以“国家升级”为背景，不但要有清晰的产业革命政策，而且制度安排要有与产业政策相配套衔接的接口。我们如果没有可执行的国家产业升级政策和策略，就会像新能源、面板等新兴产业一样走弯路。虽然产业升级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但是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绝不能消极等待政策，而应前瞻性地主动探索产业升级的方式和道路。
要强化创新驱动
增强国企科研实力
据报道，伦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2012年曾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新李约瑟之谜”，即认为如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速地科技创新仍然是谜。对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问题，国有企业理应带头交出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带领民营企业一道共同前进。
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拥有核心技术胜于对资源的占有，而品牌优势则胜于成本优势。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如2011年我国仅有极少数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在3%以上，这一比例在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5%～10%，许多世界500强企业甚至超过10%。至于经营管理、资本整合、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距则更大。因此，要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考核导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手段支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强化前沿基础研究，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发挥企业各类人才的创新作用，加强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不断形成激励创新的正确导向。要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营造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积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努力成为核心技术的创造者、知名品牌的拥有者、行业发展的引领者。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大科技投入，集中优势力量，加强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领域和占领未来制高点的技术研发，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尽快形成现实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要加强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参与标准制订，从被动适应市场向主动引领市场转变。要关注人力资本价值，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建立健全科技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培育、吸引和留住科技领军人才，壮大科技人才队伍。
要积极推进国际化经营
努力打造全球性公司
一个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国企的“走出去”行为。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有些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走出去”时根本就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风险评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要及时地不断总结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使之在有志于“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中国企业中形成常态化的经验交流与共享机制，避免重复犯错，尤其是避免犯大错。
必须清楚地看到，尽管根据财富杂志2012年度报告，中国已经有54家国企（不包括金融类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行列，但真正称得上全球性的公司可以说一家也没有。且不说全球性公司的主营收入中，本土以外的收入要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企业的主营收入的80%是来自国内市场，与之差距巨大，更不要说与全球性公司在全球性视野、全球性文化、全球性经营团队、全球性品牌影响力、全球性管控经验与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利时机，立足全球配置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全球分工，着力提升资源技术获取能力和国际市场份额，努力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在眼界、胸怀、技术、人才、营销和文化整合等方面逐步营造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格局，形成国际化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国际化经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设定投资底线，强化风险管理，对损毁价值的项目坚决不投，对一味压价导致恶性竞争的事坚决不做，对风险不能掌控的领域坚决不进。要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对标，找出差距与不足，科学谋划追赶的方向和目标，扎实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要深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掌握国际竞争规则，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属地化原则，通过任用当地人才、尊重当地文化、与当地经济融合、努力创造双赢局面等措施，使企业经营深植于当地市场。
要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党建政工优势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独特优势。但要使这一优势真正发挥出来，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并形成长效的体制机制优势，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努力构建科学严谨、有效管用的企业党建工作体系。要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努力构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工作机制，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要进一步加强企业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人才队伍、党员队伍、职工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要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和职工董事监事等制度，进一步探索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要加强和改进企业工会、共青团和统战工作，增强企业凝聚力。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国有企业先进精神。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严明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为重点推进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切实解决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提供有力保障。
国企改革发展上新台阶，需要有良好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环境。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较为复杂的舆论环境，社会各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认识不统一，搞得不好时有人批评谩骂，搞得好时有人批评谩骂得更加厉害，甚至出现“唱衰国企”“妖魔化国企”和“全盘私有化”等言论，这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方面要澄清“妖魔化国企”和“神化国企”等迷雾；另一方面要改进自身的宣传工作，逐步把国企尤其是央企的经营业绩指标向全社会公布，向人民交一本清清白白的账，主动接受人民监督，让国有企业在全国人民或全社会的监督下更好更快地成长。
（责任编辑：任 真）
要以深化改革
优化国企体制机制
应当承认，目前束缚国企发展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还需要深化和完善；规范董事会建设还处于探索完善过程中，“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在一些企业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企业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还没有完全分离，离退休人员管理、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一些地方和企业存在重发展、轻改革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畏难情绪。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难度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要在做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同时，鼓励基层企业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力争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积累经验，推动面上改革不断深化。
要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要不断深化公司制和多元投资主体股份制改革，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改制上市或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中央企业应带头落实好国务院和国资委关于发展非公经济的意见，带头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要加大建设规范董事会力度，完善外部董事选聘、培训、评价机制。要严格董事履职责任，健全董事会运作机制，探索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职工民主管理有效融合的途径，使公司治理特色真正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要继续深化企业人事、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要增强并保持良好的开放性，坚决克服一些国企在招收员工时依靠关系（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关系）进而引发社会成员强烈不满的现象。必须看到，目前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有百害而无一利。国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业竞争人才，而开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人才，国企就会依赖其他资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权力，这就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所以要加大市场化选人用人力度，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分配和激励约束机制。
要加快解决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等历史遗留问题。要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逐步将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当地政府，让国企轻装上阵，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
要加快结构调整
转变国企发展方式
近年来，虽然各地围绕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但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不尽合理，目前国有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型产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较低；许多企业的发展还主要依靠扩大规模、增加投入；一些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们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弱，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知名品牌，不少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加大调整重组，优化布局结构。要根据国有企业现有布局状况和功能定位，立足本地，综合考虑国内外行业、产业发展的趋势，统筹规划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做强做优做大优势行业、优势企业。要按照完善产业链、优势互补原则，积极推进跨区域、跨所有制的重组整合，培育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要大力推动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充分发挥证券市场、产权市场的作用，推动以上市公司为平台的资源整合，加快辅业改制重组，处理低效无效资产。要引导大企业实施专业化分工，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不搞大而全、小而全，不搞产业链通吃，要带动地方中小企业健康、和谐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建议，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即使国企在边界内，也需要引入竞争来减低那些垄断行业地位和提高竞争能力。这是值得重视的。
要加快产业升级
提高国企整体素质
众所周知，我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并非制造强国，大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缺乏国际竞争能力。因此，一定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把推动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上，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搞好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落后产能的工作，提升传统产业中的先进产能比重，促进传统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延伸。要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支持培育发展具有本地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要引导企业培育知名品牌，发挥品牌对产业集成和提升的带动作用。
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分析，欧洲正在兴起的新工业革命，其增量资产是由原材料革新、绿色能源、微电子与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等构筑的全面产业升级。美国的再工业化亦然。对比中国，近年来实业空心化也隐约可见，这既令人担忧中国会否再次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的起跑线上，也更加表明产业升级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与紧迫性。未来5～1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国有企业要带头抓住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有利时机，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不断优化资本结构，该进的进、该退的退，努力提高资本质量。要紧紧围绕核心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完善产业链条，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资源向主业集中，向研发、设计、品牌等价值链的高端集中。要推动内部资源整合，培育综合竞争优势，实现市场竞争由依靠价格优势向依靠综合优势转变。要运用信息技术、高新技术和先进工艺设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要加快清理非主业和低效资产，避免出现新的“出血点”。要严控向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有学者认为，产业升级需要以“国家升级”为背景，不但要有清晰的产业革命政策，而且制度安排要有与产业政策相配套衔接的接口。我们如果没有可执行的国家产业升级政策和策略，就会像新能源、面板等新兴产业一样走弯路。虽然产业升级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但是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绝不能消极等待政策，而应前瞻性地主动探索产业升级的方式和道路。
要强化创新驱动
增强国企科研实力
据报道，伦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2012年曾对中国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新李约瑟之谜”，即认为如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速地科技创新仍然是谜。对这一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问题，国有企业理应带头交出一份成绩优异的答卷，带领民营企业一道共同前进。
科技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拥有核心技术胜于对资源的占有，而品牌优势则胜于成本优势。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较大。如2011年我国仅有极少数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在3%以上，这一比例在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5%～10%，许多世界500强企业甚至超过10%。至于经营管理、资本整合、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差距则更大。因此，要推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考核导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手段支持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科研攻关，强化前沿基础研究，努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发挥企业各类人才的创新作用，加强产业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要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不断形成激励创新的正确导向。要培育鼓励创新的文化，营造包容个性、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积极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努力成为核心技术的创造者、知名品牌的拥有者、行业发展的引领者。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大科技投入，集中优势力量，加强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领域和占领未来制高点的技术研发，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成果。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尽快形成现实生产力和经济效益。要加强商业模式创新，积极参与标准制订，从被动适应市场向主动引领市场转变。要关注人力资本价值，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和建立健全科技人才中长期激励机制，培育、吸引和留住科技领军人才，壮大科技人才队伍。
要积极推进国际化经营
努力打造全球性公司
一个时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国企的“走出去”行为。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有些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走出去”时根本就没有经过严格科学的风险评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要及时地不断总结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使之在有志于“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中国企业中形成常态化的经验交流与共享机制，避免重复犯错，尤其是避免犯大错。
必须清楚地看到，尽管根据财富杂志2012年度报告，中国已经有54家国企（不包括金融类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行列，但真正称得上全球性的公司可以说一家也没有。且不说全球性公司的主营收入中，本土以外的收入要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进入世界500强榜单的企业的主营收入的80%是来自国内市场，与之差距巨大，更不要说与全球性公司在全球性视野、全球性文化、全球性经营团队、全球性品牌影响力、全球性管控经验与能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有利时机，立足全球配置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全球分工，着力提升资源技术获取能力和国际市场份额，努力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化，在眼界、胸怀、技术、人才、营销和文化整合等方面逐步营造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格局，形成国际化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国际化经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设定投资底线，强化风险管理，对损毁价值的项目坚决不投，对一味压价导致恶性竞争的事坚决不做，对风险不能掌控的领域坚决不进。要加强与国际一流企业对标，找出差距与不足，科学谋划追赶的方向和目标，扎实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要深化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掌握国际竞争规则，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属地化原则，通过任用当地人才、尊重当地文化、与当地经济融合、努力创造双赢局面等措施，使企业经营深植于当地市场。
要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将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党建政工优势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的独特优势。但要使这一优势真正发挥出来，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并形成长效的体制机制优势，难度也是非常大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围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努力构建科学严谨、有效管用的企业党建工作体系。要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同运用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企业领导体制，努力构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工作机制，保证党组织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要进一步加强企业高素质经营管理者队伍、人才队伍、党员队伍、职工队伍建设，积极探索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有效途径。要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和职工董事监事等制度，进一步探索职工民主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要加强和改进企业工会、共青团和统战工作，增强企业凝聚力。要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弘扬和培育国有企业先进精神。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以严明政治纪律为重点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密切联系职工群众为重点推进作风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深化反腐倡廉建设，切实解决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提供有力保障。
国企改革发展上新台阶，需要有良好的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环境。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较为复杂的舆论环境，社会各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认识不统一，搞得不好时有人批评谩骂，搞得好时有人批评谩骂得更加厉害，甚至出现“唱衰国企”“妖魔化国企”和“全盘私有化”等言论，这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发展，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方面要澄清“妖魔化国企”和“神化国企”等迷雾；另一方面要改进自身的宣传工作，逐步把国企尤其是央企的经营业绩指标向全社会公布，向人民交一本清清白白的账，主动接受人民监督，让国有企业在全国人民或全社会的监督下更好更快地成长。
（责任编辑：任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