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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鲁品越教授的反驳文章《对{学术论文的伪注问题)一文的答复——兼论健康的批评文风之建设》(注：以下文内除另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次讨论中的有关文章，不再一一注出)，读后颇多感慨。因为该文提出的所谓“不能以浮躁的批评文风来克服学术上的浮躁”，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为拒绝批评找借口而已。
鲁教授在“答复”中，先申辩自己的那条被批评为“伪注”的注释，“决不是故意作假”：“我一向自以为自己的文风比较老实、严谨，当然懒惰之事偶也发生，但决不是故意作假。”“实际情况是我写作此段引文时没有参考任何中文译文。这些英文极其简单，根本不需要‘学贯中西’，稍识英文者就能一目了然。我的英文水平虽然不高，但作为一个毕竟翻译了几十万字英文书籍与文章的人，犯不着为如此简单的文字去作假。”
不过，鲁教授承认批评者所指出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也的确是个问题，“正如批评者所说，‘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将刊名搞错。这种疏忽与失误的确不可原谅。更不可原谅的是：在编辑追问注释有无问题时，我自以为原文都核对过，不会有问题。”然后，鲁教授又诚恳地表示：“批评者指出这一错误，我深表感谢。我先前将引文上的学风严谨集中于对原文及其上下文的忠实把握，力图扎扎实实读原文，不歪曲原文的总体意思，翻译得比较准确。现在我知道，这样做远远不够。不但要在学术内容上严谨，而且在技术上更要特别严谨，万万不能留下空子。此事上的技术性疏忽是我学术生涯上的一次严重的教训。在这方面，我真诚地向这位批评者表示感谢，也希望其他学者从中得到教训。”
以上态度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接受批评的应有态度，是值得欢迎和提倡的。如果我们的学者都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批评，学术批评也就有了一个可以正常展开的基础。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鲁教授大笔一转，开始了对批评者的无端指责。
首先，鲁教授认为批评者的学风并非“真正健康”，是“抓住一些并非故意而为的疏漏与失误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并非君子之为，无利学术发展”。而鲁教授自己不是“圣贤”，就连苏轼那样的“千古之大师”，都难免“将赤壁之战的原址搞错”，“何况我们这些庸碌之辈”。一言以蔽之，似乎鲁教授可以犯错误，而读者却不能批评。当然，鲁教授并没有公开说不允许批评，他甚至还提到“作品的疏漏必须指出，这是好事”，但他接着的一句就是“但不能以攻击为目的”。读了这些话，以及后面一些类似文字，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认错态度的真诚了。
什么叫"PA攻击为目的”?不妨先将批评者的有关文字摆出来，请大家看看有没有“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的言论：“最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所刊的第一篇文章——《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让我失望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作者的注释。……作者在该文中的第一条注释(第4页)的确让人感到是‘伪注”’。／“鲁晶越教授的这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Samuel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Diplomacy，New York，Summer，1993(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4页注1)。正是这一条看似规范的注释让人看到作者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然而，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ign Affaim(外交事务或对外事务等)。这样，中文的此‘外交’就不是英文的此‘外交’(Dlplomacy)，而是英文的彼‘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这个刊物非同小可，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晴雨表，……它是表达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各种人物重要外交思想(现在也涉及经济)的喉舌。这样一本极其重要的刊物，如果是真的读过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名称写错的。”／“本人这里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但是，将中文‘翻回’英文往往是要‘失真’的。……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这种不可能也不应该写错的地方却偏偏写错了，让人不可思议。笔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原委，恐怕只有文章的作者自己知道。”／“现在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作注’喜欢外文，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但是，引用外文书刊的条件是自己必须亲自读过或者至少是认真核对过。我觉得，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能够找出什么“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的言论吗，批评者只是批评鲁教授的岂个注释有“错误”，这一点鲁教授也是承认的。当然，批评者将该“错误”视为“伪注”，并发表看法说，“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虽说语气上并不十分地客气，但够得上“以攻击为目的”的“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的“非君子之为”吗?我真不知为什么鲁教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鲁教授在指责批评者“缺乏根据”时，最应当拿出他所提倡的“根据”来，但是很遗憾我们却没有看到。
很显然，鲁教授最为恼火的是批评者使用了“伪注”、“作假”这兩个词。他在接着的一段文字中提出，批评者是有意“将疏漏与作假相混淆”，是“在缺乏根据的情况下，硬要将这类疏漏‘拔高’为学风上的‘伪注’，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扣帽子’的行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加论证，无限上纲，凭其不合逻辑的想象罗织罪名，以至进行人身攻击，不是正确的批评态度，也与该批评者口口声声力倡的‘严谨学风’背道而驰”。“失误就是失误，作假就是作假，二者之间本质不同，必须严格区分开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批评”。(马斗全：《假已如斯》(学术批评网／学界观察，2002年6月7日，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154&type：1003)揭露了两则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捏造文献的“作伪”，可以参考)
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身攻击”之类的语言，这些姑且不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鲁教授提出的故意作假还是无意成假的问题。为说明问题，我们在此非常有必要引进两个法学概念——“作为”与“不作为”。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说法，“作为”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积极的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依照法律或自己的职务应该实施、并且能够实施的行为而不实施”。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将被称为“伪注”的那些注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故意“作为”的作假，即本来没有该文献，自己生造出来，或明知是假却还要引用的；二是“不作为”作假，即原本不知道是假的或有问题的文献，引用(包括从其他文献中引用)时本应仔细核校却没有核校的。故意“作为”的作假与“不作为”的作假，其实只是程度的不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前者往往更加恶劣。具体到鲁教授的那条注释，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因为按照程序，鲁教授应查找“刊登此文的印刷品杂志”并仔细核对，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刊，就应公布文献的真实来源，比如说“引自Xx网”。没有看到原刊，却非要冒充看到过原刊，这算什么，而且，没有看到原刊，怎么就知道从网上下载的那篇文章与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是同一文章或丝毫没有出入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很严谨地考察和引用了亨廷顿的英文原文”，又如何能保证没有搞错呢?这能算是“文风比较老实、严谨”吗?如果这一点鲁教授还是有把握的或没有意识到不对的话，那么最“不可原谅的是”，鲁教授是知道该刊刊名并没有核对过的，虽说“时间一长，此道本该很简单的工序便忘记了，疏忽了”，但在“在编辑追问注释有无问题”的情况下，还会想不起来?——他却仍然“不作为”!并且还“自以为原文都核对过，不会有问题”。难道编辑追问的注释，只是原文而不包括刊名出处，鲁教授这种作法能算是无意中的“失误”吗?
鲁教授本来应当按照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规矩去做却没有做。正是由于自己的“不作为”，而产生了“伪注”。这不是作假又是什么呢?而由于不负责任，“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当然属于学风问题，哪怕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注释的“疏漏”。——要知道，并不是只有抄袭剽窃才算是学风问题!
至于批评者称其为“伪注”，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罢了，何必大惊小怪!顶多是“作假”这个词在被批评者听来有些刺耳而已，但事实明摆在那里，换个说法比如鲁教授说的“疏漏”或“失误”，也并不能改变“作假”的实质。从鲁教授的“不作为”和批评者的言论来看，我认为批评是恰如其分的，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并没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没有“不加论证，无限上纲”，当然更没有仅“凭其不合逻辑的想象罗织罪名，以至进行人身攻击”。倒是鲁教授有点气急败坏，有失学者风度。他对批评者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人家批评者并没有说他是主观故意“作假”，而他非要在这里“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只能欲盖弥彰吗?
退一步讲，即使被“攻击”(如果这种很正常的批评但被批评者认为“刺耳”的用语，也算是“攻击”的话)了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大家看了错误都当没有看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对了，或者先恭维一番，然后再提点小小不同看法，才算是“健康的批评文风”?关键的问题是，鲁教授的确“以讹作真”地“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鲁教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严肃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做到一丝不苟了吗，为什么不多想想自己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呢，只辩白了一两句“自己并非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以前也不知道此杂志(据我所知，许多摘哲学的人都不知道此刊)”之类，就可以反过来“理直气壮”且莫须有地指责批评者是“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了吗？
在文章的最后两段，鲁教授又提出说法：“真正能够推动学术发展的批评，其重点始终应当在学术思想内容本身，而不能以技术上的准确与否为中心。”“技术上准确……毕竟只是外在形式，而不是实质性内容。……近年来的学术批评之风日盛，这是好事，但批评的中心似乎老是集中于找人家的在技术上与形式上的漏洞，而故意回避或者根本不涉及论著的学术思想本身。这种批评固然具有促使作者严谨做学问的良好作用，然而毕竟只是学术批评的初级阶段。如果长此下去，则会舍本求末，将人们的精力集中于如何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上，并不能真正推进学术思想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我真诚地希望人们对拙作的实质性思想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特别是对批评者所提的这篇文章的实质性内容的批评，……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样的围绕学术思想内容的批评，实在太少了。”
鲁教授提的问题当然是对的，笔者非常赞成，我们目前的学术批评的确有点“初级阶段”的味道。但这“初级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批评，特别是在许多学人都不把“技术上的准确与否”当回事的现阶段，尤其值得大力提倡。我们不能因为是“初级阶段”，就将其说成是“故意回避或者根本不涉及论著的学术思想本身”，就认定其“长此下去”，“会舍本求末，将人们的精力集中于如何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上，并不能真正推进学术思想本身的创新与发展”。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笔者也不想在此多费口舌，只想提醒鲁教授，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必要保证，如果非要说学术规范没有多少必要性或者是“小儿科”，笔者也没有办法。我想鲁教授也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也说“这种批评固然具有促使作者严谨做学问的良好作用”吗，鲁教授在这篇反驳文章中强调思想重于规范，不过是“在乎山水之间也”。说实在的，我真为鲁教授惭愧，尤其是他所指责的对象不过是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人物’(初涉学界的年轻人，)。鲁教授这样盛气凌人的姿态，想要给这位年轻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青年学子作何榜样呢，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不由地又想起了鲁教授文中提到的苏轼的例子：“其代表作前后两篇赤壁赋”，都“将赤壁之战的原址搞错”，“此事若是发生的今天，被批评家们抓住，恐怕定判学术死刑无疑矣，然而我中华民族毕竟胸襟宽大，此事并不影响此文成为千古名篇”。鲁教授那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大作是不是“千古名篇”，自有行家评判。苏轼的文学作品与鲁教授的学术论文，两者其实并不具有可比性。苏轼的错误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见景生情”，是可以允许的一个“美丽的失误”，因为人们对其要求主要是“美”而不是“真”；学术论文就不同了，我们对其要求是“真”，美当然也在要求之列，但这是次要的甚至不是必要的。再说了，伟大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就可以成为我们犯错误的理由吗?
最后说一句：“伪注”在当前学风浮躁的大环境中也是常见的现象，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它并不是正常或应当的；而明知不对却非要强“为之辞”，就更不足取了。笔者所要批评的，正是这后一点。
鲁教授在“答复”中，先申辩自己的那条被批评为“伪注”的注释，“决不是故意作假”：“我一向自以为自己的文风比较老实、严谨，当然懒惰之事偶也发生，但决不是故意作假。”“实际情况是我写作此段引文时没有参考任何中文译文。这些英文极其简单，根本不需要‘学贯中西’，稍识英文者就能一目了然。我的英文水平虽然不高，但作为一个毕竟翻译了几十万字英文书籍与文章的人，犯不着为如此简单的文字去作假。”
不过，鲁教授承认批评者所指出的问题是存在的，而且也的确是个问题，“正如批评者所说，‘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将刊名搞错。这种疏忽与失误的确不可原谅。更不可原谅的是：在编辑追问注释有无问题时，我自以为原文都核对过，不会有问题。”然后，鲁教授又诚恳地表示：“批评者指出这一错误，我深表感谢。我先前将引文上的学风严谨集中于对原文及其上下文的忠实把握，力图扎扎实实读原文，不歪曲原文的总体意思，翻译得比较准确。现在我知道，这样做远远不够。不但要在学术内容上严谨，而且在技术上更要特别严谨，万万不能留下空子。此事上的技术性疏忽是我学术生涯上的一次严重的教训。在这方面，我真诚地向这位批评者表示感谢，也希望其他学者从中得到教训。”
以上态度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接受批评的应有态度，是值得欢迎和提倡的。如果我们的学者都是以这种态度对待批评，学术批评也就有了一个可以正常展开的基础。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鲁教授大笔一转，开始了对批评者的无端指责。
首先，鲁教授认为批评者的学风并非“真正健康”，是“抓住一些并非故意而为的疏漏与失误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并非君子之为，无利学术发展”。而鲁教授自己不是“圣贤”，就连苏轼那样的“千古之大师”，都难免“将赤壁之战的原址搞错”，“何况我们这些庸碌之辈”。一言以蔽之，似乎鲁教授可以犯错误，而读者却不能批评。当然，鲁教授并没有公开说不允许批评，他甚至还提到“作品的疏漏必须指出，这是好事”，但他接着的一句就是“但不能以攻击为目的”。读了这些话，以及后面一些类似文字，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其认错态度的真诚了。
什么叫"PA攻击为目的”?不妨先将批评者的有关文字摆出来，请大家看看有没有“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的言论：“最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所刊的第一篇文章——《产业结构变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世界秩序》……让我失望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作者的注释。……作者在该文中的第一条注释(第4页)的确让人感到是‘伪注”’。／“鲁晶越教授的这一条注释是这样写的：Samuel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Diplomacy，New York，Summer，1993(见《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4页注1)。正是这一条看似规范的注释让人看到作者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然而，中文所说《外交》是约定俗成的译法，它的英文名称是Foreign Affaim(外交事务或对外事务等)。这样，中文的此‘外交’就不是英文的此‘外交’(Dlplomacy)，而是英文的彼‘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这个刊物非同小可，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晴雨表，……它是表达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各种人物重要外交思想(现在也涉及经济)的喉舌。这样一本极其重要的刊物，如果是真的读过的话，应该是不会把名称写错的。”／“本人这里暂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加以猜测，鲁品越教授很可能是把中文的名称翻译回去的，并没有看过原期刊。但是，将中文‘翻回’英文往往是要‘失真’的。……当然，这位哲学教授没有犯题名错误，因为中文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上就有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只是期刊英文的名称写错了。这种不可能也不应该写错的地方却偏偏写错了，让人不可思议。笔误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其中的原委，恐怕只有文章的作者自己知道。”／“现在学术论文中的伪注现象相当严重，不少学者在论著中‘作注’喜欢外文，否则似乎不够档次，不能表现出其学贯中西的气象。但是，引用外文书刊的条件是自己必须亲自读过或者至少是认真核对过。我觉得，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
从以上文字中，我们能够找出什么“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的言论吗，批评者只是批评鲁教授的岂个注释有“错误”，这一点鲁教授也是承认的。当然，批评者将该“错误”视为“伪注”，并发表看法说，“在学术论文中作‘伪注’也是一种学风问题。因为文科文章中的注释，如同科学论文中的数据一样，是不能作假的”。虽说语气上并不十分地客气，但够得上“以攻击为目的”的“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的“非君子之为”吗?我真不知为什么鲁教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鲁教授在指责批评者“缺乏根据”时，最应当拿出他所提倡的“根据”来，但是很遗憾我们却没有看到。
很显然，鲁教授最为恼火的是批评者使用了“伪注”、“作假”这兩个词。他在接着的一段文字中提出，批评者是有意“将疏漏与作假相混淆”，是“在缺乏根据的情况下，硬要将这类疏漏‘拔高’为学风上的‘伪注’，是非常不实事求是的‘扣帽子’的行为”；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加论证，无限上纲，凭其不合逻辑的想象罗织罪名，以至进行人身攻击，不是正确的批评态度，也与该批评者口口声声力倡的‘严谨学风’背道而驰”。“失误就是失误，作假就是作假，二者之间本质不同，必须严格区分开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批评”。(马斗全：《假已如斯》(学术批评网／学界观察，2002年6月7日，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154&type：1003)揭露了两则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捏造文献的“作伪”，可以参考)
又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身攻击”之类的语言，这些姑且不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鲁教授提出的故意作假还是无意成假的问题。为说明问题，我们在此非常有必要引进两个法学概念——“作为”与“不作为”。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版)说法，“作为”是“指行为人实施刑事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积极的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依照法律或自己的职务应该实施、并且能够实施的行为而不实施”。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可以将被称为“伪注”的那些注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故意“作为”的作假，即本来没有该文献，自己生造出来，或明知是假却还要引用的；二是“不作为”作假，即原本不知道是假的或有问题的文献，引用(包括从其他文献中引用)时本应仔细核校却没有核校的。故意“作为”的作假与“不作为”的作假，其实只是程度的不同，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前者往往更加恶劣。具体到鲁教授的那条注释，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因为按照程序，鲁教授应查找“刊登此文的印刷品杂志”并仔细核对，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刊，就应公布文献的真实来源，比如说“引自Xx网”。没有看到原刊，却非要冒充看到过原刊，这算什么，而且，没有看到原刊，怎么就知道从网上下载的那篇文章与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是同一文章或丝毫没有出入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很严谨地考察和引用了亨廷顿的英文原文”，又如何能保证没有搞错呢?这能算是“文风比较老实、严谨”吗?如果这一点鲁教授还是有把握的或没有意识到不对的话，那么最“不可原谅的是”，鲁教授是知道该刊刊名并没有核对过的，虽说“时间一长，此道本该很简单的工序便忘记了，疏忽了”，但在“在编辑追问注释有无问题”的情况下，还会想不起来?——他却仍然“不作为”!并且还“自以为原文都核对过，不会有问题”。难道编辑追问的注释，只是原文而不包括刊名出处，鲁教授这种作法能算是无意中的“失误”吗?
鲁教授本来应当按照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规矩去做却没有做。正是由于自己的“不作为”，而产生了“伪注”。这不是作假又是什么呢?而由于不负责任，“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当然属于学风问题，哪怕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注释的“疏漏”。——要知道，并不是只有抄袭剽窃才算是学风问题!
至于批评者称其为“伪注”，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罢了，何必大惊小怪!顶多是“作假”这个词在被批评者听来有些刺耳而已，但事实明摆在那里，换个说法比如鲁教授说的“疏漏”或“失误”，也并不能改变“作假”的实质。从鲁教授的“不作为”和批评者的言论来看，我认为批评是恰如其分的，是“实事求是的批评”，并没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没有“不加论证，无限上纲”，当然更没有仅“凭其不合逻辑的想象罗织罪名，以至进行人身攻击”。倒是鲁教授有点气急败坏，有失学者风度。他对批评者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人家批评者并没有说他是主观故意“作假”，而他非要在这里“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只能欲盖弥彰吗?
退一步讲，即使被“攻击”(如果这种很正常的批评但被批评者认为“刺耳”的用语，也算是“攻击”的话)了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难道大家看了错误都当没有看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对了，或者先恭维一番，然后再提点小小不同看法，才算是“健康的批评文风”?关键的问题是，鲁教授的确“以讹作真”地“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鲁教授应该反思的是，自己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严肃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做到一丝不苟了吗，为什么不多想想自己是否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呢，只辩白了一两句“自己并非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以前也不知道此杂志(据我所知，许多摘哲学的人都不知道此刊)”之类，就可以反过来“理直气壮”且莫须有地指责批评者是“无限上纲，诋毁他人人格”了吗？
在文章的最后两段，鲁教授又提出说法：“真正能够推动学术发展的批评，其重点始终应当在学术思想内容本身，而不能以技术上的准确与否为中心。”“技术上准确……毕竟只是外在形式，而不是实质性内容。……近年来的学术批评之风日盛，这是好事，但批评的中心似乎老是集中于找人家的在技术上与形式上的漏洞，而故意回避或者根本不涉及论著的学术思想本身。这种批评固然具有促使作者严谨做学问的良好作用，然而毕竟只是学术批评的初级阶段。如果长此下去，则会舍本求末，将人们的精力集中于如何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上，并不能真正推进学术思想本身的创新与发展。”／“因此，我真诚地希望人们对拙作的实质性思想内容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特别是对批评者所提的这篇文章的实质性内容的批评，……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样的围绕学术思想内容的批评，实在太少了。”
鲁教授提的问题当然是对的，笔者非常赞成，我们目前的学术批评的确有点“初级阶段”的味道。但这“初级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批评，特别是在许多学人都不把“技术上的准确与否”当回事的现阶段，尤其值得大力提倡。我们不能因为是“初级阶段”，就将其说成是“故意回避或者根本不涉及论著的学术思想本身”，就认定其“长此下去”，“会舍本求末，将人们的精力集中于如何抓住别人的小辫子上，并不能真正推进学术思想本身的创新与发展”。这个问题说来话长，笔者也不想在此多费口舌，只想提醒鲁教授，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必要保证，如果非要说学术规范没有多少必要性或者是“小儿科”，笔者也没有办法。我想鲁教授也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也说“这种批评固然具有促使作者严谨做学问的良好作用”吗，鲁教授在这篇反驳文章中强调思想重于规范，不过是“在乎山水之间也”。说实在的，我真为鲁教授惭愧，尤其是他所指责的对象不过是一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人物’(初涉学界的年轻人，)。鲁教授这样盛气凌人的姿态，想要给这位年轻人以及其他许许多多青年学子作何榜样呢，
在本文结束的时候，不由地又想起了鲁教授文中提到的苏轼的例子：“其代表作前后两篇赤壁赋”，都“将赤壁之战的原址搞错”，“此事若是发生的今天，被批评家们抓住，恐怕定判学术死刑无疑矣，然而我中华民族毕竟胸襟宽大，此事并不影响此文成为千古名篇”。鲁教授那篇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大作是不是“千古名篇”，自有行家评判。苏轼的文学作品与鲁教授的学术论文，两者其实并不具有可比性。苏轼的错误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见景生情”，是可以允许的一个“美丽的失误”，因为人们对其要求主要是“美”而不是“真”；学术论文就不同了，我们对其要求是“真”，美当然也在要求之列，但这是次要的甚至不是必要的。再说了，伟大人物的缺点或错误就可以成为我们犯错误的理由吗?
最后说一句：“伪注”在当前学风浮躁的大环境中也是常见的现象，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它并不是正常或应当的；而明知不对却非要强“为之辞”，就更不足取了。笔者所要批评的，正是这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