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杜预有《左传》癖，余有《世说》癖，浸淫十余载，乐此不疲。前曾纂辑历代评点，以《世说新语会评》之名付梓，其间几度技痒，亦欲雪泥指爪，忝附诸贤骥尾，然自忖才学谫陋，唯恐有辱斯文，终于袖手。
辛亥年赴长沙，岳麓书社饶毅女史诚恳邀约，嘱余对《世说》重加批评，体例风格，皆由自定。遂鼓起余勇，率尔操觚，虽隆冬时节，先父病榻之侧，亦未尝不忙里偷闲、时或点逗评骘也。历时八月，乃告竣工。以今观之，当年“会评”之书，似有意不乖体例，三缄其口，以作他日话头耳。然是书虽有步武前贤之意，而终不敢以著述言之也。
是书撰成后，在师友间辗转一年，其间得暇又补写了三十六则篇评，篇幅遂又增加近两万字。今将篇评辑出，公诸同好，祈请博雅硕学、见道君子，不吝赐教云尔。
○德行者，德性与品行之谓也。在内为德，在外为行。孔子教育弟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又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四科之中，德行居首，其余三科无不赖此以大以明。《论语·先进》皇侃疏引范宁语曰：“德行，谓百行之美也。”又《抱朴子·文行》：“德行者，本也；文章，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居首，颇有宗经、征圣之意，故有论者径以“新论语”目之。然细读《世说》可知，其旨归趣向，又与《论语》大异其趣，而自有彼一时代之新精神与新风尚者在焉。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变乱频仍，儒学渐趋式微，老庄乘势抬头，又加佛教东渐，道教兴起，诸种思潮交互影响，磨合激荡，遂形成中华文明史上十分特出而别具光彩之玄学时代。故其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好尚，颇不同于周秦两汉。即以《德行》一门而论，便有儒表道里、礼玄交织之况，如陈蕃以仕访隐、叔度汪汪难测、管宁割席断交、阮籍至慎玄远、嵇康无喜愠之色、乐广以名教中自有乐地、阮裕因人不借而焚车、谢安常自教儿、王恭作人无长物等，皆时代风气作用于人物言行之证也。而《德行》门以仲举礼贤事发端，亦颇可注意，盖因名教与自然之角力，孔孟与老庄之消长，彼时已露端倪。换言之，若无东汉人物之风骨，则所谓魏晋风度实无从着落矣。此读《世说》者不可不知也。
○言语，善于辞令之谓也。《论语·先进》：“言语：宰我，子贡。”邢昺疏：“若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是知言语应对乃君子必备之能力，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然孔子于言语之巧又颇警惕，尝谓：“辞，达而已矣。”“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仁者其言也讱。”甚至视伶牙俐齿者为“佞”，谓其“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焉用佞？”盖孔子以为言行之间，行重于言，故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是知言语过巧而无实行，未可以言德行也。故夫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语正可为魏晋言语生态“传神写照”。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言既同属不朽，不能立德者，则不妨立言。与前代重视言语之义、论辩之理者不同，魏晋乃是一重视语言之趣、应对之妙、修辞之美的时代，故《言语》门一百零八则，无不精彩隽永，如孔融“必当了了”之对、谢玄“芝兰玉树”之答，又如“孔雀杨梅”、“朱门蓬户”之语，皆非泛泛所能道，读之令人神往。盖魏晋之际，雅尚清谈，故锦心绣口，舌灿莲花者所在多有，其发言遣词，真如云兴霞蔚，尽态极妍。明末曹臣撰有《舌华录》，全书分为慧语、名语、豪语、狂语、傲语、冷语、谐语、谑语、清语、韵语、俊语、讽语、讥语、愤语、辩语、颖语、浇语、凄语等共十八门，实则《世说·言语》门之增广也。然，似王祥辈“以德掩其言”者固有，而如王澄辈“终日妄语”者亦不乏其例，此可证夫子“听其言而观其行”之训为不刊。瑕瑜良莠，取舍与夺，读者明鉴。
○此亦“孔门四科”之一。政事者，为政治国之事也。古语云：人道敏政，为政在人。孔子言政，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其反对杀伐，提倡垂范，尝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亦提倡“无为而治”，尝言：“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正与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若合符节。夫汉末魏晋，天下方乱，群雄虎争，为政之道亦从用重典、贵刑名向尚宽简、务清静渐次转型。《政事》一门，首写陈寔，次写山涛，复次王承，至于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诸宰辅，正可窥见此中消息。盖正始以迄江左，玄学风行，为政者皆为清谈人物，颇以老庄无为之道为旨归，即豪杰刚猛如桓温，亦“耻以威刑肃物”，故好为“察察之政”者如刁协、庾冰诸人，皆为时流所不屑，而王导之“愦愦之政”，反成时代之主流耳。又临川王刘义庆编撰《世说》时，刘宋立国未久，皇室与藩王互相猜忌，为政不免严苛过当，故义庆以世路多艰，乃自求外镇，终身不复跨马，此正欲韬光养晦以求自保也。观此篇二十六则故事，则义庆中年心事，宛然可见。夫仁政惠治，人人所慕，惟缺陷世界，不易可得也。
○此“孔门四科”最后一科也。孔门之“文学”，盖文献、典章及学术之谓。《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同书《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此两处“文章”略与“文学”同义，亦指文献、典章制度与学术，皆与今之所谓“纯文学”者不同。文学渐次自学术中独立，乃魏晋间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文章”及陆机《文赋》所论之“文”，已与“孔门四科”之“文学”大不同，论者以魏晋为“文学自觉”之时代，良有以也。逮及刘宋文帝时，又立儒、玄、史、文四馆，此“文学”正式独立于学术之标志耳。《世说》正此一时代之产物，故《文学》一门，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大可注意。夫《世说》各门所记，均按时序依次排列，一般先后汉，次三国，再次西晋，复次东晋，次序井然。独《文学》一门为例外。该门前六十五则，照例以时为序，所记依次为经学、玄学、清谈及佛学，俨然一部“学术流变史”。而至第六十六则，忽又自曹植“七步诗”写起，直至篇末近四十则皆为诗、赋、文、笔，属今之所谓“纯文学”之类。此一体例之“突变”，明人王世懋谓之“一目中复分两目”，此正时代思潮之显影，文学独立之折射也。至于此门中人物故事，无不斐然可观，前半部好似“汉晋学案”，后半部则如“魏晋诗话”，欲窥中古学术文化之嬗变，领略彼时人物之文采风流，不可不读，亦不可不知也。
○方正者，端方正直之谓也。《管子·形势解》云：“人主身行方正……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可知方正实为德行之具体显现，故而可以为楷则示范也。汉代选举官吏，遂以方正为一科，与贤良、文学、孝廉、茂才等同受擢拔，成为品鉴人物之一大科目。《世说》乃一“品人”之书，以《方正》缀于“孔门四科”后，足见其在人物品藻风气中深具影响。然通观此篇，可知魏晋之际，“方正”之内涵渐趋复杂，既有彰显儒家清操正节之旧意涵（如夏侯玄之拒钟会，陈泰之谏诛贾充），又有门阀制度下士族自矜门第之新风气（如王濛、刘惔不食小人所赠酒，王修龄不受陶范所馈米）。故方正之为方正，已非仅指群体公认之内在品性，而更扩展至于人己之间互相对待时之自我确认。此正魏晋士人标举自我、张扬个性之具体表现，所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也。故其人其事虽或有可商，其性其情则颇有可观，读者其详之！
○雅量，即恢弘之气度与过人之器量，乃魏晋名士心向神往之理想人格与生命境界。如谓方正乃处理人己关系之品格，雅量则为处理物我关系乃至天人关系之高标。简言之，雅量乃是一从容恒定之人格状态，即不以外在环境之变故，改变内在人格之稳定性。所谓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也。以一己之“不变”，以应外物之“万变”，雅量之为人格，犹置千钧之重于鸿毛之轻，又如“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其壮其美，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者焉。观《雅量》一门所记，皆魏晋名士面临各种变故时之卓绝表现，或白描直叙，或对比烘托，无不惊心动魄，溢彩流光。如嵇康临刑东市而神色不变，索琴而奏《广陵散》，人格何其伟岸！谢安大敌当前，闲敲棋子，气定神闲，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风度又是何等潇洒！至如羲之东床坦腹，以无待为达；顾和觅虱如故，以不求为高。凡此种种，正雅量人格妩媚迷人处。是方正、雅量之间，方正乃代表自己与人对话，雅量则代表人类与上帝对话；故《雅量》虽处《方正》后，价值反在其上也。
○夙惠，即早慧。古时最重家学与家教，故神童天才层出不穷。《礼记·大学》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又《颜氏家训·勉学篇》：“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同书《教子篇》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可知古之家学家教，实儿童稚子启蒙之始基，成才之坦途也。此门所记早慧儿童故事七则，无不出于家学渊源之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如陈元方兄弟窃听父辈论议，蒸饭作糜；司马绍日近长安之对，问同答异；韩康伯捉熨斗而知冷暖，旨在慰母；司马曜以昼动夜静言养生，不减乃父：无不娓娓可听，玲珑可喜。噫！何今日再无此夙惠神童也哉？窃谓究而论之，其因有三：家学崩解，坐失幼教之良机，一也；父母无识，专以快乐为能事，放弃教育之责任，二也；学校为官方所垄断，经典教育中断有年，教材低幼，难收启蒙祛蔽之效，三也。前引《颜氏家训·勉学篇》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又古语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为人父母而不早施教者，真“贼夫人之子”也！
○豪爽者，豪迈俊爽之谓也。《世说》之门类设定，常两两相对，彼此呼应，如《识鉴》之于《赏誉》、《企羡》之于《品藻》、《捷悟》之于《夙惠》、《术解》之于《巧艺》、《任诞》之于《简傲》、《规箴》之于《自新》、《排调》之于《轻诋》、《纰漏》之于《尤悔》、《假谲》之于《馋险》、《俭啬》之于《汰侈》、《宠礼》之于《黜免》、《忿狷》之于《惑溺》，皆其例也。盖编者以为，人之才性品类，或如阴阳之交错，或如形影之相随，常有粗看混沌、细察可辨者在焉。即如《豪爽》一门，实可与《雅量》并观，其显隐张弛，外放内敛，皆人格类型之两极展现也。古语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若谓《雅量》所关乃光风霁月之名士风流，则《豪爽》所标实为排山倒海之英雄本色。此门所记，如王敦、祖逖、桓温、桓玄之流，多为乱世豪雄，其情其性或失之粗鄙，其言其行则率真疏放，一任天然。唯剥落道德之成见，方得人性之妙赏、审美之愉悦，《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其斯之谓欤！
○容止，容仪举止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有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做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孝经·圣治章》亦云：“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唐玄宗注：“容止，威仪也。”又《礼记·月令》：“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郑玄注：“容止，犹动静。”盖容止者，君子所必备之礼容威仪也。汉末以迄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大行其道，容止之内涵遂由尚礼容、重威仪向尚形貌、重风神转变，而形神之间，又以神为主，故有“神超形越”之谓也。《容止》一门单独立目，正欲彰显彼时风气之盛，人物之美。而其叙事写人，又多用对比烘托法（如夏侯玄之于毛曾、潘岳之于左思）、自然象喻法（如嵇康孤松玉山、嵇绍鹤立鸡群、王恭濯如春柳）、夸张传奇法（如卫玠因美竟被“看杀”、庾亮因美而得“不杀”），要在出奇制胜，令人过目难忘耳。俗语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读此篇若不齿颊生香、流连忘倦者，不足与言美之为美也矣！
○惑溺，迷惑陷溺之意。《论语·颜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告子曰：“食色，性也。”又《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陷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是为惑溺。故孟子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魏晋之际，风云突变，唯才是举而轻德，风俗浇薄而重色。故干宝《晋纪·总论》云：“其妇女庄栉织紝，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辅佐君子者哉？”《世说·惑溺》一门，记载魏晋七则情爱故事，或直或婉，或褒或贬，皆有可观者。如荀粲思妻而殒，韩寿窃玉偷香，王戎夫妻私语，历来脍炙人口，诚为笔记佳品也。
○仇隙，犹言仇恨、嫌隙。古有复仇之礼。《礼记·曲礼上》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友之仇，不同国。”又《礼记·檀弓下》：“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席苫，枕干不仕，不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此盖言复仇亦须循礼制、有差等也。魏晋好奇任侠之风盛行，快意恩仇，睚眦必报，而况杀父夺兄之仇？故《世说·仇隙》一门，乃遍布陷阱机关、刀光剑影，可谓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观孙秀怀恨潘岳，终于借刀杀人，知小人报仇，亦可期以十年。司马无忌本与王胡之为友，既明宿仇，仍可抽刀于转瞬，必欲诛之而后快；虽曰“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然此种快人，亦可谓千古如生也。又如《晋书·桓温传》载，温父桓彝为韩晃所害，泾县令江播亦预此谋。时温年仅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值江播病卒，其子江彪兄弟三人守丧，温乃袖内藏兵，乔装以入，竟手刃江彪于丧庐，追杀二弟于歧路。温亦由此而为时人所称。俗语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又有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夫人性之中，本有此一往戾气，如岩浆之蕴深海，一朝破冰而出，又岂可仓促收拾？故视仇隙之局促，乃知雅量之为高。此门之设，不惟标志吾国文学复仇主题之独立，亦以竣成全书谋篇布局之蓝图，彰显作者体察人性之深衷也。
（刘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版）
辛亥年赴长沙，岳麓书社饶毅女史诚恳邀约，嘱余对《世说》重加批评，体例风格，皆由自定。遂鼓起余勇，率尔操觚，虽隆冬时节，先父病榻之侧，亦未尝不忙里偷闲、时或点逗评骘也。历时八月，乃告竣工。以今观之，当年“会评”之书，似有意不乖体例，三缄其口，以作他日话头耳。然是书虽有步武前贤之意，而终不敢以著述言之也。
是书撰成后，在师友间辗转一年，其间得暇又补写了三十六则篇评，篇幅遂又增加近两万字。今将篇评辑出，公诸同好，祈请博雅硕学、见道君子，不吝赐教云尔。
德行第一
○德行者，德性与品行之谓也。在内为德，在外为行。孔子教育弟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又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四科；四科之中，德行居首，其余三科无不赖此以大以明。《论语·先进》皇侃疏引范宁语曰：“德行，谓百行之美也。”又《抱朴子·文行》：“德行者，本也；文章，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以“孔门四科”居首，颇有宗经、征圣之意，故有论者径以“新论语”目之。然细读《世说》可知，其旨归趣向，又与《论语》大异其趣，而自有彼一时代之新精神与新风尚者在焉。盖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变乱频仍，儒学渐趋式微，老庄乘势抬头，又加佛教东渐，道教兴起，诸种思潮交互影响，磨合激荡，遂形成中华文明史上十分特出而别具光彩之玄学时代。故其时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好尚，颇不同于周秦两汉。即以《德行》一门而论，便有儒表道里、礼玄交织之况，如陈蕃以仕访隐、叔度汪汪难测、管宁割席断交、阮籍至慎玄远、嵇康无喜愠之色、乐广以名教中自有乐地、阮裕因人不借而焚车、谢安常自教儿、王恭作人无长物等，皆时代风气作用于人物言行之证也。而《德行》门以仲举礼贤事发端，亦颇可注意，盖因名教与自然之角力，孔孟与老庄之消长，彼时已露端倪。换言之，若无东汉人物之风骨，则所谓魏晋风度实无从着落矣。此读《世说》者不可不知也。
言语第二
○言语，善于辞令之谓也。《论语·先进》：“言语：宰我，子贡。”邢昺疏：“若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是知言语应对乃君子必备之能力，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然孔子于言语之巧又颇警惕，尝谓：“辞，达而已矣。”“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仁者其言也讱。”甚至视伶牙俐齿者为“佞”，谓其“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焉用佞？”盖孔子以为言行之间，行重于言，故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是知言语过巧而无实行，未可以言德行也。故夫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语正可为魏晋言语生态“传神写照”。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言既同属不朽，不能立德者，则不妨立言。与前代重视言语之义、论辩之理者不同，魏晋乃是一重视语言之趣、应对之妙、修辞之美的时代，故《言语》门一百零八则，无不精彩隽永，如孔融“必当了了”之对、谢玄“芝兰玉树”之答，又如“孔雀杨梅”、“朱门蓬户”之语，皆非泛泛所能道，读之令人神往。盖魏晋之际，雅尚清谈，故锦心绣口，舌灿莲花者所在多有，其发言遣词，真如云兴霞蔚，尽态极妍。明末曹臣撰有《舌华录》，全书分为慧语、名语、豪语、狂语、傲语、冷语、谐语、谑语、清语、韵语、俊语、讽语、讥语、愤语、辩语、颖语、浇语、凄语等共十八门，实则《世说·言语》门之增广也。然，似王祥辈“以德掩其言”者固有，而如王澄辈“终日妄语”者亦不乏其例，此可证夫子“听其言而观其行”之训为不刊。瑕瑜良莠，取舍与夺，读者明鉴。
政事第三
○此亦“孔门四科”之一。政事者，为政治国之事也。古语云：人道敏政，为政在人。孔子言政，主张“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其反对杀伐，提倡垂范，尝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亦提倡“无为而治”，尝言：“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正与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若合符节。夫汉末魏晋，天下方乱，群雄虎争，为政之道亦从用重典、贵刑名向尚宽简、务清静渐次转型。《政事》一门，首写陈寔，次写山涛，复次王承，至于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诸宰辅，正可窥见此中消息。盖正始以迄江左，玄学风行，为政者皆为清谈人物，颇以老庄无为之道为旨归，即豪杰刚猛如桓温，亦“耻以威刑肃物”，故好为“察察之政”者如刁协、庾冰诸人，皆为时流所不屑，而王导之“愦愦之政”，反成时代之主流耳。又临川王刘义庆编撰《世说》时，刘宋立国未久，皇室与藩王互相猜忌，为政不免严苛过当，故义庆以世路多艰，乃自求外镇，终身不复跨马，此正欲韬光养晦以求自保也。观此篇二十六则故事，则义庆中年心事，宛然可见。夫仁政惠治，人人所慕，惟缺陷世界，不易可得也。
文学第四
○此“孔门四科”最后一科也。孔门之“文学”，盖文献、典章及学术之谓。《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同书《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此两处“文章”略与“文学”同义，亦指文献、典章制度与学术，皆与今之所谓“纯文学”者不同。文学渐次自学术中独立，乃魏晋间事。曹丕《典论·论文》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文章”及陆机《文赋》所论之“文”，已与“孔门四科”之“文学”大不同，论者以魏晋为“文学自觉”之时代，良有以也。逮及刘宋文帝时，又立儒、玄、史、文四馆，此“文学”正式独立于学术之标志耳。《世说》正此一时代之产物，故《文学》一门，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大可注意。夫《世说》各门所记，均按时序依次排列，一般先后汉，次三国，再次西晋，复次东晋，次序井然。独《文学》一门为例外。该门前六十五则，照例以时为序，所记依次为经学、玄学、清谈及佛学，俨然一部“学术流变史”。而至第六十六则，忽又自曹植“七步诗”写起，直至篇末近四十则皆为诗、赋、文、笔，属今之所谓“纯文学”之类。此一体例之“突变”，明人王世懋谓之“一目中复分两目”，此正时代思潮之显影，文学独立之折射也。至于此门中人物故事，无不斐然可观，前半部好似“汉晋学案”，后半部则如“魏晋诗话”，欲窥中古学术文化之嬗变，领略彼时人物之文采风流，不可不读，亦不可不知也。
方正第五
○方正者，端方正直之谓也。《管子·形势解》云：“人主身行方正……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可知方正实为德行之具体显现，故而可以为楷则示范也。汉代选举官吏，遂以方正为一科，与贤良、文学、孝廉、茂才等同受擢拔，成为品鉴人物之一大科目。《世说》乃一“品人”之书，以《方正》缀于“孔门四科”后，足见其在人物品藻风气中深具影响。然通观此篇，可知魏晋之际，“方正”之内涵渐趋复杂，既有彰显儒家清操正节之旧意涵（如夏侯玄之拒钟会，陈泰之谏诛贾充），又有门阀制度下士族自矜门第之新风气（如王濛、刘惔不食小人所赠酒，王修龄不受陶范所馈米）。故方正之为方正，已非仅指群体公认之内在品性，而更扩展至于人己之间互相对待时之自我确认。此正魏晋士人标举自我、张扬个性之具体表现，所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也。故其人其事虽或有可商，其性其情则颇有可观，读者其详之！
雅量第六
○雅量，即恢弘之气度与过人之器量，乃魏晋名士心向神往之理想人格与生命境界。如谓方正乃处理人己关系之品格，雅量则为处理物我关系乃至天人关系之高标。简言之，雅量乃是一从容恒定之人格状态，即不以外在环境之变故，改变内在人格之稳定性。所谓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也。以一己之“不变”，以应外物之“万变”，雅量之为人格，犹置千钧之重于鸿毛之轻，又如“高高山上立，深深海底行”，其壮其美，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者焉。观《雅量》一门所记，皆魏晋名士面临各种变故时之卓绝表现，或白描直叙，或对比烘托，无不惊心动魄，溢彩流光。如嵇康临刑东市而神色不变，索琴而奏《广陵散》，人格何其伟岸！谢安大敌当前，闲敲棋子，气定神闲，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风度又是何等潇洒！至如羲之东床坦腹，以无待为达；顾和觅虱如故，以不求为高。凡此种种，正雅量人格妩媚迷人处。是方正、雅量之间，方正乃代表自己与人对话，雅量则代表人类与上帝对话；故《雅量》虽处《方正》后，价值反在其上也。
夙惠第十二
○夙惠，即早慧。古时最重家学与家教，故神童天才层出不穷。《礼记·大学》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又《颜氏家训·勉学篇》：“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同书《教子篇》云：“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可知古之家学家教，实儿童稚子启蒙之始基，成才之坦途也。此门所记早慧儿童故事七则，无不出于家学渊源之簪缨世家、书香门第。如陈元方兄弟窃听父辈论议，蒸饭作糜；司马绍日近长安之对，问同答异；韩康伯捉熨斗而知冷暖，旨在慰母；司马曜以昼动夜静言养生，不减乃父：无不娓娓可听，玲珑可喜。噫！何今日再无此夙惠神童也哉？窃谓究而论之，其因有三：家学崩解，坐失幼教之良机，一也；父母无识，专以快乐为能事，放弃教育之责任，二也；学校为官方所垄断，经典教育中断有年，教材低幼，难收启蒙祛蔽之效，三也。前引《颜氏家训·勉学篇》云：“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又古语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为人父母而不早施教者，真“贼夫人之子”也！
豪爽第十三
○豪爽者，豪迈俊爽之谓也。《世说》之门类设定，常两两相对，彼此呼应，如《识鉴》之于《赏誉》、《企羡》之于《品藻》、《捷悟》之于《夙惠》、《术解》之于《巧艺》、《任诞》之于《简傲》、《规箴》之于《自新》、《排调》之于《轻诋》、《纰漏》之于《尤悔》、《假谲》之于《馋险》、《俭啬》之于《汰侈》、《宠礼》之于《黜免》、《忿狷》之于《惑溺》，皆其例也。盖编者以为，人之才性品类，或如阴阳之交错，或如形影之相随，常有粗看混沌、细察可辨者在焉。即如《豪爽》一门，实可与《雅量》并观，其显隐张弛，外放内敛，皆人格类型之两极展现也。古语云：“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若谓《雅量》所关乃光风霁月之名士风流，则《豪爽》所标实为排山倒海之英雄本色。此门所记，如王敦、祖逖、桓温、桓玄之流，多为乱世豪雄，其情其性或失之粗鄙，其言其行则率真疏放，一任天然。唯剥落道德之成见，方得人性之妙赏、审美之愉悦，《大学》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其斯之谓欤！
容止第十四
○容止，容仪举止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有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做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孝经·圣治章》亦云：“容止可观，进退可度。”唐玄宗注：“容止，威仪也。”又《礼记·月令》：“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郑玄注：“容止，犹动静。”盖容止者，君子所必备之礼容威仪也。汉末以迄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大行其道，容止之内涵遂由尚礼容、重威仪向尚形貌、重风神转变，而形神之间，又以神为主，故有“神超形越”之谓也。《容止》一门单独立目，正欲彰显彼时风气之盛，人物之美。而其叙事写人，又多用对比烘托法（如夏侯玄之于毛曾、潘岳之于左思）、自然象喻法（如嵇康孤松玉山、嵇绍鹤立鸡群、王恭濯如春柳）、夸张传奇法（如卫玠因美竟被“看杀”、庾亮因美而得“不杀”），要在出奇制胜，令人过目难忘耳。俗语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读此篇若不齿颊生香、流连忘倦者，不足与言美之为美也矣！
惑溺第三十五
○惑溺，迷惑陷溺之意。《论语·颜渊》：“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告子曰：“食色，性也。”又《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陷溺于情欲而不能自拔，是为惑溺。故孟子云：“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魏晋之际，风云突变，唯才是举而轻德，风俗浇薄而重色。故干宝《晋纪·总论》云：“其妇女庄栉织紝，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辅佐君子者哉？”《世说·惑溺》一门，记载魏晋七则情爱故事，或直或婉，或褒或贬，皆有可观者。如荀粲思妻而殒，韩寿窃玉偷香，王戎夫妻私语，历来脍炙人口，诚为笔记佳品也。
仇隙第三十六
○仇隙，犹言仇恨、嫌隙。古有复仇之礼。《礼记·曲礼上》云：“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友之仇，不同国。”又《礼记·檀弓下》：“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席苫，枕干不仕，不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此盖言复仇亦须循礼制、有差等也。魏晋好奇任侠之风盛行，快意恩仇，睚眦必报，而况杀父夺兄之仇？故《世说·仇隙》一门，乃遍布陷阱机关、刀光剑影，可谓惊心动魄，险象环生。观孙秀怀恨潘岳，终于借刀杀人，知小人报仇，亦可期以十年。司马无忌本与王胡之为友，既明宿仇，仍可抽刀于转瞬，必欲诛之而后快；虽曰“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然此种快人，亦可谓千古如生也。又如《晋书·桓温传》载，温父桓彝为韩晃所害，泾县令江播亦预此谋。时温年仅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仇。值江播病卒，其子江彪兄弟三人守丧，温乃袖内藏兵，乔装以入，竟手刃江彪于丧庐，追杀二弟于歧路。温亦由此而为时人所称。俗语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又有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夫人性之中，本有此一往戾气，如岩浆之蕴深海，一朝破冰而出，又岂可仓促收拾？故视仇隙之局促，乃知雅量之为高。此门之设，不惟标志吾国文学复仇主题之独立，亦以竣成全书谋篇布局之蓝图，彰显作者体察人性之深衷也。
（刘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岳麓书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