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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华大学以远程教学站为载体，通过与地方政府的积极联系和沟通，逐步建立起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教育扶贫的校地合作模式，取得显著成效。本文通过对安徽长丰教学站的典型案例研究，探讨校地合作的具体机制，并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互联网 ”；教育扶贫；校地合作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3-0033-02
一、引言
“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作为由传统“输血式”救济扶贫转向现代“造血式”增能扶贫的标志，已被公认为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有力方式，也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模式[1]。而在“互联网 ”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便成为提升教育扶贫成效的必然选择。
高校集中着优质智力资源与丰富的技术资源，有能力也有责任充分参与进来。清华大学2003年启动教育扶贫项目，以设立在县乡的教学站作为载体，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教育资源输往贫困地区。截至2017年，已累计在全国建立了3696个远程教学站及二级站点，覆盖了553个国家级贫困县，接受培训者超过251万人次。
在教育扶贫中，清华大学及其各个教学站点始终重视与地方党政部门的联系与沟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构建起校地合作的有效机制。本文即以安徽长丰教学站为典型案例，对“互联网 教育扶贫”的校地合作模式进行探析。
二、“互联网 教育扶贫”校地合作机制构建
长丰县位于安徽省中部，由于先天资源不足、产业结构单一，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后来，长丰县确立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了迅猛发展，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两位数增长，不仅于2012年实现贫困县摘帽，更于2016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在从贫困县向百强县的华丽转身中，长丰教学站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2010年建站以来，教学站代表清华大学与长丰县相关部门密切联系，实现了校地之间的有效合作，并将之逐渐机制化、模式化。
1.党政部门在组织和人员上加强保障。教学站建设之时，清华大学即促成长丰县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教育的县委领导任组长，党校、扶贫办、教育局等负责人任小组成员，通过召开小组会议、视察指导工作等形式，部署和监督教学站的工作，并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以支持教学站的建设和发展。
为更好地运作教学站，高效开展教育扶贫项目，党校常务副校长亲自担任教学站站长，另一位副校长或校委委员担任副站长，协助分管，配备2位经过技术培训的党校教师专职负责教学站的日常事务。
2.高校与地方在技术和经费上共同提供支撑。教学站配备有电化教室、控制室等，充分利用清华大学无偿提供的设备和党校原有的相关设施，并由党校安排专款为教学站购买教学设备，优化硬件环境。教学站的工作人员也定期对教学设备和教室场地进行改造更新，对硬件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测试，及时发现并解决故障，实现了在同一网络上多种功能的共用，也保证了信号传输质量优良。
此外，在一些具体培训项目中，当地有关部门也积极予以资金上的支持。例如，2017年教学站与县教体局共同选派多位中小学教师前往清华大学参与实地面授培训，在清华大学免费提供食宿的基础上，教体局也承担了参训教师的往返交通费用。
3.教学站积极推介，广泛动员。教学站始终重视通过多种渠道加大教育扶贫项目的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了解与支持。教学站在每年年底收到清华大学来年的培训项目计划后，进行认真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拟订本站的培训计划，及时向党校校委上报，将其纳入党校的总体工作计划之中。同时，教学站也将干部培训计划及时汇报给县委组织部，将中小学师生培训计划及时向县教体局宣传推荐，积极争取配合。教学站也将其他适合的班次向县里有关单位充分推介，探索实行联合办班。
4.以干部培训为桥梁，强化校地合作。建站以来，长丰教学站每年都会在党校和县委组织部的支持和协调下，结合本县干部实际需要，举办一系列的干部能力建设培训，这些培训项目每年也都会被纳入本县干部培训工作的总体规划之中。如在2017年，长丰教学站成功落实开展了“县域干部依法行政和治理现代化”“城镇化与美好乡村”等多个专题远程培训班，使全县391名党政干部接受了远程学习，还由县委组织部审定选派了10位一线干部前往清华大学分别参与5个班次的面授培训。而在2017年6月，长丰教学站还通过清华教育扶贫办公室的牵线搭桥，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办公室系统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使相关干部亲身感受到来自高平台的高质量培训。
5.在其他培训项目中密切校地协调。除干部培训外，清华大学教育扶贫还有面向中小学教师、高考生、农民、乡镇医生等多个群体内容丰富的培训辅导项目。长丰教学站依据自身和地方实际，自主选择其中适合开展的项目，在相关工作中也与县有关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既能使项目顺利举行，有效提升参训人员的业务能力，也进一步深化了校地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当前的不足与建议
1.培训内容针对性与特色性有限，削弱培训效果。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项目大都面向全国范围，且主要以尚未脱贫的地区为对象，其所供给的培训内容难免会与已经实现脱贫“摘帽”的长丰县发展状况有所偏离，与本地参训的干部、教师等的真正需要不尽匹配。供需的不协调、地方特色性课程的缺失使得培训项目对参训学员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受到限制。
2.参训学员积极性与主动性不足，缺少激励手段。远程培训的新形式固然具有打破时空距离、降低学习成本等多重优势，然而实践中学员接受远程培训的自觉性并不强，即使在培训结束后感到有所收获，在事前却少有学员能够足够重视，许多学员主动参训的意识不强，学习观念存在偏差，甚至有人仅仅当成应付上级或单位安排走过场。而由于教学管理与前述培训内容上的不足，目前还未能充分形成有效的激励措施。
3.教学培训互动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后续支持乏力。教学站的人力与财力相对而言并不丰富，使其工作主要限于与有关党政部门联系，召集与组织学员后为之播放课程内容，缺乏相应的能力与资源完善课后考核、师生互动、学员交流、跟踪反馈等环节，加之远程培训项目多作为短期专题培训来执行，使得教学培训的长效机制未能形成，后续服务环节较薄弱，没有制定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开展培训之后的跟踪指导和帮扶工作，提供后续支持服务[2]。
4.校地之间的距离制约协调与沟通，影响合作深化。教学站终归只是高校在地方开展教育扶贫的载体和代表，然而清华大学与长丰县在空间上距离较远，难以长期派驻人员，这不仅使其对地方教学站日常工作的监控管理受到制約，也使其与地方部门的交流沟通受到阻碍，抑制了校地之间的及时协调与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而不利于培训项目的规划调整与相关机制的优化完善。
为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做到以下几点：（1）提升培训内容上供需双方的适配性，注重对培训对象切实需求的调研并以之为依据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增加适应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特色性内容；（2）地方部门与教学站协力加强宣传推介和舆论引导，并通过加大经费支持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参训者的经济成本，探索将培训学习纳入人事考核体系；（3）着力完善远程培训的互动交流与跟踪反馈环节，优化教学培训平台和设施，提升后续支持服务能力，并改进培训质量的评估管理机制[3]。
参考文献：
[1]钟慧笑.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J].中国民族教育，2016，（5）：22-24.
[2]毛汉硕.基于现代远程教育的智力扶贫模式创新研究[J].成人教育，2015，（10）：44-47.
[3]甘露莹，宋涵.远程开放教育视角下的校地合作办学新模式探究[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8，（2）：6-11.
关键词：“互联网 ”；教育扶贫；校地合作
中图分类号：G4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33-0033-02
一、引言
“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作为由传统“输血式”救济扶贫转向现代“造血式”增能扶贫的标志，已被公认为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有力方式，也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模式[1]。而在“互联网 ”战略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便成为提升教育扶贫成效的必然选择。
高校集中着优质智力资源与丰富的技术资源，有能力也有责任充分参与进来。清华大学2003年启动教育扶贫项目，以设立在县乡的教学站作为载体，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教育资源输往贫困地区。截至2017年，已累计在全国建立了3696个远程教学站及二级站点，覆盖了553个国家级贫困县，接受培训者超过251万人次。
在教育扶贫中，清华大学及其各个教学站点始终重视与地方党政部门的联系与沟通，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构建起校地合作的有效机制。本文即以安徽长丰教学站为典型案例，对“互联网 教育扶贫”的校地合作模式进行探析。
二、“互联网 教育扶贫”校地合作机制构建
长丰县位于安徽省中部，由于先天资源不足、产业结构单一，1994年被确定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后来，长丰县确立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了迅猛发展，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两位数增长，不仅于2012年实现贫困县摘帽，更于2016年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在从贫困县向百强县的华丽转身中，长丰教学站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2010年建站以来，教学站代表清华大学与长丰县相关部门密切联系，实现了校地之间的有效合作，并将之逐渐机制化、模式化。
1.党政部门在组织和人员上加强保障。教学站建设之时，清华大学即促成长丰县委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教育的县委领导任组长，党校、扶贫办、教育局等负责人任小组成员，通过召开小组会议、视察指导工作等形式，部署和监督教学站的工作，并协调组织各相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以支持教学站的建设和发展。
为更好地运作教学站，高效开展教育扶贫项目，党校常务副校长亲自担任教学站站长，另一位副校长或校委委员担任副站长，协助分管，配备2位经过技术培训的党校教师专职负责教学站的日常事务。
2.高校与地方在技术和经费上共同提供支撑。教学站配备有电化教室、控制室等，充分利用清华大学无偿提供的设备和党校原有的相关设施，并由党校安排专款为教学站购买教学设备，优化硬件环境。教学站的工作人员也定期对教学设备和教室场地进行改造更新，对硬件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测试，及时发现并解决故障，实现了在同一网络上多种功能的共用，也保证了信号传输质量优良。
此外，在一些具体培训项目中，当地有关部门也积极予以资金上的支持。例如，2017年教学站与县教体局共同选派多位中小学教师前往清华大学参与实地面授培训，在清华大学免费提供食宿的基础上，教体局也承担了参训教师的往返交通费用。
3.教学站积极推介，广泛动员。教学站始终重视通过多种渠道加大教育扶贫项目的宣传力度，积极争取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了解与支持。教学站在每年年底收到清华大学来年的培训项目计划后，进行认真研究，结合实际情况拟订本站的培训计划，及时向党校校委上报，将其纳入党校的总体工作计划之中。同时，教学站也将干部培训计划及时汇报给县委组织部，将中小学师生培训计划及时向县教体局宣传推荐，积极争取配合。教学站也将其他适合的班次向县里有关单位充分推介，探索实行联合办班。
4.以干部培训为桥梁，强化校地合作。建站以来，长丰教学站每年都会在党校和县委组织部的支持和协调下，结合本县干部实际需要，举办一系列的干部能力建设培训，这些培训项目每年也都会被纳入本县干部培训工作的总体规划之中。如在2017年，长丰教学站成功落实开展了“县域干部依法行政和治理现代化”“城镇化与美好乡村”等多个专题远程培训班，使全县391名党政干部接受了远程学习，还由县委组织部审定选派了10位一线干部前往清华大学分别参与5个班次的面授培训。而在2017年6月，长丰教学站还通过清华教育扶贫办公室的牵线搭桥，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办公室系统干部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使相关干部亲身感受到来自高平台的高质量培训。
5.在其他培训项目中密切校地协调。除干部培训外，清华大学教育扶贫还有面向中小学教师、高考生、农民、乡镇医生等多个群体内容丰富的培训辅导项目。长丰教学站依据自身和地方实际，自主选择其中适合开展的项目，在相关工作中也与县有关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既能使项目顺利举行，有效提升参训人员的业务能力，也进一步深化了校地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当前的不足与建议
1.培训内容针对性与特色性有限，削弱培训效果。清华大学的教育扶贫项目大都面向全国范围，且主要以尚未脱贫的地区为对象，其所供给的培训内容难免会与已经实现脱贫“摘帽”的长丰县发展状况有所偏离，与本地参训的干部、教师等的真正需要不尽匹配。供需的不协调、地方特色性课程的缺失使得培训项目对参训学员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受到限制。
2.参训学员积极性与主动性不足，缺少激励手段。远程培训的新形式固然具有打破时空距离、降低学习成本等多重优势，然而实践中学员接受远程培训的自觉性并不强，即使在培训结束后感到有所收获，在事前却少有学员能够足够重视，许多学员主动参训的意识不强，学习观念存在偏差，甚至有人仅仅当成应付上级或单位安排走过场。而由于教学管理与前述培训内容上的不足，目前还未能充分形成有效的激励措施。
3.教学培训互动与反馈机制不健全，后续支持乏力。教学站的人力与财力相对而言并不丰富，使其工作主要限于与有关党政部门联系，召集与组织学员后为之播放课程内容，缺乏相应的能力与资源完善课后考核、师生互动、学员交流、跟踪反馈等环节，加之远程培训项目多作为短期专题培训来执行，使得教学培训的长效机制未能形成，后续服务环节较薄弱，没有制定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开展培训之后的跟踪指导和帮扶工作，提供后续支持服务[2]。
4.校地之间的距离制约协调与沟通，影响合作深化。教学站终归只是高校在地方开展教育扶贫的载体和代表，然而清华大学与长丰县在空间上距离较远，难以长期派驻人员，这不仅使其对地方教学站日常工作的监控管理受到制約，也使其与地方部门的交流沟通受到阻碍，抑制了校地之间的及时协调与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而不利于培训项目的规划调整与相关机制的优化完善。
为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做到以下几点：（1）提升培训内容上供需双方的适配性，注重对培训对象切实需求的调研并以之为依据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增加适应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特色性内容；（2）地方部门与教学站协力加强宣传推介和舆论引导，并通过加大经费支持等方式进一步降低参训者的经济成本，探索将培训学习纳入人事考核体系；（3）着力完善远程培训的互动交流与跟踪反馈环节，优化教学培训平台和设施，提升后续支持服务能力，并改进培训质量的评估管理机制[3]。
参考文献：
[1]钟慧笑.教育扶贫是最有效最直接的精准扶贫——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J].中国民族教育，2016，（5）：22-24.
[2]毛汉硕.基于现代远程教育的智力扶贫模式创新研究[J].成人教育，2015，（10）：44-47.
[3]甘露莹，宋涵.远程开放教育视角下的校地合作办学新模式探究[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8，（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