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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心危机的阴霾下,即使各国政府的集体行动也难以挽狂澜于即倒,近期全球证券市场的持续下跌预示着全球经济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东西方俱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彻骨寒风。
如同美国的一场信贷危机就能导致世界金融大震荡一样,全球化的进程使危机的传导总是凌厉和出人意料,谁又会想到,北欧资本主义的表率国家冰岛也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沦为即将破产的国家呢?现今,中国应该立即着手,积极应对好三大迫在眉睫的风险。
对中国而言,资本市场实际上早已经走出了一波独立于世界的下跌行情,而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幸的迭加更让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悲情情绪渐浓,即使在全球金融市场由于各国联手救市而大幅反弹的时候,中国股市仍然是单边下跌,这甚至比欧美最近股市的狂跌更让人不知所措。利率调整等措施已经难以从根本上提振股市的信心,而海外市场的每次剧烈波动总是能在国内找到不折不扣的镜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股市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因此,在全球股灾之际,必须拿出切实的提振证券市场信心的举措,设立证券市场平准基金和禁止大小非的减持都应该及时提上议事日程,认识到现在是中国经济的非常时期,稳定资产价格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方面。
相比于已经显性化的外需下降,中国经济的另一重现实的风险来自于可能的外资撤离。9月的FDI在8月70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至66.4亿美元,这是今年6月份以来的第3个月连续下滑。外资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投资意愿的迹象已经若隐若现。而据我们对一些外资企业的调研,由于财务上的困境,很多外资企业正在放慢对新兴市场投资的步伐,这其中包括大型的跨国公司和一些中小企业。我们预期,从今年末开始,中国将会日益感受到外资投资下降的冲击。一些承诺投资而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经历了多年的“外资红利”后,中国的引进外资工程即将遇到困境。对此,决策层应该及时拿出对策,在财政政策上适时、适度地做出相应安排,从而防范外资撤离对部分区域经济造成的波动。
中国经济的第三重现实风险来自于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不能全部归咎于监管体制的松散,但此次危机必然引发全球大规模的监管体制改革。美国在前几个月就颁布了新的金融监管思路以适应市场变化。欧洲在经历过此次危机后,构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顺理成章。在全球金融体系监管体系激烈变革的当口,中国是惧怕于美欧金融危机在国内重演,给现时已经过度监管的金融体系再套上一些不必要的枷锁,还是顺应世界经济大势,积极借鉴国际金融监管得失,合理确定金融监管边界,及时制定未来能和世界金融体系调整匹配的监管体系?是继续延续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还是政府应适当转换自身角色,从而更好地实现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战略升级?如何敏锐而正确地选择成为考验金融决策当局的紧迫难题。
如同美国的一场信贷危机就能导致世界金融大震荡一样,全球化的进程使危机的传导总是凌厉和出人意料,谁又会想到,北欧资本主义的表率国家冰岛也会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沦为即将破产的国家呢?现今,中国应该立即着手,积极应对好三大迫在眉睫的风险。
对中国而言,资本市场实际上早已经走出了一波独立于世界的下跌行情,而与全球金融危机不幸的迭加更让中国的资本市场的悲情情绪渐浓,即使在全球金融市场由于各国联手救市而大幅反弹的时候,中国股市仍然是单边下跌,这甚至比欧美最近股市的狂跌更让人不知所措。利率调整等措施已经难以从根本上提振股市的信心,而海外市场的每次剧烈波动总是能在国内找到不折不扣的镜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股市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因此,在全球股灾之际,必须拿出切实的提振证券市场信心的举措,设立证券市场平准基金和禁止大小非的减持都应该及时提上议事日程,认识到现在是中国经济的非常时期,稳定资产价格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方面。
相比于已经显性化的外需下降,中国经济的另一重现实的风险来自于可能的外资撤离。9月的FDI在8月70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下降至66.4亿美元,这是今年6月份以来的第3个月连续下滑。外资由于金融危机影响投资意愿的迹象已经若隐若现。而据我们对一些外资企业的调研,由于财务上的困境,很多外资企业正在放慢对新兴市场投资的步伐,这其中包括大型的跨国公司和一些中小企业。我们预期,从今年末开始,中国将会日益感受到外资投资下降的冲击。一些承诺投资而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也会发生。在经历了多年的“外资红利”后,中国的引进外资工程即将遇到困境。对此,决策层应该及时拿出对策,在财政政策上适时、适度地做出相应安排,从而防范外资撤离对部分区域经济造成的波动。
中国经济的第三重现实风险来自于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不能全部归咎于监管体制的松散,但此次危机必然引发全球大规模的监管体制改革。美国在前几个月就颁布了新的金融监管思路以适应市场变化。欧洲在经历过此次危机后,构建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顺理成章。在全球金融体系监管体系激烈变革的当口,中国是惧怕于美欧金融危机在国内重演,给现时已经过度监管的金融体系再套上一些不必要的枷锁,还是顺应世界经济大势,积极借鉴国际金融监管得失,合理确定金融监管边界,及时制定未来能和世界金融体系调整匹配的监管体系?是继续延续政府主导型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还是政府应适当转换自身角色,从而更好地实现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战略升级?如何敏锐而正确地选择成为考验金融决策当局的紧迫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