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尖端”技术还是“适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当前的资本禀赋
　　
　　与产能过剩相比,外界更为关心的是,中国将如何选择适宜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行业不是简单的7个大行业。”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記者,“如果只是说一说,那我们可以讲大概念,说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能源,是节能环保,是电动汽车,是新医药。但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要落实到细分行业的具体类别,甚至具体产品上。”
　　在《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讲话中,温家宝总理指出, “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一定要是领先的,至少也是前沿的,平行的,与国际先进技术之间必然是竞争关系。” 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陈志认为,虽然即使在国际合作中,中国看似有很大规模,但分拆研究后会发现,核心技术领域和价值高端都被别人控制,“所以这个阶段产值不是最重要的,前沿制高点的技术和产品所追逐的不是规模,而是提高增加值能力。”
　　也有不少专家指出,技术的选择并非一定要“尖端”,而是要“适宜”。
　　“一旦政府决定推动该行业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良性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实现。”林毅夫曾在《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分析说,国家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拥有属于自己国家的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企业和产业,但“赶超”往往创造出一批在竞争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国家只好抑制市场的作用,给予这些企业直接、间接的保护补贴,导致寻租、低效率等问题丛生,最终难以完成跳跃式经济发展,“更好的方式还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经济的比较优势。”
　　一个失败的案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时,日本面临与中国同样的产业升级压力——需要利用新技术来克服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增长的约束,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通产省为抢夺世界标准主导权,坚持使用自有标准,结果令日本“闭关锁国”,在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上偏离了世界主流,失去宝贵的战略机遇。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卢锋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阶段,对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会有不同的定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需要考虑中国的当前国情与产业禀赋。“相对30年前,中国的国民收入已经差别很大,从人均300美元增长到了3000美元,但约束因素还在,我们不能按照人均3万美元的标准去发展。”
　　陈志也表示,在产业环节,中国的投资能力还无法和欧美比。以生物医药为例,跨国公司投资一个科研项目就要10亿,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上10亿规模的都少。
　　“为什么不在80年代搞大飞机,因为当时即使中国将有限的资源和财力都投入进去,也没有成熟的技术积累,没有上下游的产业基础,更缺少市场的支持。”卢锋说,“现在中国可以做大飞机项目,就是因为技术和产业基础提升了,而且全世界最大的购买市场也在中国,产业有市场支持。”
　　“要寻找适合中国的技术,比如高速铁路。”卢锋认为,虽然高铁在其他国家屡屡失败,并不受重视,但更多是缺乏市场。而中国幅员辽阔,有大量的市场空间,可以在10倍、20倍规模的使用过程中降低成本,并由此建立自己的标准。“因为有市场,我们可以做得更成熟,当高速铁路在中国运营成熟,就可以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技术向其他国家输出,而中国也会占据其标准优势。”
　　“这比直接与其他国家的标准正面角力更容易成功。”卢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