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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在不同学科中体现出不同的研究特色。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要发挥其指导性作用，亟须了解其他学科国家治理研究的内容和特点，以形成学科对话。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CSSCI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走向三个方面，比较2013年至2018年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大学科中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提供思想上的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多学科比较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1-0046-09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治理的13个制度优势，并强调要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时隔6年之后，中共中央再次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题绘制中国未来近五十年的改革蓝图，确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是中国改革中的长期议题。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理论意义日益凸显，研究热度和数量日益增长。但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尚未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在不同学科中的理论旨趣、研究方法和发展趋势各有特色。
从图1可见，目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的是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7328篇）、政治学（4366篇）和中国共产党（1679篇）等理论领域。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国家治理的研究出现了“井喷”现象，截至2018年9月发表逾230篇以“国家治理”为题的CSSCI学术论文。治理理論能够在中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市场经济深化改革后的制度改革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体现了社会对民主的诉求和政府对秩序的诉求。但治理的概念和理论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导致不同学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出现“自说自话”的现象，需要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
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发挥导向和领航作用，需要掌握各学科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核心，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提供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CSSCI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走向三个方面，分析比较2013—2018年国家治理研究在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大领域的特点，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1。
一、政治学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政治学从2000年已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家治理”2，在时间起点上早于其他三个学科。经过分析3，可以看出该领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研究内容上，一方面，运用政治学经典理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体系。王绍光认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能力可以分为专断性国家能力和基础性国家能力，后者包括强制、汲取、濡化、统领、再分配等八种能力，是国家治理的基础。[1]王浦劬认为，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分权和社会自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需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治理理论的精华，将政治统治和科学民主管理有机结合起来[2]。另一方面，引介国外治理实践，分析中国可资借鉴之处。柴尚金概述了拉美地区14个国家的左翼政党通过设立社区委员会、政府圆桌会议、行业委员会等方式来促进民主治理的基本情况，其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的举措，可供中国国家治理借鉴。[3]可见，政治学研究主要从政治理论、政治实践两个层面讨论国家治理。
其次，研究方法上，一类研究由公司治理、市场治理等推导出国家治理，比如，包刚升认为，国家治理源于公司治理，在其结构中，委托人是公民或公民共同体，代理人是实际履行统治与服务职能的政治家和官员，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设计一组激励相容的合约，来确保政治家和官员要基于公民共同体的利益行事[4]。俞可平认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5]。另一类研究试图为国家治理确立评价体系，比如世界银行、OEC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提出了治理的评估指标（WG），俞可平提出国家治理的六项评价标准，包括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6]，何增科[7]等也进行了一些补充，为构建中国国家治理评价体系做了铺垫。这种研究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因此，政治学国家治理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从经验分析入手，从公司、市场、政府的治理建构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二是从价值理念的规范分析入手，以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和评价标准。
最后，研究走向上，从图3可见，2013年政治学研究位列第1、第2位的关键词中包括“国家与社会”“国家认同”“国家治理”“发展型国家”“国家能力”，位列第3—5位的关键词中包括“全球化”“北美洲”“美国”“自由主义”，可见2013年国家治理研究的重点是国家治理和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研究倾向延续至2014年，2014年位列前两位的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治理绩效”，均来自西方政治学。而位列第3—4位的关键词“社会治理”“公民社会”，位列第6的“协商民主”，均表明“社会治理”开始进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另外，2016年位列第6的“政治参与”和2018年位列第1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表明社会治理的研究开始深入到民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层面。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是“中国道路”“治理术”，第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7是“习近平”，以及2016年位列第4的“国家自主性”，其中“术”与“道”、“法”均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国家治理研究对中国本土理论资源和话语权的重视。 二、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的国家治理研究论文，在四个学科中数量最多1，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研究内容上，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中有三类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研究：一类研究围绕“运动式治理”展开。周雪光认为，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存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整顿现象，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寻找新的治理模式。[8]曹龙虎认为，运动式治理具有一定效果，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因而“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9]另一类研究强调对“制度”的分析。燕继荣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制度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包括具体制度、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制度建设的任务在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10]。另外，还有一类研究强调在“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讨论国家治理的改革。王芳等认为，大数据既是国家治理的环境和工具，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目前我国政府利用大数据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运用现代化的治理思想，通过依法治理、民主协商、风险评估等手段加以解决。[11]可见，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注重从学科特点、国家制度和时代特点分析国家治理。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侧重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国家治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型研究，以数据、图表作为论证和分析的依据，例如薛澜通过引用OECD对公务员的收入、人数和职级分布等统计数据，说明中国治理改革的困境在于政府运行不良。[12]另一类研究近年逐渐增多，例如，李锋以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2006—2015年省市级民众的网络表达，发现民众的主要诉求是改善居住条件和增进社会公平正义[13];还有刘永深等通过访谈调查A市城管综合执法情况，表明通过强调行政绩效、回应性和树立治理的道德权威，可有效应对市场化改革下的社会碎片化问题[14]。可见，主流的实证方法正在从传统的数据引用，逐渐转为数据统计分析和田野调查。
最后，研究走向上，从图5可见，2013年的关键词包括“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等，围绕“国家”和“治理能力”展开。2014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关键词，包括“路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体系”“运动式治理”“大数据”“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等，体现出对治理体系和中国独特治理路径的关注，也是四个学科中最早开始关注大数据研究的。同时，2018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位列第3的包括“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和价值理念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另外，2015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包括“法治现代化”，第3的是“政府职能”“电子政务”“互联网+”，第5的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可见社会治理和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关注点之一。因此，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在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国家治理研究逐渐增多。
三、党史党建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之一是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党史党建是国家治理研究中数量位居第三的领域1，可总结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始终居于首位。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重大发展。罗平汉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个现代化”的演进轨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把政治概念与现代化一起使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发展[15]。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需要加强党的理论信仰水平。何海兵等认为，党要掌握的看家本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包含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和实现的信心，二者互相支撑、一体两面、不可分割[16]。同时，2017年党章修改后强调制度治党的贯穿作用2，使监察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广泛关注。高新民认为，政党是否先进，也表现为国家治理水平、廉政建设水平的高低，因此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蕴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17]王永贵等认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引领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18]另外，党的全面领导和工作要靠党的组织去实现，基层党组织则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环节。郑权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执政的基础，也是引领治理创新、保证基层治理的长远和根本之策[19]。可见，黨史党建主要围绕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组织保障三个方面展开国家治理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实证分析的研究逐渐增多。在选取的249篇文献中，共有14篇论文使用了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各1篇，2014年2篇，2017年3篇，到2018年达到6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以介绍某国某地的情况为主，周敬青介绍了埃及等国家因腐败导致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扭曲、执政能力低下、执政党和政权变质，最终使国家陷入衰败的实例[20]，这种方法可归纳为介绍典型实例。另一类研究借助数据加以分析，李蓉蓉选取了对山西各地150名乡镇干部进行访谈和调研，通过建立模型，发现山西干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21]。这种方法可归纳为数据分析法。
最后，研究走向上，在图7中，2013年“治理能力”是位列第5的关键词，可见当时国家治理研究在党史党建中受到的关注还不多。从2014年起，除“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等各学科均关注的问题，还出现了“十八大”“党内法规”“党的建设”“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等特色研究。这一特点在2015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位列第4），2017年的“中央八项规定”（位列第1），2018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位列第2）等，均有所体现。可见，党史党建的国家治理研究政治性更强，与国家重大会议和重要政策联系紧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社会治理”是位列第6的关键词，2015年“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则位列第1，2016年“基层党组织”位列第1，2017年位列第3的是“善治”。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1的重要指示。另外，2014年“制度改革”位居第4，2015年“党的建设制度”位居第3，2016年“制度治党”位居第2，2018年“体制改革”位居第1，表明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制度治党的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国家治理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迅速。1该领域的国家治理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分析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现状分析型，包括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22]、依法治国[23]、人民民主专政[24]、党的领导[25]、群众路线[26]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二，论述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如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型[27]。其三，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分析国家治理的理论挖掘型。第三类研究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主要有三个研究进路：
第一，运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来分析国家治理。刘军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国家治理是从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发展、从政治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过程，最终将消灭国家，走向社会的自我治理[28]。第二，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国家治理。鲁品越指出，国家本应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恢复了国家的应然状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29]。第三，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分析国家治理。石云霞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深入理解社会共同体思想，对推进全球治理有重要意义。[30]还有研究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31]、人学思想[32]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3]等，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资借鉴之处。这体现了学者们试图突破西方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但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本分析、理论概述为主，很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本研究分析文献中，仅有2篇论文采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一篇为薄谊萍通过分析北京市西城区的党的群众路线活动，认为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关联性和耦合性，都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参与作用和能动作用[34]。另一篇为周建鹏等通过对治疆维稳重大战略部署“访惠聚”进行研究，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和群众观，表明“访惠聚”对构建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治理网络、推动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果[35]。从现有的2篇实证研究来看，研究方法均为基本的数据整理和比较，与其他学科的实证分析方法相比，较为简单。
最后，从研究走向上，从图9可见，2013年的关键词包括“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其研究围绕“党”和“国家”展开。2014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社会治理”，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则位列第5。2015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是“社会资本”，结合2016年的关键词“社会有机体”，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研究，从2014年开始关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已将“社会”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同时，2014年位列第2的关键词“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位列第3的关键词“价值”“德治”、第4的“文化软实力”，均表明国家治理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挖掘不断深入。另外，2015年位列第2的关键词“创新”、2016年位列第1的“大数据”，以及2018年位列第1的“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体现了国家治理研究与国家政策和时代发展的正相关性。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比较分析与未来展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系统性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要发挥国家治理研究思想资源和智慧支持的作用，需要多学科研究的支撑。从上述分析可见，国家治理研究在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党史党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四大领域中，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
共同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均体现了侧重点从国家治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趋势，2013年国家治理研究发展最迅速时，四大领域关注的重点均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等以“国家”为核心的话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领域均开始关注“社会治理”。二是从引介国外理论和实践逐渐转为挖掘中国独特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在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领域。治理理论进入中国学者视野时，国内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以引介西方治理理论为主。随着学术自主意识的增强，学者开始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文化，挖掘独特的中国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馬克思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也开始着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挖掘新思想。三是研究内容均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主题。国家治理在“大数据”“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的特点，在四大学科领域均受到较多关注。
其不同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在本学科的话语体系内进行，各领域国家治理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科特点，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关注不多，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和交流不多，基本停留在“自说自话”。二是研究内容各有特色，比如，党史党建对反腐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邓小平、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三是研究方法上差别较大，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较注重实证研究，运用信息技术对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支撑理论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多偏重纯理论分析，很少使用实证方法，且方法较初级。
可见，相对于其他三个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起步最晚，发展较快，研究方法较单一，研究数量的增减与中央政策的变动有较大正相关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36]。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37]（P12）。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需要能够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深度挖掘和理论创新有待提升，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支撑力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起到引领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未来的国家治理研究中，需要从两方面加强：一方面，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国家治理能力、执政方式等内容加深研究，能够与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进行理论对话;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对实证方法的运用，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运用实例或数据论证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助于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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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发挥导向和领航作用，需要掌握各学科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核心，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提供思想和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CSSCI学术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走向三个方面，分析比较2013—2018年国家治理研究在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党史党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四大领域的特点，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源1。
一、政治学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政治学从2000年已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家治理”2，在时间起点上早于其他三个学科。经过分析3，可以看出该领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研究内容上，一方面，运用政治学经典理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体系。王绍光认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能力可以分为专断性国家能力和基础性国家能力，后者包括强制、汲取、濡化、统领、再分配等八种能力，是国家治理的基础。[1]王浦劬认为，西方治理理论强调政府分权和社会自治，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需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治理理论的精华，将政治统治和科学民主管理有机结合起来[2]。另一方面，引介国外治理实践，分析中国可资借鉴之处。柴尚金概述了拉美地区14个国家的左翼政党通过设立社区委员会、政府圆桌会议、行业委员会等方式来促进民主治理的基本情况，其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的举措，可供中国国家治理借鉴。[3]可见，政治学研究主要从政治理论、政治实践两个层面讨论国家治理。
其次，研究方法上，一类研究由公司治理、市场治理等推导出国家治理，比如，包刚升认为，国家治理源于公司治理，在其结构中，委托人是公民或公民共同体，代理人是实际履行统治与服务职能的政治家和官员，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设计一组激励相容的合约，来确保政治家和官员要基于公民共同体的利益行事[4]。俞可平认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5]。另一类研究试图为国家治理确立评价体系，比如世界银行、OECD、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国际组织提出了治理的评估指标（WG），俞可平提出国家治理的六项评价标准，包括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有效[6]，何增科[7]等也进行了一些补充，为构建中国国家治理评价体系做了铺垫。这种研究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因此，政治学国家治理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从经验分析入手，从公司、市场、政府的治理建构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二是从价值理念的规范分析入手，以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和评价标准。
最后，研究走向上，从图3可见，2013年政治学研究位列第1、第2位的关键词中包括“国家与社会”“国家认同”“国家治理”“发展型国家”“国家能力”，位列第3—5位的关键词中包括“全球化”“北美洲”“美国”“自由主义”，可见2013年国家治理研究的重点是国家治理和西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研究倾向延续至2014年，2014年位列前两位的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治理绩效”，均来自西方政治学。而位列第3—4位的关键词“社会治理”“公民社会”，位列第6的“协商民主”，均表明“社会治理”开始进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另外，2016年位列第6的“政治参与”和2018年位列第1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均表明社会治理的研究开始深入到民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层面。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是“中国道路”“治理术”，第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7是“习近平”，以及2016年位列第4的“国家自主性”，其中“术”与“道”、“法”均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了国家治理研究对中国本土理论资源和话语权的重视。 二、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的国家治理研究论文，在四个学科中数量最多1，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研究内容上，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中有三类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研究：一类研究围绕“运动式治理”展开。周雪光认为，当代中国60年的政治历程中，存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整顿现象，实现有效治理需要寻找新的治理模式。[8]曹龙虎认为，运动式治理具有一定效果，但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相悖，因而“范式转换”具有突出的必要性。[9]另一类研究强调对“制度”的分析。燕继荣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制度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包括具体制度、基本制度和基础制度，制度建设的任务在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10]。另外，还有一类研究强调在“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讨论国家治理的改革。王芳等认为，大数据既是国家治理的环境和工具，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目前我国政府利用大数据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运用现代化的治理思想，通过依法治理、民主协商、风险评估等手段加以解决。[11]可见，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注重从学科特点、国家制度和时代特点分析国家治理。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侧重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国家治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传统型研究，以数据、图表作为论证和分析的依据，例如薛澜通过引用OECD对公务员的收入、人数和职级分布等统计数据，说明中国治理改革的困境在于政府运行不良。[12]另一类研究近年逐渐增多，例如，李锋以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2006—2015年省市级民众的网络表达，发现民众的主要诉求是改善居住条件和增进社会公平正义[13];还有刘永深等通过访谈调查A市城管综合执法情况，表明通过强调行政绩效、回应性和树立治理的道德权威，可有效应对市场化改革下的社会碎片化问题[14]。可见，主流的实证方法正在从传统的数据引用，逐渐转为数据统计分析和田野调查。
最后，研究走向上，从图5可见，2013年的关键词包括“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等，围绕“国家”和“治理能力”展开。2014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关键词，包括“路径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治理体系”“治理体系”“运动式治理”“大数据”“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等，体现出对治理体系和中国独特治理路径的关注，也是四个学科中最早开始关注大数据研究的。同时，2018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位列第3的包括“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独特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和价值理念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另外，2015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包括“法治现代化”，第3的是“政府职能”“电子政务”“互联网+”，第5的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可见社会治理和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转变也是关注点之一。因此，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在不断地深入和拓展，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国家治理研究逐渐增多。
三、党史党建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之一是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党史党建是国家治理研究中数量位居第三的领域1，可总结为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思想理论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始终居于首位。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重大发展。罗平汉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经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个现代化”的演进轨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把政治概念与现代化一起使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思想的重大发展[15]。另一方面，在国家治理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需要加强党的理论信仰水平。何海兵等认为，党要掌握的看家本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包含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和实现的信心，二者互相支撑、一体两面、不可分割[16]。同时，2017年党章修改后强调制度治党的贯穿作用2，使监察制度和民主制度受到广泛关注。高新民认为，政党是否先进，也表现为国家治理水平、廉政建设水平的高低，因此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蕴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17]王永贵等认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引领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18]另外，党的全面领导和工作要靠党的组织去实现，基层党组织则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环节。郑权认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党执政的基础，也是引领治理创新、保证基层治理的长远和根本之策[19]。可见，黨史党建主要围绕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和组织保障三个方面展开国家治理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实证分析的研究逐渐增多。在选取的249篇文献中，共有14篇论文使用了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2013年、2015年和2016年各1篇，2014年2篇，2017年3篇，到2018年达到6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以介绍某国某地的情况为主，周敬青介绍了埃及等国家因腐败导致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扭曲、执政能力低下、执政党和政权变质，最终使国家陷入衰败的实例[20]，这种方法可归纳为介绍典型实例。另一类研究借助数据加以分析，李蓉蓉选取了对山西各地150名乡镇干部进行访谈和调研，通过建立模型，发现山西干部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21]。这种方法可归纳为数据分析法。
最后，研究走向上，在图7中，2013年“治理能力”是位列第5的关键词，可见当时国家治理研究在党史党建中受到的关注还不多。从2014年起，除“治理体系”“国家治理”等各学科均关注的问题，还出现了“十八大”“党内法规”“党的建设”“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等特色研究。这一特点在2015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位列第4），2017年的“中央八项规定”（位列第1），2018年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位列第2）等，均有所体现。可见，党史党建的国家治理研究政治性更强，与国家重大会议和重要政策联系紧密。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社会治理”是位列第6的关键词，2015年“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则位列第1，2016年“基层党组织”位列第1，2017年位列第3的是“善治”。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1的重要指示。另外，2014年“制度改革”位居第4，2015年“党的建设制度”位居第3，2016年“制度治党”位居第2，2018年“体制改革”位居第1，表明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制度治党的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国家治理研究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国家治理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迅速。1该领域的国家治理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从研究内容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为主，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其一，分析国家治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现状分析型，包括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22]、依法治国[23]、人民民主专政[24]、党的领导[25]、群众路线[26]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其二，论述在中国国情背景下，如何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策建议型[27]。其三，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分析国家治理的理论挖掘型。第三类研究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主要有三个研究进路：
第一，运用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来分析国家治理。刘军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国家治理是从一元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发展、从政治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过程，最终将消灭国家，走向社会的自我治理[28]。第二，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分析国家治理。鲁品越指出，国家本应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代表统治阶级利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恢复了国家的应然状态，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建立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29]。第三，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分析国家治理。石云霞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深入理解社会共同体思想，对推进全球治理有重要意义。[30]还有研究从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31]、人学思想[32]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3]等，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可资借鉴之处。这体现了学者们试图突破西方治理理论的研究框架，构建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但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框架。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主要以文本分析、理论概述为主，很少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本研究分析文献中，仅有2篇论文采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一篇为薄谊萍通过分析北京市西城区的党的群众路线活动，认为党的群众路线与创新社会治理具有关联性和耦合性，都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参与作用和能动作用[34]。另一篇为周建鹏等通过对治疆维稳重大战略部署“访惠聚”进行研究，结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识论和群众观，表明“访惠聚”对构建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治理网络、推动新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果[35]。从现有的2篇实证研究来看，研究方法均为基本的数据整理和比较，与其他学科的实证分析方法相比，较为简单。
最后，从研究走向上，从图9可见，2013年的关键词包括“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其研究围绕“党”和“国家”展开。2014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社会治理”，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则位列第5。2015年位列第1的关键词是“社会资本”，结合2016年的关键词“社会有机体”，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研究，从2014年开始关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改革，已将“社会”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同时，2014年位列第2的关键词“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5年位列第3的关键词“价值”“德治”、第4的“文化软实力”，均表明国家治理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资源的挖掘不断深入。另外，2015年位列第2的关键词“创新”、2016年位列第1的“大数据”，以及2018年位列第1的“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体现了国家治理研究与国家政策和时代发展的正相关性。
五、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比较分析与未来展望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系统性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多个领域。要发挥国家治理研究思想资源和智慧支持的作用，需要多学科研究的支撑。从上述分析可见，国家治理研究在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党史党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四大领域中，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
共同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均体现了侧重点从国家治理转向社会治理的趋势，2013年国家治理研究发展最迅速时，四大领域关注的重点均包括“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等以“国家”为核心的话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领域均开始关注“社会治理”。二是从引介国外理论和实践逐渐转为挖掘中国独特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在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领域。治理理论进入中国学者视野时，国内政治学、行政学研究以引介西方治理理论为主。随着学术自主意识的增强，学者开始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文化，挖掘独特的中国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如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馬克思主义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研究也开始着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挖掘新思想。三是研究内容均紧跟时代步伐，体现时代主题。国家治理在“大数据”“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的特点，在四大学科领域均受到较多关注。
其不同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分析和研究在本学科的话语体系内进行，各领域国家治理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科特点，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关注不多，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和交流不多，基本停留在“自说自话”。二是研究内容各有特色，比如，党史党建对反腐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邓小平、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三是研究方法上差别较大，政治学、行政学及行政管理学较注重实证研究，运用信息技术对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支撑理论研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多偏重纯理论分析，很少使用实证方法，且方法较初级。
可见，相对于其他三个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起步最晚，发展较快，研究方法较单一，研究数量的增减与中央政策的变动有较大正相关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36]。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37]（P12）。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需要能够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共同体理论的深度挖掘和理论创新有待提升，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支撑力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未起到引领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未来的国家治理研究中，需要从两方面加强：一方面，研究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国家治理能力、执政方式等内容加深研究，能够与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进行理论对话;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加强对实证方法的运用，提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度，运用实例或数据论证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助于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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