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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加冷水，一大一小两双脚在脚盆边缘试探，左右脚沾点水互相摩挲，蒸汽裹着一老一少。当脚完全入水后，他会点支“游泳”或“星火”，满足地吸着。这时外公就开讲了
外公全名唐棣华，出自《诗经》“何彼(衤农)(音浓)矣，唐棣之华!”带着华丽的名字，民国13年出生，却做了一辈子泥水匠，公历1994年辞世。“一个热闹人走了”，大家这样评价。
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公睡，冷天互相暖脚，热天借着比蜡烛亮不了多少的灯泡一起打蚊子，度过了亲情隐约的14年。外公火气大，脾气大，天气寒冷的话，他要用开水泡脚“降火”，我就陪他一起泡。不加冷水，一大一小两双脚在脚盆边缘试探，左右脚沾点水互相摩挲，蒸汽裹着一老一少。当脚完全入水后，他会点支“游泳”或“星火”，满足地吸着。这时外公就开讲了，我四五岁，他跟我讲“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六七岁，他讲孔融年幼能让梨；八九岁，他讲中国人要懂二十四节气；我十一二岁时，他说了句让我后来回想起来大吃一惊的话：“君子远庖厨”。
这种类似梦境的场景下，外公曾语焉不详地跟我提及过家史：他父亲曾是富甲一方的乡绅，对长工很好，1950年作为恶霸枪毙于西门河滩；我美丽的外婆病死于1960年；我没见过面的舅舅发疟疾掉在水塘淹死；我姨——我妈的妹妹，营养不良，在一场风寒中被夺走小性命。像中了大彩一样，外公全赶上了。“只剩下了你妈”，外公吐出一口烟。外公未再续弦，从39岁到死。自然而然，他脾气大，嗓门大，全家准也不敢惹他。我爸曾和他争执两次，他以扇自己耳光的自虐方式取得完全的胜利。
外公是个手巧的人。他是横跨两县的有名泥水匠。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那儿的小城镇兴起搭钢精灶的风气，他几乎每天赶场，自豪地带几个小工，到别人家去搭钢精灶，“唐师傅搭的钢精灶发火，不要几多柴”，口口相传，是最具公信力的广告。外公每天可以收获单价5毛以上的纸烟一盒，外加6块钱的工钱。当主人贡献上肉片汤，或者小工被他严厉训斥的时候，无疑，他是快乐的。
过年的时候要玩灯，外公为我们3个小孩各扎一只灯。先用竹篾搭个架子，锯上一截小树板，钻上孔做轱辘；再蒙皮纸，画上几个图案后，还要在里面插支蜡烛。3个小孩可以各自拉扯着“兔子”、“猪”、“鸭子”，在小伙伴的艳羡中顾盼自雄。3月份的时候，自然要扎风筝。享用完过年还留下的米酒鸡蛋，举着还有湿浆糊印的风筝，在伙伴们的簇拥下，小小的身影，在大别山南麓的风里，像在进行一件大事。
我们的家教来自于这个倔老头儿多于来自我们的父母。我还记得我妈30岁生日当晚，15瓦的灯泡下，外公在搅和着肉汤，严肃地对我们3个人说“长大了要记得称肉给你们的妈吃”，为了肉汤尽早到口，我们不停地点头，“特别是你。”他用锅铲指一下我的头。在享受着与粗茶淡饭相配套的似有若无的亲情之时，外公跟我爸妈强调，不要让老大干家务，他是有出息的，古书上说，君子要远庖厨。他认为我有出息，除了我一向争气的成绩单外，另一个理由是“不作声不作气，回来就看书”。他喜欢“甩袖子”的才子佳人戏，估计他已经把我当做了戏中眼下尚在吃苦，势必金榜题名的相公。
外公是方圆几里地唯一自费订阅《参考消息》的人。他的一位黄姓挚友，曾参加过李宗仁的部队，是他讨论大事的听众和辩论对手，辩论的结果是双方相互摇头，不服气地离开，同时为下次论战伏笔。泥水匠的论据基本上来自于《参考消息》或美国之音，对手则有从军经验，他们讨论的话题基本上是政治局才能定的，黄爹逼急了会说：“你又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晓得?”外公的回答是禅宗式的：“这些事，想都想得到。”他说报纸上的好多东西都是骗人的，因此，收听美国之音是他的重要信息来源，妈妈作为党员反对过几次，“声音大得连公安局的都听得见”，他收敛了不少，把音量调得只能自己听，或者干脆把耳朵贴在喇叭上。这个泥水匠，不知哪里来的心眼，凭经验和直觉观察大事，竟然慢慢获得了自己的见识。
外公自称“换个时代，是做大事的人”。他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多年提砖握刀而笔锋不改，我们那儿公共厕所墙上至今留着他的“男”“女”二字手迹，宋体，大气端庄。他自认为与众不同，只是运命不济才操此业；他能做一手好菜，这与他反复强调的君子风范相违；诸多议论时政的话一一兑现——如果健在的话，这能增加他多少怀才不遇的骄傲啊。
每年清明节给外婆扫墓，“往生钱”他指定要我动手印，地下的人知道谁给自己印的钱，会有回报，“对读书进学有好处”。到时准备好腊肉、鞭炮、往生钱，一家人来到“菜苔子”，外婆葬在这里。修完了墓前的杂草，烧完纸钱，外公会严肃地蹲在墓前吸几支烟，“真快啊，一年又过喽。”再叹口气，“人的一生真快啊。”四月天满山的映山红，更有似在周围却遍寻不着的兰花，在幽香不知处，包围着外公严肃的形容。
外公对我最大的指望是“在武汉工作，每个月给我买条‘红金龙’”。他死的时候，我差一年研究生毕业。我的回报只能是选一块好的碑石，把我的名字刻得离“唐棣华”三个字近点。
外公全名唐棣华，出自《诗经》“何彼(衤农)(音浓)矣，唐棣之华!”带着华丽的名字，民国13年出生，却做了一辈子泥水匠，公历1994年辞世。“一个热闹人走了”，大家这样评价。
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公睡，冷天互相暖脚，热天借着比蜡烛亮不了多少的灯泡一起打蚊子，度过了亲情隐约的14年。外公火气大，脾气大，天气寒冷的话，他要用开水泡脚“降火”，我就陪他一起泡。不加冷水，一大一小两双脚在脚盆边缘试探，左右脚沾点水互相摩挲，蒸汽裹着一老一少。当脚完全入水后，他会点支“游泳”或“星火”，满足地吸着。这时外公就开讲了，我四五岁，他跟我讲“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六七岁，他讲孔融年幼能让梨；八九岁，他讲中国人要懂二十四节气；我十一二岁时，他说了句让我后来回想起来大吃一惊的话：“君子远庖厨”。
这种类似梦境的场景下，外公曾语焉不详地跟我提及过家史：他父亲曾是富甲一方的乡绅，对长工很好，1950年作为恶霸枪毙于西门河滩；我美丽的外婆病死于1960年；我没见过面的舅舅发疟疾掉在水塘淹死；我姨——我妈的妹妹，营养不良，在一场风寒中被夺走小性命。像中了大彩一样，外公全赶上了。“只剩下了你妈”，外公吐出一口烟。外公未再续弦，从39岁到死。自然而然，他脾气大，嗓门大，全家准也不敢惹他。我爸曾和他争执两次，他以扇自己耳光的自虐方式取得完全的胜利。
外公是个手巧的人。他是横跨两县的有名泥水匠。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那儿的小城镇兴起搭钢精灶的风气，他几乎每天赶场，自豪地带几个小工，到别人家去搭钢精灶，“唐师傅搭的钢精灶发火，不要几多柴”，口口相传，是最具公信力的广告。外公每天可以收获单价5毛以上的纸烟一盒，外加6块钱的工钱。当主人贡献上肉片汤，或者小工被他严厉训斥的时候，无疑，他是快乐的。
过年的时候要玩灯，外公为我们3个小孩各扎一只灯。先用竹篾搭个架子，锯上一截小树板，钻上孔做轱辘；再蒙皮纸，画上几个图案后，还要在里面插支蜡烛。3个小孩可以各自拉扯着“兔子”、“猪”、“鸭子”，在小伙伴的艳羡中顾盼自雄。3月份的时候，自然要扎风筝。享用完过年还留下的米酒鸡蛋，举着还有湿浆糊印的风筝，在伙伴们的簇拥下，小小的身影，在大别山南麓的风里，像在进行一件大事。
我们的家教来自于这个倔老头儿多于来自我们的父母。我还记得我妈30岁生日当晚，15瓦的灯泡下，外公在搅和着肉汤，严肃地对我们3个人说“长大了要记得称肉给你们的妈吃”，为了肉汤尽早到口，我们不停地点头，“特别是你。”他用锅铲指一下我的头。在享受着与粗茶淡饭相配套的似有若无的亲情之时，外公跟我爸妈强调，不要让老大干家务，他是有出息的，古书上说，君子要远庖厨。他认为我有出息，除了我一向争气的成绩单外，另一个理由是“不作声不作气，回来就看书”。他喜欢“甩袖子”的才子佳人戏，估计他已经把我当做了戏中眼下尚在吃苦，势必金榜题名的相公。
外公是方圆几里地唯一自费订阅《参考消息》的人。他的一位黄姓挚友，曾参加过李宗仁的部队，是他讨论大事的听众和辩论对手，辩论的结果是双方相互摇头，不服气地离开，同时为下次论战伏笔。泥水匠的论据基本上来自于《参考消息》或美国之音，对手则有从军经验，他们讨论的话题基本上是政治局才能定的，黄爹逼急了会说：“你又没当过兵，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晓得?”外公的回答是禅宗式的：“这些事，想都想得到。”他说报纸上的好多东西都是骗人的，因此，收听美国之音是他的重要信息来源，妈妈作为党员反对过几次，“声音大得连公安局的都听得见”，他收敛了不少，把音量调得只能自己听，或者干脆把耳朵贴在喇叭上。这个泥水匠，不知哪里来的心眼，凭经验和直觉观察大事，竟然慢慢获得了自己的见识。
外公自称“换个时代，是做大事的人”。他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多年提砖握刀而笔锋不改，我们那儿公共厕所墙上至今留着他的“男”“女”二字手迹，宋体，大气端庄。他自认为与众不同，只是运命不济才操此业；他能做一手好菜，这与他反复强调的君子风范相违；诸多议论时政的话一一兑现——如果健在的话，这能增加他多少怀才不遇的骄傲啊。
每年清明节给外婆扫墓，“往生钱”他指定要我动手印，地下的人知道谁给自己印的钱，会有回报，“对读书进学有好处”。到时准备好腊肉、鞭炮、往生钱，一家人来到“菜苔子”，外婆葬在这里。修完了墓前的杂草，烧完纸钱，外公会严肃地蹲在墓前吸几支烟，“真快啊，一年又过喽。”再叹口气，“人的一生真快啊。”四月天满山的映山红，更有似在周围却遍寻不着的兰花，在幽香不知处，包围着外公严肃的形容。
外公对我最大的指望是“在武汉工作，每个月给我买条‘红金龙’”。他死的时候，我差一年研究生毕业。我的回报只能是选一块好的碑石，把我的名字刻得离“唐棣华”三个字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