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过河北黄骅，高速路收费口依旧是宿命般拥堵。大车司机百般无聊地下车走来走去，嘴中骂骂咧咧；各种小型车辆闪灯鸣笛，在车辆的缝隙中钻来钻去，试图找到脱困的好办法。每个人都如此暴躁，只有收费人员慢悠悠地拿卡、找钱，对眼前的一切表现出司空见惯的无动于衷。
　　在这里，没有人对收费的多少产生异议，也没有人对高速路变成了龟兔赛跑的状况表达不满。人们似乎已经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面对无数车辆堆积，公路局的人员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方面的压力。
　　有趣的是，车内的怨气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在等待通过收费口的1个多小时内，我看到了两起车辆碰撞的事故。人们不断地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焦躁的面孔写满了诅咒和无奈。
　　显然，人们之所以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路收费站这种“高收费、烂服务”的原因，并不是对高速路管理者丧失了信心，而是对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机制失去了信任。抗议激情的丧失，并不是社会趋于合理化的现象，反而是社会极端不合理化机制的一种产物。
　　作为一种政治隐喻，“高速路”不断宣称自己乃是人民的公产，是人人可以享用的机会和权利；但是，总是极少数人才可以享受到这种权利。横亘在土地上面的道路却像中国社会利益群体的隔层，规划出各不相干又相安无事的不同利益群体。
　　围绕在高速路收费口的四周，有远方踏青而归的人们，有运送物资的物流载体，有赴京的官员和出国的游子……看起来不相干的人们最终必须汇集在同一个出口购买自己的出路。有趣的是，高速路的收费，同时也变成了人们接受多次盘剥的开始。
　　与此同时，本来没有机会上高速的人们，也就必然成为高速路收费的更加无辜的牺牲品。许多村庄的人们喜欢炫耀自己村子四周高速路的存在，但是，这种存在因为“收费口”而令他们生活艰涩。
　　收费路段不同标准的收费，同时构造了这样一种国家与资本共同维系的敛财形式。在许多收费口，大大的红字书写出这样的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唯一令人觉得不解的是：谁在贷款修路？如果是国家贷款修路，那么在银行国有的前提下，修建高速路乃是这些资金的题中之意；如果贷款人是私人，那么不仅要问，既然国家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难道不能自己建设道路而为什么非要让私人来修建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呢？
　　在诸种问题无法破解的时候，一个看似合理的宣言背后极其不合理的逻辑浮出水面：国家不直接使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来修建道路而是使用“贷款”这种方式修建道路，这乃是可以造就“还钱”这一可爱局面的唯一的方式；而修路的“劳役”下放给各个省市，恰好可以在分权的同时，令“公益政治”丧失存在的合法性。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面对这种高速路不高速的局面显示出绝对宽容的局面的原因：单个收费口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化表述，掩盖了整个高速路政治的荒诞逻辑与霸权原则。
　　人们面对收费口的宽容之中，压抑了对于傲慢的公路局的愤怒，却养育了对中国社会的整体不满和失望。
　　总是局部获得了充分敛财的合理性，就不顾整个社会政治综合信赖体系的坍塌——这正是高速路特定的政治学隐喻。
　　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的隐喻，高速路的荒诞内涵也就立刻凸显：滨州到达天津将近200公里的行程，本来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是，却多使用了将近一倍的时间；一路上高速行驶的过程显示了“高速幻觉”，却掩盖了收费口漫长的等待中高速路变成普通路的事实。当人们沉浸在高速奔跑的浪漫想象的时候，“收费口”将这种想象最终击碎。
　　不妨说，只有在意识到这种隐喻的时刻，高速路的问题才显示其特殊的政治内涵，才能不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管理问题”。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