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又一次站在了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但这次无关诺贝尔文学奖，只因他在新书《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冒日本右翼分子之大不韪，明确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由此，他成了日本右翼分子口中的“日奸”“卖国贼”，甚至还涌现了抵制村上春树作品活动。可村上春树一如既往地无所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这样我行我素的事，他做得多了，就像他的好友、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说的，他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边缘，看似温和却又坚定地独具个性。
　　与自己友好相处
　　村上春树的父母都是高中日文老师。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村上春树受到了父母并不算严格的监管。
　　村上春树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遵从父母意愿再次补习备考，却将原本报考法律系的复习目标改成了戏剧文学，父母问了问原由便点头默许了……在这种和父母轻度摩擦的互动中，村上春树慢慢找到了和世界愉悦相处的方式——遵从自己的内心。“因为不感兴趣的事怎么都做不好，感兴趣的事怎么做都能做好”。
　　上了早稻田大学后，村上春树的人生观发生了裂变。他的大学时光正值学生罢课、校方封校的“学运”年月，在这期间，他遇到了高桥阳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们决定厮守终生。于是，22岁的村上春树决定休学与高桥阳子注册结婚。
　　村上春树草率地早婚一度成为父母“非常失望”的代名词，因为他们都希望他先大学毕业，然后在三菱或其他大公司获得一份工作，像那个时代的主流风潮一样。可结果，他还没毕业就结了婚，再然后，放弃进电视台工作的机会，借钱和妻子开了一家爵士酒吧，每天沉迷于自己喜愛的爵士乐中，甚至很长时间过着负债的日子。但村上春树却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静谧幸福的时光，他一边经营，一边读书，一边观察，生意慢慢越来越顺利。而妻子，他更是心满意足。“我找了一个肯接受我的生活模式、肯借钱跟我一起开酒吧、肯和我一起抱着猫住在铁道边过穷日子、肯读我的文字而且经常提意见的妻子。”
　　26岁那年，村上春树终于完成了早稻田大学的学业。29岁时，他观看棒球比赛，脑中陡然冒出一个念头：“对了，没准我也能写小说。”念头毫无征兆，毫无根据，村上春树却兴奋了。比赛一结束，他就跑到书店，买了稿纸和钢笔。再然后，每天半夜在厨房的饭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他的《且听风吟》获得了《群像》杂志的新人奖，也开启了村上春树的作家生涯。那时酒吧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村上春树两者兼顾了三年，某天突然决定写一部更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后，便毅然卖掉了酒吧。“我年少时想成为音乐家，长大后发现成不了，就开了爵士酒吧，后来爱上了写作，便决定投身其中。虽然刚刚才还完了借款，但我很乐观，三十岁出头的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想如果我的作家生涯失败了，就再开一家爵士乐酒吧。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喜欢试着过我喜欢的生活。”
　　让世界始终安静
　　成为职业作家后，有一段时间村上春树觉得日子很令人高兴，但这样快乐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成名后，各种出版邀约、媒体采访、公众活动纷至沓来，不断扰乱村上春树的写作计划，让村上春树烦心不已。为了躲避外界的纷扰，他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妻子逃离日本，开始断断续续地在国外旅居，他说：“四处奔波，就为寻找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国外，村上春树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他曾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过自己一天的活动：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然后一直写作，直到中午，下午长跑训练，逛逛二手音像商店，最后在晚上九点钟时和妻子回家。“我可以在各个地方生活，每个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我在意大利、希腊和美国的新泽西、波士顿、夏威夷都住过，在每个地方我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很早起床，写作，跑步，有时候做饭，晚上9点～10点之间上床睡觉。我希望能完全保持匿名状态生活”。
　　在保持匿名状态生活中，村上春树埋头大写特写。38岁时，他带着一摞厚厚的稿纸返回到日本，谁都没有想到，这部小说将疯狂畅销——《挪威的森林》使村上春树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种现象。
　　不堪热闹的村上春树很快又收拾行囊再次上路，逃离到国外。在海外安静的书桌下，他进入创作亢奋期，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和《奇鸟行状录》。
　　从30岁时的《且听风吟》开始，几十年过去了，“逃离”一直是村上春树生活的主色调。他与世界总是显得很疏离，不上电视，不出席任何正规聚会，不参加任何社会团体，不允许刊登自己的照片，鲜有登台演讲。在京都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闻讯赶来的媒体被坚拒门外。而所有文学性的群体活动，哪怕只是出任文学评奖评委，他都毫不客气地拒绝。
　　村上春树被引进中国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中方与之交涉版权版税，主动提出旅游招待邀请，村上春树马上让秘书转告：“版税多少都可以，但我不喜欢什么招待旅游。”
　　在村上春树的世界里，生活只是个人的事。“与人相处的最佳哲学是‘不相处’，即尽量简化自己的人生。”
　　无所谓长跑或是陪跑
　　在村上春树的人生中，两件事始终绕不过去：跑步和“陪跑”。
　　村上春树从33岁时开始爱上跑步。说是爱上，更确切地说是觉得合适。成为职业作家后，有一段时间，村上春树几乎靠抽烟维持自己的写作激情，但很快他就决定改变自己。“如果每天都写作，首先要身强体壮，这非常重要，身体和头脑都需要健康”。于是，他开始了跑步锻炼，这一跑就是几十年。
　　但他拒绝承认大众所默认的意志坚定说，并直接纠正对他表示钦佩的人：“我能够坚持跑步三十多年，是因为跑步合乎我的性情，至少不觉得那么痛苦。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下去，不喜欢的事怎么也坚持不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向周遭的人推荐跑步，马拉松更非万人皆宜的运动，就像小说家并非万人皆宜的职业一样。”
　　不过，跑步也给村上春树带来了另一种宿命。2006年年初，他凭借《海边的卡夫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弗朗茨·卡夫卡奖，之后每年，他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但很可惜，他年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于是有网友笑言，村上春树这么喜欢跑步，是不是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专业陪跑的命？
　　村上春树自然对这种说法不认可，他毫不客气地回答：“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勿论有兴趣与否，不合心意倒是真的。他的小说只为自己而写，刻画的都是游弋于社会主流或主体人群之外的边缘人，与诺贝尔文学奖钟爱的书写战争、极权、大屠杀的严肃文学相比，实在是太“轻”。
　　村上春树也不愿意向政治妥协。2009年，他获得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那时战争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区肆虐，很多人警告他如果前去领奖，就有支持战争某一方之嫌，甚至威胁会烧掉他新出版的书。村上春树最后却坚定地站在了领奖台：“如果有人告诉我——尤其是当他们警告我 ‘不要去那里’‘不要那么做’时，我倾向于‘要去那里’‘就那么做’。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有人说，村上春树作为一个真正热爱并享受生活的人，作为一个快乐与无聊都喜欢的人，如果要评一个“诺贝尔生活方式奖”，第一个获奖者一定会是他。
　　编辑 钟健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