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前古希腊的广场政治，也许是公共说理的最早雏形。而在十来年前的现代中国，新浪微博这一现如今的“饭圈”追星与明星婚恋发布平台，也曾骄傲地扛起过公共说理的先锋旗帜。在当时颇有几分“观点的自由市场”意味的微博平台，确确实实给我们呈现过一场公共说理的盛景。无论是“韩寒抄袭”的当事人论辩，还是“崔永元反转基因”的社会大讨论，当事人、媒体、学者、网民纷纷参与其中，或直陈自己的观点或在各种声音中观察思考，形成看法。
　　时过境迁，如今的微博已不复当年之繁荣。一个平台的身份转换终究只是单独偶发的事件，可惜的是，从宏观层面来讲，公共说理正全方位从现代国人的生活中迅速退潮，取而代之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站队式抵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师周濂对之如此评价：“现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偏爱、死忠、愚孝才是真正的爱、忠、孝，而以理性、客观、中正为耻。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群人，怎么办？”

微博骂战

　　一段时间以来，微博平台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骂战频频暴发。
　　从整体上看，微博骂战的一大特征往往是有一个或几个公众人物参与，在公众人物抛出情绪鲜明的观点或看法后，网民随即蜂拥而上。由于公众人物常常会有自己既已形成的粉丝团体，因此，这类网民在参与到意见存在明显分歧争议的话题中时，往往不能冷静客观地分析其中的原委，甚至根本不会选择冷静思考，而是“思想正确”式地加入到自己所喜爱的公众人物的阵营中去。这似乎也反推了公众人物的意见与声音，形成一种公众人物在网络上骑虎难下的窘境。此时，公众人物仿佛被自己的粉丝团体所裹挟，倘若想要息事宁人，从骂战中全身而退，定会伤害已经被调动起来的粉丝热情，从而“辜负”了粉丝。
　　在这种观点本身、公众人物、粉丝团体、纯讨论观点的网民四方形成的大混战中，微博骂战本身已经完全超出了简单的论战范围，而成为了一场互动狂欢与网络判决。
　　具体分析骂战本身，基于种种原因发生的微博骂战，其实是名人宣泄情绪的一种途径。骂战的内容，大多言辞欠妥、有伤大雅，更不乏恶语中伤他人的。名人不注重自己的言行，将不冷静、不理性的话发到微博上，易引起网友的关注评议，继而引发下一轮的争议，产生更大规模的骂战。故而可以说，微博骂战的源头乃在于公众人物对外发声的不够慎重与理智，从而引发了后续争论。
　　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骂战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整体情绪的暗中变化。近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其实微博骂战这类网络数据，本身存在于服务器端，要严谨来说，充其量占用的也只是服务器资源，因为看不看这类骂战微博还是网民完全可控的，或者说部分可控的。问题的关键恰在于部分可控上。当下的网络信息环境早已不再是用户完全占据主动的可控接收，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各种推送轰炸的被动接收状态。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占用公共资源可以转化为占用了每个个人的部分信息通道。因此，当罗志祥分手的相关争论在网络空间里甚嚣尘上时，不少本不关心这类话题且年龄较大的长辈常常会疑惑地向年轻人问道：“罗志祥到底干了什么？”
　　不难想象，长此以往，社会的舆论空间势必会被很多并不足够重要乃至有些花边新闻式的微博话题所引领，而在这些话题中，骂战类的争论当然是重中之重。可以想见，随着越来越多的骂战占据大部分人的视野，在网络空间内持有何种观点、为哪一方说话、站在哪一方的队伍里，将会完全替代争议本身。换言之，议题本身将会被充满敌意的非此即彼所替代，演变成一场场我们似乎司空见惯的“敌意闹剧”。

敌意

　　无须否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时代。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举报盛行、网络攻讦，还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互相倾轧、肆意抹黑，乃至于国与国之间，也不忌惮于撕破脸皮、民族对立。
　　我们不禁发问，这诸多敌意究竟缘何而起？
　　美国心理学家乔治·凯利在1957年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作为临床心理学的分会主席作的主席致辞的标题就叫作敌意。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通常理解敌意的思路是，当A对B充满敌意的时候，那就是要对B造成伤害、造成痛苦。但是我们这样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是把目光聚焦到B身上去了，是关注了B受到了伤害、遭到了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要研究敌意的话，应该去看A本人为什么会怀有敌意。
　　凯利为了解释这个观点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普洛克路斯忒斯，这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人。他在一个小镇上开了一个小旅馆，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非常希望到他旅馆里面做客的人，都可以受到非常好的招待，都能睡得非常舒服，吃得非常好。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但他特别希望展现出自己的待客热情。所以他就天天在门口守着，一旦有人经过，他就赶紧拉客，说：“你到我这里住一住吧！”然后就把人拉进来，晚上就给客人提供非常好的晚餐，让客人吃得很好。
　　到了睡觉时间，他就说：“你要去睡觉了，我把你带到房间里来。”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比如说房间里的床好小，客人有点高了，好像有点不适合。那怎么办呢？他就特别的苦恼，他觉得这个事情对他伤害特别大，“我本来给你准备好了这么好的待遇，但是你的身高有点超出我的床”。他就觉得这些事情特别烦恼。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人的腿给剁了，把他的腿切到和这个床一样的长度。那万一这个客人很矮怎么办？那他一定要把这个人拉长。因为他非常强壮，用蛮力把客人拉扯到和自己的床相同的长度。这就是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故事。
　　凯利教授的类比实在精妙，现如今的敌意社会之中，正是存在着无数个普洛克路斯忒斯。人们似乎都非常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网络之上，当遇到与自己立场相同或者相近的人时，当然是交流甚欢甚至可以称兄道弟;但是当面对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立场不同，也就是“那个人不适合自己的床”时，普洛克路斯忒斯们似乎失去了审视自己的床，也就是自己所持有观点的能力。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人们都很难主动承认自己的问题，因为普洛克路斯忒斯们不想承认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所以他们就不管事实了，那就去削足适履，把人砍了或者拉长了，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敌意形成模型。
　　当然，倘若按照上述说法，敌意环境岂不是应该长久地陪伴在我们身边吗？那这几年敌意环境的突然肆起，究竟又是为何呢？

公共说理缺失

　　答案也许就在于公共说理的缺失。
　　公共说理不是牢固且长存的，它往往需要较为苛刻的社会环境才能持续存在。需要筑起公共说理的可行环境，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更多的人在关心立场前先尊重真相，在谩骂攻击前先尝试理解，以发展合作伙伴而不是持续树立敌人为目标。而这，又牵扯到舆论环境的问题。
　　当下的舆论环境显然是不利于公共说理存在的，网络的碎片化以及情绪化在资本不计后果的追逐游戏中，早已成为了一个积重难返的常态慢性病。与此同时，很多还算掌握公共媒体资源的各类新媒体发言渠道，却在不知不觉中一味迎合所谓的大众口味，不断降低自己的操守与底线，有意无意中与已渐入劣态的网络舆论环境产生合谋，进一步把敌意燃起，不计后果。
　　不讲理能造成社会危害，但是，不讲理又是因为社会已经遭受了某些危害和已经存在着某些危机，这才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并不是因为人们普遍不讲理，人与人之间才缺乏信任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凡此种种，久而久之，人们为坚定自己的观点，找到了许多令人惊叹也令人失望的高潮话术，比如动不动就用阴谋论来看待与自己不同的意见。
　　不讲理的社会，又会反作用出另一更可怕的后果，即是：碰到不说理的，你再说理也没有用，只要有权势，怎么说就怎么有理。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有理的人再也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去证明自己有理。他所能做的，不是遁世就是附势，更可悲的是，即便是遁世，也无从改变处境，仅仅是保全自己的无奈之策。
　　也许，我们大可不必，或者说不能如此悲观，我们亟需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让公共说理在当下近乎消失？究竟要怎样，才能让公共说理有回到我们生活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