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领导人中与蒋介石打交道最多的人。除多次与蒋介石见面外，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书信往来也颇为频繁。从1936年9月至1941年1月，为建立合作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8次致信蒋介石，进行着一种特殊的“劝蒋”“逼蒋”团结抗日的“笔战”。
　　第一封信：“劝蒋”“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议“订立停战协定，一致抗日”。这一号召先后得到了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响应，他们纷纷与红军合作。而蒋介石却一边对红军不断地“围剿”，一边对那些与红军合作的友军进行进攻、解散或消灭。
　　周恩来于1936年9月22日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为主旨，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和对蒋介石有影响的人，并派潘汉年携信先后到上海、南京与蒋介石的代表谈判。
　　周恩来以民族大义阐明：“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
　　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蒋介石应该作出的抉择：“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祈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绝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政党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进入于重新合作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
　　第二封信：“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1936年底，周恩来按照中共一直坚持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主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然而，蒋介石一回南京就扣留了张学良，同时还调重兵威逼驻在陕甘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对此，周恩来写信劝蒋：“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
　　蒋介石没有直接答复，但在调集25个师作为所谓的“讨逆军”部署于陕甘的高压态势下，转达了他和谈的甲、乙两种方案：甲案是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是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第三、四、五封信
　　1937年1月21日，针对蒋介石的调兵行动和他的两个解决方案，周恩来以他和毛泽东两人的名义，发电报信给驻南京负责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转告蒋介石中共明确而坚定地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
　　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介石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学良）、杨（虎城）以宽大，以安其心。
　　乙，（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因为合水、庆阳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军费，以便很好地准备抗日，要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保密。因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
　　丙，西安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了一个月军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豪。亲日派的谣，蒋不应相信。潘汉年接到电报信后，立即转告蒋介石。当天，蒋介石即托宋子文答复说“同意联合抗日”。潘汉年立即把蒋介石的答复电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收到潘汉年答复的第二天，周恩来即发出第四封电报，要潘汉年立即转达“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对张、杨及东北军、17路军确定爱护政策”等事项。
　　1月28日，周恩来发电报给潘汉年要其即转蒋介石，再次“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抚慰东北军”。
　　第六封信：“逼蒋”对“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
　　1937年7月14日，中共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周恩来到庐山后，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交蒋介石，但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冷淡。
　　对此要害问题，周恩来特别写信给蒋介石，阐明形势：“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又指明：“唯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第七封信：两党关系需要“亟加改善”
　　1939年1月20日，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蒋介石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一个大党的大事。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并严正要求蒋介石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摩擦反共的严重问题。25日，周恩来致蒋介石一封长信。该信分为五个层次。
　　前三个层次中指出“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然反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规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
　　第四个层次再次说明中共相忍为国、维护国共合作抗日大局的真诚态度及对国民党错误政策与言行的批评：“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无之此等记载。……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生。”
　　第五个层次是明确提出了解决纠纷的办法：“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的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信的最后敦促蒋介石：“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望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
　　第八封信：强烈要求“迅令国军立即停止攻击新四军”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紧急致信蒋介石，强烈而又严正地要求他“迅令国军立即停止攻击新四军”。
　　周恩来在信中说：“伏念北移既为定议，则取道苏南或直接北渡，自应视敌情如何而定。现直接北渡之路久断，而宁国、茂林所处境地亦只有转向东北，取道苏南过江为便。设其附近友军仍不容假道东进，且以歼灭之为快，则该军北上无路，后退不许，非拼至最后一人，亦必将散之民间，以求生存。果如是，不仅无以负钧座爱护盛意，且江南糜烂势必影响江北。瞻望前途，曷胜忧虑。爰再专函上达，务恳钧座迅令新四军周围部队立即停止攻击，并让出道路，以便该军转入苏南过江。务使此一隅之变得以早日消除，不使有碍大局，诚不胜企求之至。”
　　蒋介石一面应允已“令停止进攻，撤围让路”；一面指挥国民党军队7个师8万多人包围袭击新四军。经过7昼夜血战，被包围的9000余名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遇难。蒋介石则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產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10万人发展到30万人，从三个省地区发展到后来的七八个省。
　　全国团结抗日的大潮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蒋介石不接受周恩来多次的忠言“劝”“逼”，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