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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山的冬天是枯瘦的。
风一阵一阵从山坡上漫过，在村庄边回旋。断截的包谷杆被风卷起来，挂在村外萧条的刺篱上。整个冬天，一条条山路上满是厚厚的灰尘，走在上面，扑哧扑哧地轻响，不管穿什么鞋子，不久便一律镀上了一层灰。
日头偏西时，父亲跟在几头黄牛的身后，肩上扛着一捆干柴，身后还跟着一匹骡子，也驮了一驮柴。在山坡上吃了一天草的黄牛们慢慢腾腾，眼睛似睁似闭，整个儿一副什么也不争不屑的样子。性子并不急的父亲有时也会用彝族话大声斥骂黄牛们，甚至用手中的树条抽打。
我多次和父亲说，让骡子驮一点柴也就够烧了，何必还要自己再扛一捆呢，上坡下坎，路又不近，累人啊，况且已上了岁数，身体要紧。每次我这样说时，父亲都轻轻一笑，说，空着身子，倒不习惯了。冬天烧的柴又多，每天拿一点，省得买煤，也省电费。最后我只能无奈地说，少扛一点吧，别太累着。
很多时候，老屋里只有父亲一个人。
火塘，那是给父亲最多温暖也是父亲最亲近的地方。辛苦抚育供养的孩子们，为了工作为了生活而奔波，很少有时间回到从小长大的老屋中。父亲不喝茶不喝酒也不抽烟，他说是身体适应不了，喝了抽了倒让他不舒服。其实，父亲是为了供我们四个孩子读书而戒掉了所有一切可能带来额外开支的喜好。对于一个彝族男人来说，要做到这一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漫长的冬夜里，父亲要在火塘边呆上很久。他从木楼上搬下满满的一大箩筐苞谷，坐在火塘边的草墩上，边烤火边剥包谷粒儿，神情自然安适。火光一闪一闪，在父亲瘦长且布上了皱纹的脸上跳跃。有时候，父亲也会陷入一些回忆中，脸上泛出淡淡的一丝微笑或是怅然。
父亲曾经当过六年的兵。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那时的夜晚，围在火塘边听父亲讲他当兵时的故事，是我们最大的快乐。父亲给我们讲训练和演习时的种种惊险，讲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的种种趣事，他讲的时候，脸上总挂着自豪的微笑。在我们村上，父亲还有一个战友，以前在部队上，他俩的关系很亲密。那位大叔有时也会到我家来串门。他喜欢喝酒，父亲就炒上一碗豆子，给他倒上一碗酒。他们没完没了地回忆往事，说到开心处，哈哈大笑一阵。我们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火光暗下去一点，我便赶紧往火塘里添上几块柴。每一次，大叔几乎都要喝醉，然后很伤感地说：我们兄弟俩傻啊！他说了这一句，沉默一阵，然后对着我们说，我们傻不傻啊，我们是从军区司令部退伍的，县上让我们任选一个工作，你猜我们怎么说？傻啊！我们说，我们还是回家搞生产吧。
时间差不多了，父亲便把大叔送回家去。此后的一段时间，父亲便不再讲他的军旅往事。后来，村上的知情的人也偶尔揶揄：你父亲要是以前到了单位上，现在说不准是个大官了，你们兄弟的前程何必担忧啊。我稍长一点后，也曾经问过父亲此事，父亲只是平静地说，那是七十年代啊，运动多，批判多，那时就想当个农民要安稳一些。我成年以后，不再和父亲谈起这个问题。在那样的年代里，父亲所作出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也就没有我们兄弟了。
要是母亲也在家，每到夜晚，他们俩就围着火塘边剥苞谷边聊天，一直到深夜。火塘里的火炭烧得红红的，他们聊的话题无非就是村里张三李四家的事，或是田地里的庄稼，或是家里的牲畜，连家里的几只小鸡，也能让他们说上好一阵子。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年轻一些的时候是时常吵架的，甚至有时候要动起手来。他们都很勤劳，但有时意见不一致，母亲相对性急一些，父亲牛起来也是不相让。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少的苦累和不快都悄无声息地淡去了，沉淀下来的，是最质朴温暖的亲情。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冬天的早晨，当父亲或母亲叫醒我们的时候，火塘里的火已经烧得很旺，父亲常常将我们的鞋子烘得暖暖的，才套在脚上，暖气便很快传遍全身。有时父亲去很远的山上砍木头或做其它的活需要一整天，早上起来他就会做早饭，那时吃的基本上就是水搅玉米面，菜是炒土豆片，但我们一家子人坐在暖暖的火塘边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心里常常都会很满足。
父亲不喝酒也不抽烟，甚至连茶也不喝。他平时声音温和，从不扯着嗓子说话。他长得不粗犷，做事也不算豪气。他的种种，与很多人心目中的“彝家汉子”相去甚远。只是，在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用自己的点滴心血供养四个孩子成人后，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如今，生活条件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他依旧固守着勤劳，固守着简单而温暖的火塘。
冬日的一个早晨，我回到老家看望父亲。父亲刚从地里回来不久，在火塘边上煮饭。他见到我，很是高兴，很快从楼上拎了一块腊肉下来，而后又拎上酒壶去给我打小甑酒。我们父子俩围着火塘吃饭。当我喝酒时，父亲就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父亲时不时往火塘里添两块柴，火一直暖暖地烧着。
当我成了父亲后，我真正从心底理解了我的父亲，并且深深地敬佩他。做一个男人，不是非得要顶天立地、非得要有丰功伟绩。不管是风雨坎坷，还是艰难挫折，能够恒久地保持着一种责任心，就是真正的男人。
父亲就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火塘，质朴得有点不入眼，但他一直真真正正温暖着我的心。
责任编辑 张乃光
风一阵一阵从山坡上漫过，在村庄边回旋。断截的包谷杆被风卷起来，挂在村外萧条的刺篱上。整个冬天，一条条山路上满是厚厚的灰尘，走在上面，扑哧扑哧地轻响，不管穿什么鞋子，不久便一律镀上了一层灰。
日头偏西时，父亲跟在几头黄牛的身后，肩上扛着一捆干柴，身后还跟着一匹骡子，也驮了一驮柴。在山坡上吃了一天草的黄牛们慢慢腾腾，眼睛似睁似闭，整个儿一副什么也不争不屑的样子。性子并不急的父亲有时也会用彝族话大声斥骂黄牛们，甚至用手中的树条抽打。
我多次和父亲说，让骡子驮一点柴也就够烧了，何必还要自己再扛一捆呢，上坡下坎，路又不近，累人啊，况且已上了岁数，身体要紧。每次我这样说时，父亲都轻轻一笑，说，空着身子，倒不习惯了。冬天烧的柴又多，每天拿一点，省得买煤，也省电费。最后我只能无奈地说，少扛一点吧，别太累着。
很多时候，老屋里只有父亲一个人。
火塘，那是给父亲最多温暖也是父亲最亲近的地方。辛苦抚育供养的孩子们，为了工作为了生活而奔波，很少有时间回到从小长大的老屋中。父亲不喝茶不喝酒也不抽烟，他说是身体适应不了，喝了抽了倒让他不舒服。其实，父亲是为了供我们四个孩子读书而戒掉了所有一切可能带来额外开支的喜好。对于一个彝族男人来说，要做到这一些是多么不容易啊！
漫长的冬夜里，父亲要在火塘边呆上很久。他从木楼上搬下满满的一大箩筐苞谷，坐在火塘边的草墩上，边烤火边剥包谷粒儿，神情自然安适。火光一闪一闪，在父亲瘦长且布上了皱纹的脸上跳跃。有时候，父亲也会陷入一些回忆中，脸上泛出淡淡的一丝微笑或是怅然。
父亲曾经当过六年的兵。在我们童年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那时的夜晚，围在火塘边听父亲讲他当兵时的故事，是我们最大的快乐。父亲给我们讲训练和演习时的种种惊险，讲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的种种趣事，他讲的时候，脸上总挂着自豪的微笑。在我们村上，父亲还有一个战友，以前在部队上，他俩的关系很亲密。那位大叔有时也会到我家来串门。他喜欢喝酒，父亲就炒上一碗豆子，给他倒上一碗酒。他们没完没了地回忆往事，说到开心处，哈哈大笑一阵。我们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火光暗下去一点，我便赶紧往火塘里添上几块柴。每一次，大叔几乎都要喝醉，然后很伤感地说：我们兄弟俩傻啊！他说了这一句，沉默一阵，然后对着我们说，我们傻不傻啊，我们是从军区司令部退伍的，县上让我们任选一个工作，你猜我们怎么说？傻啊！我们说，我们还是回家搞生产吧。
时间差不多了，父亲便把大叔送回家去。此后的一段时间，父亲便不再讲他的军旅往事。后来，村上的知情的人也偶尔揶揄：你父亲要是以前到了单位上，现在说不准是个大官了，你们兄弟的前程何必担忧啊。我稍长一点后，也曾经问过父亲此事，父亲只是平静地说，那是七十年代啊，运动多，批判多，那时就想当个农民要安稳一些。我成年以后，不再和父亲谈起这个问题。在那样的年代里，父亲所作出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况且，如果事情不是这样，也就没有我们兄弟了。
要是母亲也在家，每到夜晚，他们俩就围着火塘边剥苞谷边聊天，一直到深夜。火塘里的火炭烧得红红的，他们聊的话题无非就是村里张三李四家的事，或是田地里的庄稼，或是家里的牲畜，连家里的几只小鸡，也能让他们说上好一阵子。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年轻一些的时候是时常吵架的，甚至有时候要动起手来。他们都很勤劳，但有时意见不一致，母亲相对性急一些，父亲牛起来也是不相让。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少的苦累和不快都悄无声息地淡去了，沉淀下来的，是最质朴温暖的亲情。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冬天的早晨，当父亲或母亲叫醒我们的时候，火塘里的火已经烧得很旺，父亲常常将我们的鞋子烘得暖暖的，才套在脚上，暖气便很快传遍全身。有时父亲去很远的山上砍木头或做其它的活需要一整天，早上起来他就会做早饭，那时吃的基本上就是水搅玉米面，菜是炒土豆片，但我们一家子人坐在暖暖的火塘边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心里常常都会很满足。
父亲不喝酒也不抽烟，甚至连茶也不喝。他平时声音温和，从不扯着嗓子说话。他长得不粗犷，做事也不算豪气。他的种种，与很多人心目中的“彝家汉子”相去甚远。只是，在他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用自己的点滴心血供养四个孩子成人后，从来没有过一句怨言。如今，生活条件已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他依旧固守着勤劳，固守着简单而温暖的火塘。
冬日的一个早晨，我回到老家看望父亲。父亲刚从地里回来不久，在火塘边上煮饭。他见到我，很是高兴，很快从楼上拎了一块腊肉下来，而后又拎上酒壶去给我打小甑酒。我们父子俩围着火塘吃饭。当我喝酒时，父亲就像朋友一样和我聊天。父亲时不时往火塘里添两块柴，火一直暖暖地烧着。
当我成了父亲后，我真正从心底理解了我的父亲，并且深深地敬佩他。做一个男人，不是非得要顶天立地、非得要有丰功伟绩。不管是风雨坎坷，还是艰难挫折，能够恒久地保持着一种责任心，就是真正的男人。
父亲就像一个永不熄灭的火塘，质朴得有点不入眼，但他一直真真正正温暖着我的心。
责任编辑 张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