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元乡间(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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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元县的西部,过兰溪桥,是西洋村的西洋殿。西洋殿供奉的是庆元菇神吴三公。西洋殿不大,从主殿往天井前上方看,它的三组极华丽的翘角飞檐在空中交错、飞叠,方尺之中,气势非凡,其尖翘复杂的飞檐形态令人过目不忘。三组交叠的飞檐,扩大了西洋殿的空间意味。西洋殿的香火极盛,主殿的相对小,即使只有一炷香火,也会令人感到满殿香烟弥漫。我们来时,正遇一众自庆元之外来的香客点香火,专注、虔诚,面庞自浓烈的香火间映现出来,这些面庞,疲惫、劳顿,并于疲惫、劳顿中现出专注与虔诚。香火越来越浓烈。坐在主殿东南角的我离香火最远,但浓烈香火照样笼罩了我。我因此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在吴三公面前问生死,求平安,保钱财。这永恒的民间祈愿,使得供奉西洋殿以及其他寺庙的香火源远流长,从无间断。民间情愫越是质朴,香火的延续越是久远。
  而民间巫术,成为这一天西洋殿的盛大法事。在午后三点的西洋殿,有一窝蜜蜂突然炸了窝,蜂巢就在西洋殿的西北角。炸窝的蜜蜂霎时乱了飞行路线,所有蜜蜂都在整个西洋殿里乱画着圈飞舞着。这时,从外地的一众香客中出来一个人,对着蜜蜂飞舞的方向,举起双手,两手的手指(拇指、食指)扣在一起,这是神示的动作,喃喃的咒语在蜜蜂的飞舞中升起。不一会儿,这些蜜蜂从左上方飞向了天空,蜜蜂的嗡嗡声渐远。巫师的行为、动作、语言、神态,结构成了一则巫术的神秘序曲。我不懂也不信巫术,但我解释不了巫术,我为无神论的浅薄而羞愧。哪怕是这么简单的驱使蜜蜂飞走的巫术,我也解释不了。
  而真正的巫术是在乱飞的蜂群离开之后。驱飞蜂群的巫师回到了吴三公的神像前。巫师的法器是各一根细绳拴着的两个可分正反面的圆形铜器, 他把这对铜器掷出去,掷在供案上,收回来,再掷出去,收回来,再掷出去,收回来……咒语的语速与铜器的抛掷速度同步,由慢到快,越来越快,直至咒语被铜器牵引,直至身体被咒语牵引。他的抛掷铜器速度、念咒速度、身体的摆动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此时周围的一众人开始被巫师所牵引。意想不到的事在继续——另一个巫师出现了。这是站在供案前的另一个。随着先前那个巫师的激烈的身体动作,这个巫师突然脱离了常态而进入了更为剧烈的身体的舞动。一个转身,如此突然!这是一个突然降临的身体,跌坐在供案上。手、身体、双腿、头,剧烈地摆动。此时,原先的巫师渐渐地安静下来。而供案上的巫师,随着剧烈的摆动,一种僵尸复活的表情迅速地在他的脸部游走——双眼翻白,双颊跳动,嘴唇颤抖,手舞足蹈。在场的一众人,所有的意识被深深地牵引着。这位巫师对其中的一位问卜生死吉祥的人说,七月八月九月有大事,你要好好地努力闯过这一生死关……他说话时双眼仍翻着白,接近于复活的死者……他现时的身份就是一个复活的死者——知生前事,知眼前事,知未来事。他的意识在往昔(逝者,曾经的灾难,邻里旧事)也在未来(生死,福禄,灾祸,钱财)。
  这一场西洋殿的民间巫事—— 一个奇特的时空叠合,它几乎与西洋殿的结构高度重合,与西洋殿天井上方复杂至美的飞檐翘角形态逼近——幽暗,诡异,混沌,似人似神——往昔、现在与将来。
  这是一次最具深度的民间活动之一。我无法用无神论解读它。此时,我暗暗欣喜无神论的浅薄。对于庆元民间的这场巫术,对民间底层的质朴祈愿活动,对西洋殿旺盛的民间香火,我心存敬意。
  在另一处,大济庙,有一功德账清单:1.求寿,4人,400元;2.求功名,1 人,150元;3.求财,2 人,200元;4.做十保,50户,5888元;5.喊吓,5 人,601元;6.过关,22人,3250元;7.设霞,1 人,160元;消灾,11684元;乐助,7494元。
  这是民间真实意愿表达。民间的心,在佛面前最坦诚,最直接,从无掩饰。
  在庆元,还有一层敬意,是对香菇寮的敬意。
  遇吴守全。吴守全讲了香菇寮的事。吴守全讲香菇寮的事时讲了山魈的事。吴守全说自己小时候与父亲一道进山守香菇寮。每家的香菇寮都选择搭建在深山里,家家的香菇寮且隔得都尤其远。因此每个香菇寮都极其孤单。吴守全说,每年进山到香菇寮住下之前,都要敬一敬山魈,即给它供奉食品,或猪头猪肉,或其他食物。民间山魈近似山神,又与山神有别,它机智无比,能护佑人,也会使坏捉弄人。小孩尤怕山魈。吴守全说,有次他叔叔到香菇寮,遇雨,淋得狼狈,就顺口说了一句,这山魈天气。结果许多天,半夜里总是听到泥沙撒屋背的声音。后来,吴守全的叔叔想,可能与那天说的山魈天气一话有关,就摆了供品给山魈,此后,夜夜得以安静地入眠。也许撒沙子的声音是幻觉,但是此后的心安是真实的。
  也有说到香菇寮有的土灶一直很难烧的事。每当烧饭时,灶肚子里的烟总是往房间里冒。这时,香菇寮的正艰难地烧着饭的主人就会想到山魈,心想,不知何时或是哪儿不小心怠慢山魈了。补救的做法还是在灶台上或是门口边向山魈摆上供品。
  关于庆元山魈,除吴守全讲述外,还有资料提到——
  在寒冷的秋冬季节,香菇寮是他们唯一的安身之处,同时还要用来烤菇,藏菇。
  建寮要举行上梁仪式。建寮上梁,对菇民来说非同寻常。只见他们手持斧头,一边敲打栋梁,一边高声叫骂:“死山魈,杀山魈。”
  据说,只要连续咒骂三遍,山魈就不敢作祟了。
  寮建好之后,菇民就在门上贴一副对联:门对青山有菇树,菇树里外生香菇。这样,一座香菇寮就算完工了。
  香菇寮之所以有这许多事,有这许多真事或传说,呈现了庆元菇民的真实生活情景以及民间信仰与民间智慧。要是深入庆元民间,还会有更多的来自民间的原生叙述。我也因此建议叶树生与吴守全一起,收集整理庆元有关香菇寮的民间口述实录,其原生的民间讲述,是最值得研究品味的,它原始、生动、直接、有力,是当地民间底层的一种真实的生活、思想的截面。我反复强调口述与实录。若能录音成辑,若能听懂庆元话,其每个菇民的叙述语感、口述速度、用词习惯、口头语、节奏、轻重乃至口吃、鼻音、喉音,都会生发出其浓重的个体的意味与意义。我想象,讲述者坐在矮凳上,背景幽暗,讲述时神态各异,讲述从未见过的山魈时的神情,讲述往昔香菇寮时的叙述语调,包括讲述生活、情感以及深山特有的情感情欲生活的各种情形。于这而言,若叶树生与吴守全一起做这口述实录,其体验意义是巨大的。   但是,我仍然无法精确想象香菇寮的生活,无法精确想象菇民的原始的口述细节。
  我唯有保持敬意。
  在庆元,我为无神论的浅薄而羞愧。
  蒋三四赌局
  上村。
  宗祠。
  正月初一至初十这些天,这里挤满了自外省回村的人。
  他们长年在武汉、长沙、北京、天津、上海、常熟、昆山、郑州、俄罗斯、延边、丹东、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做事。年三十前,分别乘飞机、动车、绿皮车、快客回乡。他们在外经营着店铺、快餐店、缝纫作坊、大商场包柜。这些年终回村的人,有揣着一捆钱回来的,有一年到头空手而归的,有血本无归到头来借了钱负债而回的。正月初三,宗祠里的一边是盛大的赌局,另一边是为一场出殡仪式结束后而举办的白喜事宴席。
  我所在的部分为白喜事宴席。年初一,我的一个年迈的单身叔叔去世,初三出殡,出殡后,我们后辈在宗祠里为他办的白喜事宴席。宗祠门口,挂着两块牌,上村村民委员会,上村老年协会。里面幽暗的空间里有本地书法家书写的几副长对联。宴席上,热气腾腾的菜肴,亲朋好友,乡亲邻里,各色人等,人声嘈杂。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是宗祠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正月赌局。
  设局形式是“六名”,在台州一带称为“纳六名”。庄家是村里的中年人,叫蒋三四,站在条凳上,条凳前一张长条桌,长条桌上铺一米色长布,上面用线条隔出六个并列长方形区域:这六个区域分别命名为吉品、攀桂、安士、逢春、云生、日山。为这六个区域,对应做了六支分别名为吉品、攀桂、安士、逢春、云生、日山的铜签。在这些日,有钱的,没钱的,负债的,都分别会聚到了这座宗祠里。蒋三四到现在的赌龄少说也有四十多年了。在他小时候,他的父亲就是这村里赫赫有名的庄家,也是从事“纳六名”这个行当。他家离我家不远,他父亲个子不高,为人谦卑,用比较低的声音说话,邻里关系好。但是每一进宗祠里开赌局,赌局一开,眼睛发红,六亲不认。他父亲每开赌局的时候,都要带蒋三四站在旁边观赌。一直到蒋三四长大,出省做工,在外省赌博,赢钱,输钱,带外省老婆回村,又带出去,再过一年,再是单身回村,然后,再出去,再回村。这样过去了许多年。蒋三四终于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了如今的身材微微发福、头顶开始掉发的中年人。
  蒋三四高高地站在条凳上,他的签已经做好,等待着大家往六名上压注。参赌的五十多人,围着长条桌拥挤着。此时,我看到长条桌上的六名上的钱的分布,吉品(吉品一赔五,其余五名攀桂、安士、逢春、云生、日山是一赔六),一沓约一千元,另几沓相对少些,五百或三百不等,另几张折了角的一百元(意为压半张,即五十元),还有几沓三五百元的放在吉品与逢春的交界处(这压法叫骑界)。如果庄家出的这两名中的任何一签,那么每一百元就可获赔三百元(但吉品的骑界赔率只有一赔二,因吉品全注是一赔五)。攀桂上的钱也有好几沓,但没有上千的,一般三五百元左右。安士上的几沓钱都码得比较整齐,一沓钱显然已经超过一千元,可以看出,压这一名的是几个有钱人,有钱一般都会把钱理整齐后才压下去,也比较谨慎。在这场合里的,有钱人永远是少数。其余的逢春、云生、日山上的钱,基本上都是凌乱的,只有日山上的一沓钱理得整齐,超过一千元(也许是压注吉品中的那个有钱人又压了日山这一名)。其余的几乎没有成沓的,在这几名上压钱的,除整齐放钱的那人之外,其余的都是没钱的或是负债的人,他们心思杂乱,心情焦急,赢钱心切,却又毫无头绪。压完了注,还有几只手一时不肯抽回,这几只手还压在自己的那一点小钱上(估计不超过三百元),他们或五指并拢,或五指分得很开,或手背往上穹成空心状,都以最后的力量与意念,在自己压注的那点钱上再压上十几秒钟,想把自己的钱不但留住还期望得到最后的赢数。待蒋三四双手高举签筒,叫了好几次,开筒啦,开筒啦,最后,那些人才恋恋不舍地移开压着的手。
  蒋三四持签筒的双手高举出头顶,奋力地摇动,“哗啦,哗啦,哗啦!”这时是赌场上最紧张的时刻。几乎所有的脸都朝向那个正在“哗啦哗啦”摇动着的签筒。他们大瞪着眼睛,瞳孔扩张,脸上的肌肉或跳动,或僵硬。嘴巴有紧抿的,有大张着的。我还看到其中一个人,中年人,他的眼睛在此时是闭上的,他是不敢正视蒋三四摇签筒的手及被蒋三四双手正摇着的那个神秘的签筒。蒋三四继续持签筒高举出头顶,奋力地摇动,“哗啦,哗啦,哗啦!”继续奋力地摇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摇动签筒的声音,时高时低,时弱时强,把在场所有人的心摇得七上八下,焦虑无比。有的人已经开始怒吼了,你摇个屌啊!蒋三四你娘的快开筒啊!一边喊,一边开始暴跳如雷。
  至如今,蒋三四早已经是一个稳坐钓鱼台的设赌老手,他对赌局现场的把握已经炉火纯青。可以看得出,他对现场的气氛非常得意,我看到了他的笑,平时我看蒋三四的笑是开怀坦诚的笑,而这时他的笑是克制的,但这是打内心里发出的笑。这时的他,控制着全场的气氛与开筒的时间。他观察着现场的每一个人,每一张脸的表情。我想,他几十年设赌下来,他每场开筒前,都要好好享受一下这种气氛与在场众人的紧张与骚动,甚至此时那些暴跳如雷的人。这是一个老庄家的乐趣。
  六名筒里开出的这一签是日山。我看到压注日山这一名的并没有其他五名多,日山除了一沓是整的钱外,其余的都是散钱。在这之间,压到钱的少数人兴奋得跳起来高叫,喊得脸上冒出了兴奋的汗粒。而除压中了日山之外的人,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在此刻,瞬间坍塌了下来。蒋三四的副手,一个年轻人,伸出闪亮的铜耙把日山之外的钱一张不剩地往自己的前面收拢来。原先凌乱地摆满了纸币的六名桌,这时突然显得空荡而有秩序。桌面也回到了原先的整洁状态。这时,整张桌子,只剩下日山的那个区域里的钱不动,这些钱,等待着一比六的获赔率以及骑界的一比三的获赔率。没压住赌注的人的眼睛再没有了原先等待开筒时的光芒,此时他们的双眼黯然无光,脸部表情从原来的狂热霎时变得僵硬、绝望、冷漠。在获赔的过程中,最先赔的是一沓整齐的钱,一千二百元,获得了七千二百元。赢钱的人收钱时,是平静的,虽然他压在吉品上的钱输了,但是还是小赚了一把。另一些散钱压中日山的人,则很兴奋,我看到甚至一只接钱的手是颤抖着伸出来接过去的。   白宴席散去。宗祠是盛大的。面积近千平方米。高高的空旷的空间,幽暗,清冷。空茫的戏台。斑驳的砖墙。而有着赌局的这一角,是火热的,骚动的。我站在现场,看蒋三四一次一次地开筒。每一次,都掀起一个紧张无比的赌场高潮。
  在蒋三四设的这个赌局的旁边,还有两桌老人在不动声色地打着麻将。老人们的麻将桌离蒋三四的赌局不到十米。他们的台注很小,一盘输赢最高在几十元之间。老人们打麻将是日常活动。他们之中,也不乏年轻时有过豪赌纪录的,有过激动人心的赌场喧嚣经历的。但是,年老了,渐渐地回归到了平静中去了。他们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看着面前的每一张牌,随着出牌与抓牌,不断地组合着手头的这副牌,但是他们抓牌与出牌的速度一天比一天慢,一天比一天犹豫。直到他们中的一人,不再出现在这麻将桌上,而另一个已经进入老年行列的老人不知不觉中替补了这张牌桌前的空位。他们在用松弛的皮肤,无力的肌肉,疏松的骨头,来打这人生的最后的牌局。他们在牌局中,会为一张没把握的牌犹豫半天,或为打出了一张错牌而懊悔一整天。每天,他们都会周而复始地沉浸在这种牌局情境之中。而他们却对近在十米内的喧嚣的蒋三四的赌局视而不见。包括宗祠内举办的白喜事宴席,对他们也毫无影响。在村庄里的这么多老人中,刚去世的我的单身叔叔却是个例外。正月初一上午,蒋三四在宗祠里也与初三这天一样同样地开设纳六名赌局。叔叔上午就在旁边兴趣盎然地看着热闹喧嚣的蒋三四的六名赌局。根据同村的另一房族里的人说,他当时还掏出了二百元压注,而在这之前,已压十元、二十元的小注。也就是说,他的生命中的最后快乐时光是在宗祠的赌场里度过的。对他来说,赢也快乐,输也快乐。每当宗祠设赌局,他总要挤进去压上二十、三十元,或高至一百元。初三那天上午,他压了一年来最多的一次——二百元。但这次的输赢却不得而知。待他压完注,赌局结束回到家里,突然去世。
  可以想象,在蒋三四赌局中激动参赌的人群中,若干年之后(二十、三十、四十年之后),将会像离这赌局十米处的两桌老人一样,进入安静地打麻将的晚年时光,在一局又一局的哗哗的洗牌声中,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这老年协会的时光,成了一个村庄、一个族群的晚年人口境况的折射,它安宁,淡恬,饶舌,深远。
  而过了正月初十,蒋三四赌局中参赌的众人,重新整理行李,分别乘飞机、动车、绿皮车、快客,返回长年经营的武汉、长沙、北京、天津、上海、常熟、昆山、郑州、俄罗斯、延边、丹东、杭州、嘉兴、绍兴等地,又开始他们新的一年的打拼,或赚钱,或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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