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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的一个夜晚,在南开大学永明馆,文学院的熊培云、李润霞和我围绕微博的社会政治功能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争论。其间,在场的同学用手机对讨论进行了微博直播,以至于海内外都有网友关注了这一场争论。
到底微博、围观能改变什么?我跟培云的观点针锋相对。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有两种民众聚集的形式:一种是街头聚集,一种是网络聚集。相对而言,前一种形式比较复杂,既有集体告状、游行静坐等形式,也有其极端的政治形式如聚众围堵政府部门,甚至上升为破坏力极大的公共暴力事件。后一种形式则是一种“话语广场。通过排山倒海般的话语集团军形成对各种政治事件的质疑、反思甚至攻击.更多的时候,人们会认为一个事件演化成街头聚集事件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就要动用警察或者保安进行灭火,而如果在网上“呐喊”,则一方面可以起到舆论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会导致不可控制的社会混乱,所以,相对比较安定。事实上,“网络广场”越来越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良好作用的场域,人们寄望于这个场域中的社会舆情反映民意,体现民望,更能够表达民主意志,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化的重要形式。
但是,至少截至目前,网络处于一种无序的广场政治状态。“广场政治”的优点和缺点都在网络广场上面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场政治的核心意象就是“民主”,似乎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但另一方面。广场政治总是暗含着理性的丧失和个体被淹没的宿命倾向,人们处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会滋生一种无法名状的孤单感,于是,近似于德国哲学者弗洛姆所说的那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就会出现:人们会在一种茫然感中产生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并且,倾向于跟随最能感染自己的声音来采取行动。这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往往在群体民主幻觉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
事实上,一直以来,广场政治就是一种“生产幻觉”的政治形式.它赋予广场上的人们喊口号的权力,却因此令他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过程;它赋予个体“主人翁幻觉”,却让他们沦为无法自控的冲动的行动者。所以。到底广场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还是一种导致威权的政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会一直纠缠着社会学家们的……
2011年11月于南开大学
到底微博、围观能改变什么?我跟培云的观点针锋相对。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有两种民众聚集的形式:一种是街头聚集,一种是网络聚集。相对而言,前一种形式比较复杂,既有集体告状、游行静坐等形式,也有其极端的政治形式如聚众围堵政府部门,甚至上升为破坏力极大的公共暴力事件。后一种形式则是一种“话语广场。通过排山倒海般的话语集团军形成对各种政治事件的质疑、反思甚至攻击.更多的时候,人们会认为一个事件演化成街头聚集事件就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就要动用警察或者保安进行灭火,而如果在网上“呐喊”,则一方面可以起到舆论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不会导致不可控制的社会混乱,所以,相对比较安定。事实上,“网络广场”越来越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良好作用的场域,人们寄望于这个场域中的社会舆情反映民意,体现民望,更能够表达民主意志,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化的重要形式。
但是,至少截至目前,网络处于一种无序的广场政治状态。“广场政治”的优点和缺点都在网络广场上面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广场政治的核心意象就是“民主”,似乎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但另一方面。广场政治总是暗含着理性的丧失和个体被淹没的宿命倾向,人们处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会滋生一种无法名状的孤单感,于是,近似于德国哲学者弗洛姆所说的那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就会出现:人们会在一种茫然感中产生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的冲动,并且,倾向于跟随最能感染自己的声音来采取行动。这种逃避自由的倾向,往往在群体民主幻觉中造就混乱、盲从和非理性化冲动。
事实上,一直以来,广场政治就是一种“生产幻觉”的政治形式.它赋予广场上的人们喊口号的权力,却因此令他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过程;它赋予个体“主人翁幻觉”,却让他们沦为无法自控的冲动的行动者。所以。到底广场政治是一种民主政治,还是一种导致威权的政治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会一直纠缠着社会学家们的……
2011年11月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