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一方面表现了自然万象之美，另一方面表现了人的心灵节奏之美。换句话说，书法同时传达了自然的美和精神的美。当代美学家叶朗认为，“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得出了“美在意象”的结论。这对于我们认识书法的本质，有深刻的启发。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无疑要抒发人的性灵，表达人的情感。但有意思的是，“以心为主”的中国书法艺术，却又把“从物出发”作为自己的起点。这导致中国书法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在大自然的俯仰悠游中，去寻找表达自己内在心绪的感性符号。所以，若要探求中国书法创作所遵循的根本性原则，一言以蔽之，即“立象以尽意”。
　　“立象以尽意”一说，出自《周易·系辞传》。在《周易》中，除了言和意之外，还有一个“象”的系统，即所谓卦爻系统。它通过可视的视觉形象，来传达微妙难言的意。象，介于言和意之间。受《周易》哲学的影响，中国书法家从观象、取象，到法象、味象，整个书法艺术的构思、创作和鉴赏活动，都是围绕“象”来展开的。于是，观物取象、法象万物，就成了中国书法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传统。
　　汉人萧何曾说：“书者，意也。”笔性墨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书法以“意”为主，以“心”为本，但必须借助于万物之象，必须“纵横有可象者”。唐人蔡希综评价张旭的草书时说：“迩来率府长史张旭，卓然孤立，声被寰中，意象之奇，不能不全其古制……雄逸气象，是为天纵。”（《法书论》）张旭的草书，纵横奔放，囊括万殊，其书法的“意象之奇”，正是体现了“雄逸气象”。
　　书法的意象之美，并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法自然、师造化之中，渗透了人心的统摄作用。所以，书象既是物象，也是心象，是心象与物象的融合与统一。对此，韩愈有一段精彩的话，也是说张旭草书的：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送高闲上人序》）
　　既要观照“天地事物之变”，又要“可喜可愕”，可见，书法显现自然、显现生命。这种显现虽然源自对客观物象的观照，同时又经过了人心的过滤，融进了人对宇宙自然生命的看法，体现出了主体自己的生命情调。前人曾将张旭的《肚痛帖》与怀素的《圣母帖》并称，明人王世贞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文》数行，出鬼入神，惝悦不可测。”所以，书法家只有把心灵的起伏、情绪的波涛、思想的矛盾，表现在舞动的汉字形象里，表现在迹化的线条节奏里，只有当你的心意具体表现在形象里，别人才会看见你精神的美。由此，书法创作才得以完成“立象以尽意”。
　　“立象以尽意”对书法创作观念的影响是深刻的。概括起来，就是以简易蕴含丰美。我们知道，《周易》是一部以简易的方法，阐述变易是天地宇宙不易之理的书。简易，是《周易》最大的创作特色。而中国书法家似乎是最熟谙此道，他们最懂得“少即是多”的道理。可以说，《易传》的简易之道，被中国书法家发挥得淋漓尽致。造化自然的万千变态，经过书法家的慧眼一过滤，立刻变成极富表现力的线条。而书法史上流传颇广的锥画沙、印印泥、壁坼纹、屋漏痕、折钗股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例。
　　书法的形迹至简，所能表现的意味却至丰。书法所表现的丰富意味，正与“象”所具有的比语言更大的宽泛性和涵盖性有关。这就是张怀瓘所说的“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深刻内涵。和绘画比起来，书法意象的表达可谓是抽象而纯粹，却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南宋人郑樵说：“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说的正是书法抽象美的问题。可以说，中国书法正是中国人对于抽象美认识的大本营。
　　在中国，真正的书法，被视为一种高级的艺术。之所以称之为高级，就是因为它能以极其简练的“象”表达无限丰富的“意”，为人的精神的表达，寻找到了最精练的形式。
　　（选自《习书有法》，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