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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仔细端详汉字，不得不折服于老祖宗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洞察力，据说汉字也是世界文字中信息蕴涵最大的文字。“困”和“囚”，大家都认识这俩字，祖先们用图案告诉我们，如果把有生命的东西围堵起来，那就是困境，那就是桎梏。
当我们被人所困、被人所囚时，我们知道那是对自己生命力的限制，知道去奋力摆脱或逃离。可是，如果不知道自己已处于被关闭状态，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关闭起来的话，我们还会意识到去摆脱和逃离吗？
好企业家的共同点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要因，即便现在，我们仍在享受着经济开放带来的红利，并期待通过改革来消除沉疴，深挖潜力。国家社会是这样，企业个人更是如此。
我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改革开放时首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走在开放最前线的人们。他们或者是村里、或者是研究所和大学里最开放的人，甚至机关里最开放的人。才华和努力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因素，但这不是决定因素。他们成功的关键是率先走进了开放的环境，率先解放了自己。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上世纪80年代作为讲师去了趟深圳，受到巨大冲击，回到辽宁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胆的创业活动。如果没有受深圳这块开放土地上的触发，刘积仁教学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有现在的东软集团。
假如李彦宏不去美国学习、工作，同样是他，能够创立百度并把它做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假如马云不是学英文的，他不去纽约，也不接受软银孙正义的投资，阿里巴巴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假如华为不去闯荡国际市场，假如联想没有并购IBM的电脑业务……没有开放的环境就没有企业家的成功，这是事实。然而，开放的环境并不能保证企业家的成功，只有企业家自己开放了自己，才最容易成功。
如今，那些曾经很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们里，也有很多人碰到了发展瓶颈，销售额徘徊不前，盈利甚微，甚至赔钱。他们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白热化，有的是因为人工费用激增，有的则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但也有些今天事业仍在蒸蒸日上的企业家朋友，他们不是没有遇到问题，而是在发展中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两类企业家有什么不同？就是企业的开放程度不同。前者的经营仍然掌控在创业时的功臣手中，后者在不断地更新血液；前者仍然死守传统市场，后者已经进军相关市场；前者还在和官员们感情勾兑，谋求政府的支持和庇护，后者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屡败屡战，或尝试收购，壮大商业版图。
开放并不只意味“走出去”
一说开放，人们就自然想到对外开放，甚至“抱团国际化”，实际上这是那些走进困境的企业的误解。他们明明把自己关进了胡同，却不知道自己被自己所困。
我有个朋友曾经做电子产品很成功，一度是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更是主张国际化的代表人物，品牌知名度也很高。但是，他的公司内部一点也不开放。职员们不知道公司的财务情况，不知道股东的情况，甚至不知道整体的销售情况。职员们只知道他们的CEO在外面非常有名，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吞噬前言，突然变卦。
另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朋友至今还在重用作坊时的老部下，尽管公司已经上市，但是他听不进新来的干部的意见。我在他上市伊始时曾劝他注意不要过度依靠硬件业务、股票估值过高等问题，却被他当场拒绝说这些建议“等于在害他”。如今，该公司的股价已经是当时的数分之一，业务也已进入长长的瓶颈。
但是这位朋友不是不知道外部环境，也不是不去国外，但他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牢房里，原地踏步。在他最春风得意之时，曾扬言要打倒同行的世界领军企业，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豪言壮语，恐怕最难为情的应该是他自己了。
“乐天”是日本最成功的电商，其创始人三谷木是日本的风云人物，这段时间正和软银的孙正义交锋。三谷木是个一直主张国际化和开放的企业家，但是我对他的开放却不敢赞同。因为他经常是在做戏给日本国内的人看，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开放。
本来这个企业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企业，在东京品川区总部里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土著日本人。三谷木为了体现企业的国际化，偏偏要日本职员在公司里说英语。这就苦了那些英语发音糟糕的日本职员们，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为了写一个联络邮件，他们往往一边翻字典，一边念叨，300字的邮件要花上一个小时。
尽管有百度的提携，但乐天在中国的电商业务前年就关门了，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是因为管理上的颟顸导致的绝望。后来听说三谷木要转移战场去巴西，但我敢保证他一定不会成功。因为三谷木把外语和并购误解为国际化，他自己却不愿到第一线去听取市场的声音，接受当地一线人员的建议。这种貌似开放实为闭关自守的精神，就像清末的洋务运动。
很多中国人也走出去了，但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积久的恶习带到哪里，或铺张浪费炫耀多金，或随地吐痰、扔垃圾、大声说话，但这并非病根，不和当地人交往才是最大的弊端。因为出去本身就不是目的，理解、交流和融汇才是真正的目的。
摆在神坛的石猫
上个世纪的开放年代里，能够抓住机会的人毕竟是少数，经历一番大浪淘沙，他们成了今天的成功者。日本是一个在经济上早已开放了的社会，但是真正能够开放的企业家，真正能够在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家至今也是少数。
中国企业家过去和今后能够成功的都是同样一种人，他们永远是能够开放思考，主动前去拥抱陌生人群的人。问题是，很多企业家能够做到一时的开放，却做不到持续的开放。或者说他们在一度成功，取得利益后，又关闭起来，但他们对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的现实却浑然不知。因为成功一定会让人闭门自守，除非有方法打破成功的桎梏。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某神父领养了一只野猫，在他祈祷的时候，那只猫一直坐在他的背后恭候。后来那位神父去世，新的神父继续饲养那只猫，那只猫也会同样地在祈祷时恭候新的主人。后来，猫老死了，神父伤感怀念，就为它刻了个石雕，放在祈祷时猫在的那个位置。后来这个神父也去世了，从别的教堂里又来了一个神父，他觉得那个石猫摆在身后碍事儿，就顺手把它放到了神坛上。 几十年过去了，神父一任又一任地换，却没有人再去动过那只石猫，因为它在神坛上，人们渐渐把它看成是神圣的了。
成功就是这样，会在不知不觉之中供养众多本来没有很多意义的东西。人们之所以视它为神圣，不是因为理解了它的伟大，而是它被放在了神坛上，那个神坛就叫成功。那只猫也不愿坐在神坛上，它愿意坐在主人身后，但是没有人倾听石猫的诉说。
开放来自恐惧
开放带来的并非只有福音，也会带来新的挑战，这也是企业家们很难真心开放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企业家身边的老干部或者依靠老板的信任而居要位者。绝大部分是不赞成人才开放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位置也许会受到威胁，他得到的宠爱也许不会再继续。
实际上，一些民营企业中，老板身边不乏这样的亲信，这些人大多是企业开放中或明或暗的阻力。
中国在加入WTO时，要不是中国领导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站在民族和国家整体的高度上考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决断。因为很多产业会受到冲击，很多既得利益者会出来抵抗，再加上每次真正的开放都是历史首创，决策人不免会对其负面影响瞻前顾后。
但是，不接受小的牺牲，不接受暂时的痛苦，我们就会面临重大的牺牲，忍受长期的痛苦。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最大的原因都来自勇敢的开放，每当我国处于改革瓶颈时，都有一个重大的开放引擎重新启动，把经济之舟推向大洋。
日本经济在实现腾飞后，经历了谁都没有预想到的20年的失落，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过多。
因为很多企业和个人处于封闭的经济体系之中，他们受到保护，可以垄断日本市场，不愿走出去，更不愿让别人走进来。而这些产业，正是从经济和思想上拖累日本经济的主力军。
现在日本右派大谈参加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为了和美国联盟对付中国，也许有人真的这样理解。但是，这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中国的威胁，吓唬日本老百姓，让他们接受TPP，是安倍政权的政治手腕。
日本是一个非常守旧的社会，只有通过来自外部的强烈恐惧和危机，才能达到开放的共识，日本人称其为“外压”。日本第一次的外压是美国战舰登陆横须贺，并且日本人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惨状，不得不开放； 第二次是被美国占领后失去主权，不得不开放。但每次开放，日本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失去了20年后，日本正在寻求第三次外部威胁来帮助他们改革，我想这也是安倍强调中国威胁的根本所在。
野狼为什么永远强健
到动物园去看看狼吧，哪里还有狼的样子呢？它们吃得不坏，睡得不坏，生病了还能看医生。他们不强壮，不威武，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它们被关起来了，被“困”了，被“囚”了。
中国人向来不缺开拓创新精神，但就是怕被关。清末是一个反面的验证，改革开放是一个正面的验证。到世界各地走走，除了中国本土外，我没有见过有中国人行乞的。他们很多人也许开始在国外都活得很艰辛，但他们都活得有滋有味，而且大都一代好于一代。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一直在提高，纳税额不断增加，对就业的贡献也越来越高。可那些得天独厚的国企，虽然垄断着很多领域，但其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却低得可怜，如果除去国家给他们的特别政策和融资，它们能够公平地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可怜。和日本的那些被保护起来的企业一样，他们不是没有人才，不是没有资金，更不是没有知识，他们只是没有开放。
那些占据国家资源，却不肯开放的特殊企业们，会说出和日本守旧派一样的措辞：我们是国家利益的守护神，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开放了就会失去一个民族产业，甚至给社会带来隐患。
当然，开放并不是简单地意味对外开放。开放的本质是接受公平竞争，接受陌生的遭遇，开放必须首先是思想开放，对内开放。利用爱国拒绝公平竞争才是不爱国的行为，不发展、不纳税的企业没有资格谈爱国。
事实恰恰证明，越是开放的时代，越是接受陌生的时代，中国越是强大富有。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碰上了发展瓶颈，这实际上是件大好事。“发展瓶颈”是发展的结果，它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更意味着企业家必须走出自己的成功，自己开放自己，走向世界，走入陌生。
随着中国经济粗放而高速地发展，很多企业家已经赚到了一大笔钱，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有了土地，更有了数套房产和人脉关系。他们已经不愿意光脚走路，也不愿意走进陌生，甚至不愿意放下架子。
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在崛起，他们还没有穿鞋。更可喜的是，我们还有很多居功不傲的企业家，宗庆后先生不是今天还在一边消费50块钱，一边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吗？任正非不是把高科技产品买进先进国家之后，还在乘经济舱出差吗？
企业家就是要有野性，开放就是把自己置身荒野。
当我们被人所困、被人所囚时，我们知道那是对自己生命力的限制，知道去奋力摆脱或逃离。可是，如果不知道自己已处于被关闭状态，或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关闭起来的话，我们还会意识到去摆脱和逃离吗？
好企业家的共同点
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绩的要因，即便现在，我们仍在享受着经济开放带来的红利，并期待通过改革来消除沉疴，深挖潜力。国家社会是这样，企业个人更是如此。
我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改革开放时首先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走在开放最前线的人们。他们或者是村里、或者是研究所和大学里最开放的人，甚至机关里最开放的人。才华和努力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因素，但这不是决定因素。他们成功的关键是率先走进了开放的环境，率先解放了自己。
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上世纪80年代作为讲师去了趟深圳，受到巨大冲击，回到辽宁后他开始了一系列大胆的创业活动。如果没有受深圳这块开放土地上的触发，刘积仁教学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有现在的东软集团。
假如李彦宏不去美国学习、工作，同样是他，能够创立百度并把它做成今天这个样子吗？假如马云不是学英文的，他不去纽约，也不接受软银孙正义的投资，阿里巴巴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假如华为不去闯荡国际市场，假如联想没有并购IBM的电脑业务……没有开放的环境就没有企业家的成功，这是事实。然而，开放的环境并不能保证企业家的成功，只有企业家自己开放了自己，才最容易成功。
如今，那些曾经很成功的企业家朋友们里，也有很多人碰到了发展瓶颈，销售额徘徊不前，盈利甚微，甚至赔钱。他们有的是因为市场竞争白热化，有的是因为人工费用激增，有的则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失误。但也有些今天事业仍在蒸蒸日上的企业家朋友，他们不是没有遇到问题，而是在发展中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问题的解决又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两类企业家有什么不同？就是企业的开放程度不同。前者的经营仍然掌控在创业时的功臣手中，后者在不断地更新血液；前者仍然死守传统市场，后者已经进军相关市场；前者还在和官员们感情勾兑，谋求政府的支持和庇护，后者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屡败屡战，或尝试收购，壮大商业版图。
开放并不只意味“走出去”
一说开放，人们就自然想到对外开放，甚至“抱团国际化”，实际上这是那些走进困境的企业的误解。他们明明把自己关进了胡同，却不知道自己被自己所困。
我有个朋友曾经做电子产品很成功，一度是中国消费电子行业的领军人物，他更是主张国际化的代表人物，品牌知名度也很高。但是，他的公司内部一点也不开放。职员们不知道公司的财务情况，不知道股东的情况，甚至不知道整体的销售情况。职员们只知道他们的CEO在外面非常有名，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吞噬前言，突然变卦。
另一个著名的企业家朋友至今还在重用作坊时的老部下，尽管公司已经上市，但是他听不进新来的干部的意见。我在他上市伊始时曾劝他注意不要过度依靠硬件业务、股票估值过高等问题，却被他当场拒绝说这些建议“等于在害他”。如今，该公司的股价已经是当时的数分之一，业务也已进入长长的瓶颈。
但是这位朋友不是不知道外部环境，也不是不去国外，但他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把自己关在了自己的牢房里，原地踏步。在他最春风得意之时，曾扬言要打倒同行的世界领军企业，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豪言壮语，恐怕最难为情的应该是他自己了。
“乐天”是日本最成功的电商，其创始人三谷木是日本的风云人物，这段时间正和软银的孙正义交锋。三谷木是个一直主张国际化和开放的企业家，但是我对他的开放却不敢赞同。因为他经常是在做戏给日本国内的人看，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开放。
本来这个企业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企业，在东京品川区总部里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土著日本人。三谷木为了体现企业的国际化，偏偏要日本职员在公司里说英语。这就苦了那些英语发音糟糕的日本职员们，他们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为了写一个联络邮件，他们往往一边翻字典，一边念叨，300字的邮件要花上一个小时。
尽管有百度的提携，但乐天在中国的电商业务前年就关门了，不是因为实力不济，而是因为管理上的颟顸导致的绝望。后来听说三谷木要转移战场去巴西，但我敢保证他一定不会成功。因为三谷木把外语和并购误解为国际化，他自己却不愿到第一线去听取市场的声音，接受当地一线人员的建议。这种貌似开放实为闭关自守的精神，就像清末的洋务运动。
很多中国人也走出去了，但他们走到哪里，就把积久的恶习带到哪里，或铺张浪费炫耀多金，或随地吐痰、扔垃圾、大声说话，但这并非病根，不和当地人交往才是最大的弊端。因为出去本身就不是目的，理解、交流和融汇才是真正的目的。
摆在神坛的石猫
上个世纪的开放年代里，能够抓住机会的人毕竟是少数，经历一番大浪淘沙，他们成了今天的成功者。日本是一个在经济上早已开放了的社会，但是真正能够开放的企业家，真正能够在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家至今也是少数。
中国企业家过去和今后能够成功的都是同样一种人，他们永远是能够开放思考，主动前去拥抱陌生人群的人。问题是，很多企业家能够做到一时的开放，却做不到持续的开放。或者说他们在一度成功，取得利益后，又关闭起来，但他们对自己把自己关闭起来的现实却浑然不知。因为成功一定会让人闭门自守，除非有方法打破成功的桎梏。
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某神父领养了一只野猫，在他祈祷的时候，那只猫一直坐在他的背后恭候。后来那位神父去世，新的神父继续饲养那只猫，那只猫也会同样地在祈祷时恭候新的主人。后来，猫老死了，神父伤感怀念，就为它刻了个石雕，放在祈祷时猫在的那个位置。后来这个神父也去世了，从别的教堂里又来了一个神父，他觉得那个石猫摆在身后碍事儿，就顺手把它放到了神坛上。 几十年过去了，神父一任又一任地换，却没有人再去动过那只石猫，因为它在神坛上，人们渐渐把它看成是神圣的了。
成功就是这样，会在不知不觉之中供养众多本来没有很多意义的东西。人们之所以视它为神圣，不是因为理解了它的伟大，而是它被放在了神坛上，那个神坛就叫成功。那只猫也不愿坐在神坛上，它愿意坐在主人身后，但是没有人倾听石猫的诉说。
开放来自恐惧
开放带来的并非只有福音，也会带来新的挑战，这也是企业家们很难真心开放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企业家身边的老干部或者依靠老板的信任而居要位者。绝大部分是不赞成人才开放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位置也许会受到威胁，他得到的宠爱也许不会再继续。
实际上，一些民营企业中，老板身边不乏这样的亲信，这些人大多是企业开放中或明或暗的阻力。
中国在加入WTO时，要不是中国领导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站在民族和国家整体的高度上考虑，肯定是做不出来的决断。因为很多产业会受到冲击，很多既得利益者会出来抵抗，再加上每次真正的开放都是历史首创，决策人不免会对其负面影响瞻前顾后。
但是，不接受小的牺牲，不接受暂时的痛苦，我们就会面临重大的牺牲，忍受长期的痛苦。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最大的原因都来自勇敢的开放，每当我国处于改革瓶颈时，都有一个重大的开放引擎重新启动，把经济之舟推向大洋。
日本经济在实现腾飞后，经历了谁都没有预想到的20年的失落，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过多。
因为很多企业和个人处于封闭的经济体系之中，他们受到保护，可以垄断日本市场，不愿走出去，更不愿让别人走进来。而这些产业，正是从经济和思想上拖累日本经济的主力军。
现在日本右派大谈参加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为了和美国联盟对付中国，也许有人真的这样理解。但是，这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中国的威胁，吓唬日本老百姓，让他们接受TPP，是安倍政权的政治手腕。
日本是一个非常守旧的社会，只有通过来自外部的强烈恐惧和危机，才能达到开放的共识，日本人称其为“外压”。日本第一次的外压是美国战舰登陆横须贺，并且日本人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惨状，不得不开放； 第二次是被美国占领后失去主权，不得不开放。但每次开放，日本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失去了20年后，日本正在寻求第三次外部威胁来帮助他们改革，我想这也是安倍强调中国威胁的根本所在。
野狼为什么永远强健
到动物园去看看狼吧，哪里还有狼的样子呢？它们吃得不坏，睡得不坏，生病了还能看医生。他们不强壮，不威武，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它们被关起来了，被“困”了，被“囚”了。
中国人向来不缺开拓创新精神，但就是怕被关。清末是一个反面的验证，改革开放是一个正面的验证。到世界各地走走，除了中国本土外，我没有见过有中国人行乞的。他们很多人也许开始在国外都活得很艰辛，但他们都活得有滋有味，而且大都一代好于一代。
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一直在提高，纳税额不断增加，对就业的贡献也越来越高。可那些得天独厚的国企，虽然垄断着很多领域，但其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却低得可怜，如果除去国家给他们的特别政策和融资，它们能够公平地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可怜。和日本的那些被保护起来的企业一样，他们不是没有人才，不是没有资金，更不是没有知识，他们只是没有开放。
那些占据国家资源，却不肯开放的特殊企业们，会说出和日本守旧派一样的措辞：我们是国家利益的守护神，我国有自己的国情，开放了就会失去一个民族产业，甚至给社会带来隐患。
当然，开放并不是简单地意味对外开放。开放的本质是接受公平竞争，接受陌生的遭遇，开放必须首先是思想开放，对内开放。利用爱国拒绝公平竞争才是不爱国的行为，不发展、不纳税的企业没有资格谈爱国。
事实恰恰证明，越是开放的时代，越是接受陌生的时代，中国越是强大富有。
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碰上了发展瓶颈，这实际上是件大好事。“发展瓶颈”是发展的结果，它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更意味着企业家必须走出自己的成功，自己开放自己，走向世界，走入陌生。
随着中国经济粗放而高速地发展，很多企业家已经赚到了一大笔钱，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有了土地，更有了数套房产和人脉关系。他们已经不愿意光脚走路，也不愿意走进陌生，甚至不愿意放下架子。
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在崛起，他们还没有穿鞋。更可喜的是，我们还有很多居功不傲的企业家，宗庆后先生不是今天还在一边消费50块钱，一边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吗？任正非不是把高科技产品买进先进国家之后，还在乘经济舱出差吗？
企业家就是要有野性，开放就是把自己置身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