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从1978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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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紧紧地抓住它,锲而不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创建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总部决定参加深圳特区的开发建设,调出一个团的兵力南下深圳当好先遣团,打好开头炮。我就是这个先头部队的新闻报道员。出生在四川农民家庭的我,起初只认识镰刀锄头,不晓得相机为何物。1970年,我参军入伍,当上了一名基建工程兵的宣传报道员,当时主要是文字报道,是国家的发展,特区轰轰烈烈的建设,要求我拿起相机,以真实的画面,记录战士们拼搏战斗的事迹和他们的艰苦乐观的生活,记录特区克难前行的壮丽步伐。于是我就和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我们住进了深圳特有的“竹叶军营”,投身到火热的特区建设中时,深圳还是个贫穷落后的边陲小镇,今天,破旧脏乱的房子已代之以高楼大厦,崎岖狭窄的土路也变为了通畅的柏油公路。从第一条路,第一栋楼开始,我们不仅要用文字,尤其要用照片记录它的历史变迁和快速发展。当时部队领导从上海买来了一台“海鸥牌”120双镜头相机,我上午拿到相机,下午就派我随首长去部队工地拍照片。这对于从来没用过相机的我来说,既兴奋,又不知所措。怎么办!攻坚时刻,不能退下阵来,不会就学。吃过午饭,我顶着酷热的太阳,跑到深圳唯一的新华书店,找到一本简易的摄影指南,并买回几筒120黑白胶卷。回到驻地,开始学习装胶卷,上快门,转动对焦环,按书上指引照葫芦画瓢,室内和室外不同光线下,使用不同光圈和快门速度的组合……就这样,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背着相机,第一次去拍照片。我的拍摄对象是部队承建的“深圳第一高楼”—20层电子大厦工程动员会,按照摄影指南的说明,室内室外拍了一卷。冲洗出来,至今还有两张可用的照片。从那以后,我的自行车后面总拖着一个照相机包,采访到哪里就拍到哪里。一年下来,在向部队、地方报刊投送文稿的同时,配上了部队在特区施工、生活的图片,让全国关注深圳的读者多了些视觉配餐,更全面真实地反映了特区的建设成就。


  《大军南下》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那是1981年初冬的早上,天下着小雨,我背着相机到深圳火车北站接站,一列从东北南下的列车进站。戴着军帽,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的军人从货运车里跳下来,排队前行。当时虽然天气较暗,我还是举起相机按动了快门,定格了两万基建工程兵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南下深圳参加特区建设的壮观的历史场景,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了深圳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收藏品。
  1982年秋,我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深圳摄影学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国内外摄影作品,1983年参加学会举办的月赛、季赛和年赛,从月赛入围一张、两张、三张到年终拿到奖牌。在比赛活动中学习,在交流中不断提高摄影的技术能力和艺术修养。部队还将我拍的照片,收集起来,举办了一次工程施工图片展。那个时期的一批图片都成为了反映部队在特区艰苦奋斗的珍贵史料。


  1983年9月15日,我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深圳,成为深圳市建筑公司。转业就是转行,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战友们,个个都面临着人生路上的多种选项—或搞实业,或经商,或做建筑工人等。当时深圳百业兴旺,就业机会多,发家致富机会也不少。我将何去何从呢?如果说起初摄影是我的一种爱好,或后来是工作需要,那么现在我认定摄影是我挥之不去的梦想,是终生所爱。尽管脱下军装,但依然心系相机。于是,我毅然决定继续从事摄影工作。1984年我去了深圳电视台,做了摄影记者。宁可安守清贫,也要用相机实现人生的价值,用相机记录深圳开启的伟大时代,表达我对深圳开拓者的敬畏之心和创造历史的特区人精神。
  1984年6月的一天,我跟往常一样骑着单车来到我熟悉的红岭大厦工地。举目仰望,但见两幢塔楼直刺蓝天,阳光从左上方倾泻下来,层次分明,气势恢弘让我激动。就是它,我梦寐以求的那种感觉!我取出相机,换上24mm的广角镜头,爬上三米高的单管脚手架,左手紧紧抓住支架,支撑着身体的平衡,右手持相机靠近平台,开始取景构图、测试光圈和速度,当我仔细审视我的取景框时,忽然感觉到少了点什么。我开始冷静下来思索:大楼气势恢弘,但取景框里没有人物,使这幅作品失去了灵魂。正思索中,却见一根黄色的吊臂在大楼上空缓缓移动。对,找邹洪涛去!


  邹洪涛是我熟悉的工地安全员兼吊车指挥员。我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他才来到我指定的三楼平台,阳光從大厦的上方照射在他的身上,蓝色的背心、红色的帽子、坚实的肌腱,鲜明而生动。好似在他舒展双臂吹响口哨的同时,两边的塔楼在徐徐升起,突显特区建筑工人昂扬向上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我随即果断按下开门。这就是取名为“升”的作品的诞生。照片中的邹洪涛稳稳站立在平台与两楼之间,画面既均衡对称,又雄壮有力。他的形体透着一种认真严谨、指挥若定的自信与豪迈,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特区人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升》在1984年参加第十三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获得金牌奖,得到了很多好评,众多报刊和摄影杂志,对《升》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评介。我认为,一幅好作品的产生,涉及到作者创作理念及其周边的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重要的是要熟悉拍摄题材,明确表达主题思想,充分运用现代照相设备的功能,去拍摄记录时代。有人质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许多作品可以通过电脑制作出来,那摄影还能作为一种独立的形式而存在么?我只想说,任何方式的制作都有可能。但摄影的记录功能无法替代,摄影作品的灵魂更无法“克隆”。

  到了1990年代,深圳已经从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这里到处都是创业的年轻人,一切都是新的。因为在电视台工作,我的拍摄题材也更加广泛,除了每年都要到内地采风拍摄外,我一直在坚持记录这座城市。在深圳发生的大事,我基本都没有缺席,1992年的深圳股灾,1993年的清水河大爆炸,我都在现场拍摄。后来我又做了一些行政事务工作,大多数时候只能利用工休时间拍摄,这段时间里,我特别着意捕捉深圳人的精神面貌。
  现在我已經退休,但是相机始终陪伴我奔走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在这座现代化城市的喧嚣中力求尽一个职业摄影人的责任,记录着深圳每一天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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