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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成名，到2010年完成了规模上亿的新版《三国》，导演高希希见证了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十年。
高希希算是赶上好时代的一个导演，从2001年一部《花非花》在荧屏大火后，《甜蜜蜜》、《幸福像花儿一样》、《上海滩》等一系列高收视率的影视剧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牌导演”。
高希希从事电视剧最辉煌的这10年，正是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十年：自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年制作量突破万集。到2009年共有12910部电视剧通过审查。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电视剧第一大国。
2010年5月，高希希拍摄的新版《三国》正在电视台热播。这部长达90集的电视剧投资1.6亿元，第一轮首播以每集160万元的价格卖给四大卫视，第二轮又卖出100多万，综合核算一集总售价高达276万元，刷新了中国电视剧价格的峰值。
不经意间，高希希站在中国电视剧行业的金子塔尖。
“国家拿钱给我机会”
上个世纪70年代，高希希在恢复高考后考入江西省内的一个美术院校。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职业画家，母亲是学音乐的。
1984年，高希希大学毕业，分到江西省电影制片厂当美工，这是一个事业单位，属于铁饭碗。但他一直想当职业画家，可当年文化局、博物馆这些有画家编制的单位挤满了人。
刚进电影制片厂时，高希希首先面对的烦恼是“没位置”。电影厂的核心是导演，讲故事是编剧，美工基本没有话语权；另外，美工要想往上爬不容易。“从助理美术师，副美术师最后到美术师，我算了算，这个过程至少是15年以上。”高希希说。
幸运的是，高希希第一步升得很陕，当上副美术师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写一些创作阐述，“比如搭一个景，要三万块钱。我就会跟导演建议，您看这么贵，再多拍两场戏吧，省点钱。导演就会问‘那你说怎么编进去啊?’我就可以说怎么怎么样。这里头就有创作过程，我就可以有意识的去学导演的理念。”
后来。江西电影制片厂筹拍一部戏叫《白云深处》，导演是《铁道游击队》的老导演高政。快要开拍时，高政忽然病了，整个剧组瘫痪。对于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厂来说，等导演是等不起的。高政建议让助理导演、也是他的女儿来接手。
电影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看中了高希希。“当年，华国锋主席曾说过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厂里的一些领导觉得，与其这样，那不如让自己厂里的年轻人去拍，就算拍砸了也是砸在自己人身上。”高希希回忆，“后来厂领导告诉我，让我做导演。我吓了一跳，领导说：‘这是党委会开会决定的，过了这村可没这店。’”
《白云深处》是高希希的处女作，票房并不好，但之于他的意义是得到了一张电影入场券。从美工转变到导演，他终于进入了电影体制内最重要的环节。“后来想想，其实就是几个领导一说话，拿国家的钱给你机会。”高希希回忆。
他的第二部戏叫《红土地上的精灵》，讲的是革命老区的事情。他承认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戏，为建党70周年拍摄”。唯一的突破是他自己筹钱拍摄。当年还没有民营资本进入影视界，高希希找了地方政府部门投钱，最后厂里又给解决了几万块。
高希希说：“戏拍了就拍了，也没有票房，收回投资这些概念，反正是政府的钱，电影也不是商品。”
拍完这部戏后，高希希开始觉得浑身不对，具体哪不对，又形容不上来。于是，他决定北上，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我的观众在哪儿”
1991年，高希希来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初入北京，他有些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很土，北京很大，学校竟然是张艺谋待过的地方。”毕业后，他被定向分配到广电总局，待了三个月，又特招进入空政，成为军旅导演。
1997年，高希希相继拍摄了《父子情深》等两部电视剧。在央视播出时，反响并不好。在拍《父子情深》时，他拍着拍着把投资方拍没了，不得不带着一大帮人以信誉担保到电视台借钱，“当年拍戏时，很紧张，一紧张就讲不好故事。”
这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电视剧，开始有意识地带入一些社会资本进入制作环节，整个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大环境在逐步放开。
1998年，电视电影开始在中国兴起，高希希成为了第一个尝试拍电视电影的导演。三年时间，他拍摄了11部电视电影，获得各种艺术奖项。当年的央视电影频道曾给高希希发了免检证，就是不需要审查他的剧本，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2001年前后，在拍摄完成电影《公正的心》后，高希希觉得沮丧，他第一次对市场有了懵懂的觉悟：“我最大的伤心是，作品没有观众。这太恐怖了，就算获奖了也跟观众一点关系也没有。问淮，谁都不知道高希希。我的观众在哪?”
2001年的一部《花非花》让人记住了幕后胖胖的导演高希希。当年，他去南京参加活动时，许多观众都认出了他，这让他第一次和观众有了“亲近感”。
《花非花》不经意间在中国荧幕创造了一种新的电视剧类型：心理悬疑剧。这之后，高希希以一年2-3部的速度拍摄新片：2002年的《结婚十年》开创了平民婚姻剧的先河，2003年主旋律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出人意料地获得极高的收视率；2006—2007年《幸福像花几一样》、《甜蜜蜜》、《新上海滩》这样的怀旧年代戏，一播出就成为社会焦点。
高希希的妻子白玉也认为丈夫的转折点来自于《花非花》：“这个戏让高希希开窍了，能跟市场对接了。后来荧屏上的生活戏，战争戏，怀旧年代戏基本都是他引领的，别人跟在屁股后头走。”
2001—2010年这十年间，高希希没有拍过一部赔钱的戏，在竞争如此惨烈的电视剧市场，这无疑是一份惊人的答卷。
“其实自己对电视剧市场的感觉是潜意识的，并没有系统地去总结。”高希希说，“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也是一些在电影学院学过的成型的规律，比如好莱坞的三分钟理念(电影开头三分钟内必须把观众牢牢按在座位上)。”所以，在新版《三国》中，高希希没有按照原著从黄巾起义讲起，第一集上来是曹操刺董卓，因为“一上来就要有高潮，让观众关注人物命运”。
作为旁观者，同样是学导演出身的妻子白玉显然更有发言权：“当年拍《历史的天空》时，90％的人是不看主旋律剧的，但高希希就是想拍6混蛋是如何成为共产党将领的；拍《幸福像花儿一样》这样的年代戏时，很多人都劝他，红舞鞋啊，文艺队这种70年代的元素落伍了，但他还原成那个时代人的爱情，很抓人。他的作品最优秀的地方是都在讲人的故事。”
商业导演的荣耀
高希希也生活在一个中国电视剧的好年景里。从2000年起，国家允许民营影视公司制作电视剧，大量的民间资本把电视剧推入了市场化。随着各大卫视上星，现 在电视台50％以上的收入完全靠电视剧的广告。
高收视率的电视剧意味着高的广告回报率。而这又间接促成了高希希在这十年间，迅速从一个对体制负责的军旅导演转型为一个围绕市场的商业片导演。
妻子白玉形容这十年是“高希希从潜力股成长为绩优股的十年”。最直接的反映是，他可以以电视剧导演的身份获得投资人的信任。
在高希希接手新版《三国》前，这个戏已陆续准备了两三年，相继因各种原因换下了两位导演。等高希希接手时已经有了1000万的债务。在中国电视剧圈里，很少有导演敢接一部还没开拍就有1000万元债务的戏。“我劝过他，这么大的制作，收视率压力会很大，但因为他太喜欢《三国》了。之前《红楼梦》也接洽过他，但没接。”白玉说。
剧组第一次给了8000万的预算，高希希说不够。制片人答复：“不能给钱了。”高希希说：“我有两个方法，要不我自己筹钱，要不你们砸钱。”制片方表示需要时间考虑。
新版《三国》在拍摄时，有媒体报道说，导演用自己的银行卡刷了30多万，结清了剧组的盒饭钱欠款。画外音是，剧组差钱了。“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投资方在考虑是否要追加投资的时段，这也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候。”高希希说，“我不敢停机，一停机，一天就会损失35万元。”吴宇森曾托人带话给高希希：“高希希还没有崩溃啊，我都崩溃了。”
最终，出于对导演的信任，投资方追加了投资，总共给出一亿五千万人民币。好在高希希练就了拍畅销片的本事。广告商在看过片花后反馈：不管多少钱我们都会投。最终，新版《三国》以一集267万元的高价为投资人基本收回了成本。
新版《三国》预售首播权时，央视曾开价一集90万元，后来提到100万，最后出到125万，但四大卫视首播一集就能开出160万的高价。
高希希说：“不在央视播肯定是我的一个损失。但这就是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发展趋势，现在是‘各路诸侯，平分天下’的时代。民营影视公司首先要考虑的是成本，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为对抗高希希的《三国》，北京台播出了一部由陈道明，王志文拍摄的电视剧《手机》，央视开始每日重播老版《三国演义》。“都乱了，都开始来捣乱了。”高希希玩笑道。
“电视观众现在太挑剔了，三分钟不好看，马上换频道。电视台收视率上不去，马上换台长。广告商就看收视率报表。所以，现在很多电视台直接参与电视剧的立项。电视台指定要孙红雷演，要谁谁谁演。这无形中架空了导演的选择。中国七成的导演是没有话语权的。这是一个畸形产业，是一个买方市场，但这个市场又不是直接对接观众，很尴尬，十年前《花非花》如果放在现在，肯定没有电视台买。”
幸运的是，高希希拍摄的相对“失败”的作品，都诞生在10年前中国电视剧市场的试水阶段。在整个战事进入白热化前，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市场号召力的导演。即使他坦言走到今天，也摸不透收视率规律，但还是总结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独门秘籍。“导演现在只能对剧本负责，好的剧本要有三个要素：灵魂，起承转合的人物命运，矛盾迭起的戏剧冲突。”高希希说。
与其他导演不同，高希希从不避讳谈商业。他的宣传助理告诉记者：“高导甚至很愿意聊这些。”
“我觉得大家叫我商业导演，是一个荣耀。中国过去太强调艺术作品的个性化，这很容易曲高和寡。我就是想当一个特别成熟的类型片导演，因为影视作品已经完全工业化了。人们很难界定，卡梅隆到底是艺术导演是商业导演?奥斯卡奖是艺术奖还是商业奖?”
高希希推崇好莱坞的叙事方式，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剧迷，研究过热门美剧《越狱》、《24小时》，“我觉得美国人的理念很对，影视就是工业产品，好像每个人拎一个工具箱来，你拿零件，我拿螺丝，他拿钳子，凑齐了，一起干活，水就哗哗流下来。导演负责掌握好内核，有完成核聚变的能力就行了。”
“爱和坚守”
新版《三国》热播时，高希希的话剧《甜蜜蜜》也正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话剧《甜蜜蜜》是电视剧《甜蜜蜜》的延伸，叙述了从70年代走出的情侣如何面对当下的社会。
话剧投资150万元，在话剧圈里算大手笔。高希希本想让妻子白玉当导演。但白玉说：“你当导演，更有市场号召力。”
的确，高希希的首部话剧没有不卖座的理由：女主角是第一次拍话剧的台湾演员林心如。但高希希坦言：“对于票房考虑的并不多，话剧只是一个玩票，自己没有扎死在话剧领域里的勇气。”
对于四十岁的高希希而言，在影视圈里，各种题材都尝试过了，现在的创作基点是“情怀”。往细微处说，他喜欢的情怀是“爱和坚守”。
比如为什么把电视剧《甜蜜蜜》又搬到话剧舞台，高希希说：“这个命题我很喜欢。它探讨的是当一个人承诺我爱你，只是一秒钟的事情；那以后他能否为这个承诺坚守?”
对“坚守”的迷恋，来源于高希希的成长经历。“文革”时，他母亲的成分不好。父亲又被打成右派。3岁的高希希和母亲被下放到江西农村。
“有一天，我母亲忽然说，要带我回城看父亲。我记得，我们就在江西宾馆等啊等啊。我母亲告诉我：‘一会你爸爸走过来，千万别出声，否则他会挨罚。’我就看到远处，父亲穿一个蓝色军大衣，背着个扫把，跟在一群人后头往前走。我当时才三四岁。没忍住，大喊爸爸。我母亲一下把我嘴捂住。然后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是我母亲想去跟我父亲谈离婚，因为组织上建议她这么做。但就因为我喊了一声爸爸，我母亲决定不离婚，天塌下来也不离婚。这是我母亲对我的坚守，也是她对家庭的坚守。”
正是这段刀伤一样的记忆让高希希一直在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值得不值得信任，一个人在极端的环境下是否能坚守住善良和大爱?’在《历史的天空》中，他把母亲的这段经历写进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在《甜蜜蜜》、《新上海滩》这些电视剧中，主人公无不经历着“坚守”和“背叛”的抉择。
但高希希最后给出的结果是“大爱战胜一切”。
因为他还相信爱：和妻子白玉携手走过二十多年，很多同时代结婚的朋友都相继离婚，只有他们还在坚守。这又成为了现在他最搞不懂的一个新疑惑：坚守有那么难吗?为什么现代人能那么轻易跟爱说“再见”。
“似乎面对物欲，一切的善都变了。你不给我钱，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关系?”高希希说，“现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盛世，人和物质是什么关系?我们崇尚什么?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到底用什么在衡量这些?”
他去欧洲时，每次过马路，不管有多少车都会停下来，招呼他过。这段经历他反复跟记者提起，因为这让他体会到“人和人之间想要拉近彼此的愿望”。他说：“那才是一个温暖的社会。”
高希希算是赶上好时代的一个导演，从2001年一部《花非花》在荧屏大火后，《甜蜜蜜》、《幸福像花儿一样》、《上海滩》等一系列高收视率的影视剧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金牌导演”。
高希希从事电视剧最辉煌的这10年，正是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十年：自2003年起，中国电视剧年制作量突破万集。到2009年共有12910部电视剧通过审查。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电视剧第一大国。
2010年5月，高希希拍摄的新版《三国》正在电视台热播。这部长达90集的电视剧投资1.6亿元，第一轮首播以每集160万元的价格卖给四大卫视，第二轮又卖出100多万，综合核算一集总售价高达276万元，刷新了中国电视剧价格的峰值。
不经意间，高希希站在中国电视剧行业的金子塔尖。
“国家拿钱给我机会”
上个世纪70年代，高希希在恢复高考后考入江西省内的一个美术院校。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职业画家，母亲是学音乐的。
1984年，高希希大学毕业，分到江西省电影制片厂当美工，这是一个事业单位，属于铁饭碗。但他一直想当职业画家，可当年文化局、博物馆这些有画家编制的单位挤满了人。
刚进电影制片厂时，高希希首先面对的烦恼是“没位置”。电影厂的核心是导演，讲故事是编剧，美工基本没有话语权；另外，美工要想往上爬不容易。“从助理美术师，副美术师最后到美术师，我算了算，这个过程至少是15年以上。”高希希说。
幸运的是，高希希第一步升得很陕，当上副美术师后，他发现自己可以写一些创作阐述，“比如搭一个景，要三万块钱。我就会跟导演建议，您看这么贵，再多拍两场戏吧，省点钱。导演就会问‘那你说怎么编进去啊?’我就可以说怎么怎么样。这里头就有创作过程，我就可以有意识的去学导演的理念。”
后来。江西电影制片厂筹拍一部戏叫《白云深处》，导演是《铁道游击队》的老导演高政。快要开拍时，高政忽然病了，整个剧组瘫痪。对于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影厂来说，等导演是等不起的。高政建议让助理导演、也是他的女儿来接手。
电影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们看中了高希希。“当年，华国锋主席曾说过一句，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个大背景下，厂里的一些领导觉得，与其这样，那不如让自己厂里的年轻人去拍，就算拍砸了也是砸在自己人身上。”高希希回忆，“后来厂领导告诉我，让我做导演。我吓了一跳，领导说：‘这是党委会开会决定的，过了这村可没这店。’”
《白云深处》是高希希的处女作，票房并不好，但之于他的意义是得到了一张电影入场券。从美工转变到导演，他终于进入了电影体制内最重要的环节。“后来想想，其实就是几个领导一说话，拿国家的钱给你机会。”高希希回忆。
他的第二部戏叫《红土地上的精灵》，讲的是革命老区的事情。他承认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戏，为建党70周年拍摄”。唯一的突破是他自己筹钱拍摄。当年还没有民营资本进入影视界，高希希找了地方政府部门投钱，最后厂里又给解决了几万块。
高希希说：“戏拍了就拍了，也没有票房，收回投资这些概念，反正是政府的钱，电影也不是商品。”
拍完这部戏后，高希希开始觉得浑身不对，具体哪不对，又形容不上来。于是，他决定北上，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我的观众在哪儿”
1991年，高希希来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初入北京，他有些诚惶诚恐。“觉得自己很土，北京很大，学校竟然是张艺谋待过的地方。”毕业后，他被定向分配到广电总局，待了三个月，又特招进入空政，成为军旅导演。
1997年，高希希相继拍摄了《父子情深》等两部电视剧。在央视播出时，反响并不好。在拍《父子情深》时，他拍着拍着把投资方拍没了，不得不带着一大帮人以信誉担保到电视台借钱，“当年拍戏时，很紧张，一紧张就讲不好故事。”
这时，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拍摄的《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电视剧，开始有意识地带入一些社会资本进入制作环节，整个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大环境在逐步放开。
1998年，电视电影开始在中国兴起，高希希成为了第一个尝试拍电视电影的导演。三年时间，他拍摄了11部电视电影，获得各种艺术奖项。当年的央视电影频道曾给高希希发了免检证，就是不需要审查他的剧本，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2001年前后，在拍摄完成电影《公正的心》后，高希希觉得沮丧，他第一次对市场有了懵懂的觉悟：“我最大的伤心是，作品没有观众。这太恐怖了，就算获奖了也跟观众一点关系也没有。问淮，谁都不知道高希希。我的观众在哪?”
2001年的一部《花非花》让人记住了幕后胖胖的导演高希希。当年，他去南京参加活动时，许多观众都认出了他，这让他第一次和观众有了“亲近感”。
《花非花》不经意间在中国荧幕创造了一种新的电视剧类型：心理悬疑剧。这之后，高希希以一年2-3部的速度拍摄新片：2002年的《结婚十年》开创了平民婚姻剧的先河，2003年主旋律电视剧《历史的天空》出人意料地获得极高的收视率；2006—2007年《幸福像花几一样》、《甜蜜蜜》、《新上海滩》这样的怀旧年代戏，一播出就成为社会焦点。
高希希的妻子白玉也认为丈夫的转折点来自于《花非花》：“这个戏让高希希开窍了，能跟市场对接了。后来荧屏上的生活戏，战争戏，怀旧年代戏基本都是他引领的，别人跟在屁股后头走。”
2001—2010年这十年间，高希希没有拍过一部赔钱的戏，在竞争如此惨烈的电视剧市场，这无疑是一份惊人的答卷。
“其实自己对电视剧市场的感觉是潜意识的，并没有系统地去总结。”高希希说，“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也是一些在电影学院学过的成型的规律，比如好莱坞的三分钟理念(电影开头三分钟内必须把观众牢牢按在座位上)。”所以，在新版《三国》中，高希希没有按照原著从黄巾起义讲起，第一集上来是曹操刺董卓，因为“一上来就要有高潮，让观众关注人物命运”。
作为旁观者，同样是学导演出身的妻子白玉显然更有发言权：“当年拍《历史的天空》时，90％的人是不看主旋律剧的，但高希希就是想拍6混蛋是如何成为共产党将领的；拍《幸福像花儿一样》这样的年代戏时，很多人都劝他，红舞鞋啊，文艺队这种70年代的元素落伍了，但他还原成那个时代人的爱情，很抓人。他的作品最优秀的地方是都在讲人的故事。”
商业导演的荣耀
高希希也生活在一个中国电视剧的好年景里。从2000年起，国家允许民营影视公司制作电视剧，大量的民间资本把电视剧推入了市场化。随着各大卫视上星，现 在电视台50％以上的收入完全靠电视剧的广告。
高收视率的电视剧意味着高的广告回报率。而这又间接促成了高希希在这十年间，迅速从一个对体制负责的军旅导演转型为一个围绕市场的商业片导演。
妻子白玉形容这十年是“高希希从潜力股成长为绩优股的十年”。最直接的反映是，他可以以电视剧导演的身份获得投资人的信任。
在高希希接手新版《三国》前，这个戏已陆续准备了两三年，相继因各种原因换下了两位导演。等高希希接手时已经有了1000万的债务。在中国电视剧圈里，很少有导演敢接一部还没开拍就有1000万元债务的戏。“我劝过他，这么大的制作，收视率压力会很大，但因为他太喜欢《三国》了。之前《红楼梦》也接洽过他，但没接。”白玉说。
剧组第一次给了8000万的预算，高希希说不够。制片人答复：“不能给钱了。”高希希说：“我有两个方法，要不我自己筹钱，要不你们砸钱。”制片方表示需要时间考虑。
新版《三国》在拍摄时，有媒体报道说，导演用自己的银行卡刷了30多万，结清了剧组的盒饭钱欠款。画外音是，剧组差钱了。“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投资方在考虑是否要追加投资的时段，这也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候。”高希希说，“我不敢停机，一停机，一天就会损失35万元。”吴宇森曾托人带话给高希希：“高希希还没有崩溃啊，我都崩溃了。”
最终，出于对导演的信任，投资方追加了投资，总共给出一亿五千万人民币。好在高希希练就了拍畅销片的本事。广告商在看过片花后反馈：不管多少钱我们都会投。最终，新版《三国》以一集267万元的高价为投资人基本收回了成本。
新版《三国》预售首播权时，央视曾开价一集90万元，后来提到100万，最后出到125万，但四大卫视首播一集就能开出160万的高价。
高希希说：“不在央视播肯定是我的一个损失。但这就是中国电视剧市场的发展趋势，现在是‘各路诸侯，平分天下’的时代。民营影视公司首先要考虑的是成本，这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为对抗高希希的《三国》，北京台播出了一部由陈道明，王志文拍摄的电视剧《手机》，央视开始每日重播老版《三国演义》。“都乱了，都开始来捣乱了。”高希希玩笑道。
“电视观众现在太挑剔了，三分钟不好看，马上换频道。电视台收视率上不去，马上换台长。广告商就看收视率报表。所以，现在很多电视台直接参与电视剧的立项。电视台指定要孙红雷演，要谁谁谁演。这无形中架空了导演的选择。中国七成的导演是没有话语权的。这是一个畸形产业，是一个买方市场，但这个市场又不是直接对接观众，很尴尬，十年前《花非花》如果放在现在，肯定没有电视台买。”
幸运的是，高希希拍摄的相对“失败”的作品，都诞生在10年前中国电视剧市场的试水阶段。在整个战事进入白热化前，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有市场号召力的导演。即使他坦言走到今天，也摸不透收视率规律，但还是总结出一些属于自己的独门秘籍。“导演现在只能对剧本负责，好的剧本要有三个要素：灵魂，起承转合的人物命运，矛盾迭起的戏剧冲突。”高希希说。
与其他导演不同，高希希从不避讳谈商业。他的宣传助理告诉记者：“高导甚至很愿意聊这些。”
“我觉得大家叫我商业导演，是一个荣耀。中国过去太强调艺术作品的个性化，这很容易曲高和寡。我就是想当一个特别成熟的类型片导演，因为影视作品已经完全工业化了。人们很难界定，卡梅隆到底是艺术导演是商业导演?奥斯卡奖是艺术奖还是商业奖?”
高希希推崇好莱坞的叙事方式，声称自己是一个美剧迷，研究过热门美剧《越狱》、《24小时》，“我觉得美国人的理念很对，影视就是工业产品，好像每个人拎一个工具箱来，你拿零件，我拿螺丝，他拿钳子，凑齐了，一起干活，水就哗哗流下来。导演负责掌握好内核，有完成核聚变的能力就行了。”
“爱和坚守”
新版《三国》热播时，高希希的话剧《甜蜜蜜》也正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上演。话剧《甜蜜蜜》是电视剧《甜蜜蜜》的延伸，叙述了从70年代走出的情侣如何面对当下的社会。
话剧投资150万元，在话剧圈里算大手笔。高希希本想让妻子白玉当导演。但白玉说：“你当导演，更有市场号召力。”
的确，高希希的首部话剧没有不卖座的理由：女主角是第一次拍话剧的台湾演员林心如。但高希希坦言：“对于票房考虑的并不多，话剧只是一个玩票，自己没有扎死在话剧领域里的勇气。”
对于四十岁的高希希而言，在影视圈里，各种题材都尝试过了，现在的创作基点是“情怀”。往细微处说，他喜欢的情怀是“爱和坚守”。
比如为什么把电视剧《甜蜜蜜》又搬到话剧舞台，高希希说：“这个命题我很喜欢。它探讨的是当一个人承诺我爱你，只是一秒钟的事情；那以后他能否为这个承诺坚守?”
对“坚守”的迷恋，来源于高希希的成长经历。“文革”时，他母亲的成分不好。父亲又被打成右派。3岁的高希希和母亲被下放到江西农村。
“有一天，我母亲忽然说，要带我回城看父亲。我记得，我们就在江西宾馆等啊等啊。我母亲告诉我：‘一会你爸爸走过来，千万别出声，否则他会挨罚。’我就看到远处，父亲穿一个蓝色军大衣，背着个扫把，跟在一群人后头往前走。我当时才三四岁。没忍住，大喊爸爸。我母亲一下把我嘴捂住。然后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天是我母亲想去跟我父亲谈离婚，因为组织上建议她这么做。但就因为我喊了一声爸爸，我母亲决定不离婚，天塌下来也不离婚。这是我母亲对我的坚守，也是她对家庭的坚守。”
正是这段刀伤一样的记忆让高希希一直在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值得不值得信任，一个人在极端的环境下是否能坚守住善良和大爱?’在《历史的天空》中，他把母亲的这段经历写进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在《甜蜜蜜》、《新上海滩》这些电视剧中，主人公无不经历着“坚守”和“背叛”的抉择。
但高希希最后给出的结果是“大爱战胜一切”。
因为他还相信爱：和妻子白玉携手走过二十多年，很多同时代结婚的朋友都相继离婚，只有他们还在坚守。这又成为了现在他最搞不懂的一个新疑惑：坚守有那么难吗?为什么现代人能那么轻易跟爱说“再见”。
“似乎面对物欲，一切的善都变了。你不给我钱，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关系?”高希希说，“现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盛世，人和物质是什么关系?我们崇尚什么?社会的价值观是什么?信仰是什么?到底用什么在衡量这些?”
他去欧洲时，每次过马路，不管有多少车都会停下来，招呼他过。这段经历他反复跟记者提起，因为这让他体会到“人和人之间想要拉近彼此的愿望”。他说：“那才是一个温暖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