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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创作了小说《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并付梓。该书是世界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通过对比伦敦和巴黎这两座自己熟悉的城市的演变，狄更斯得以对当时的大社会环境有了更加深刻的洞见。同样，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通过对比中国的两座边陲重镇—地处西南腹地的昆明和遥远西部的乌鲁木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洲大陆内部的互联互通正日益加深，以及这种变化给整个世界带来的重大影响。
昆明和乌鲁木齐的情况颇为相似，很适合认真对比，尽管两座城市相距数千公里，隔着万水千山和大片沙漠。这两座城市至少在四个重要方面十分相似：一、都是省会城市，昆明是云南省会，乌鲁木齐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二、所处地区均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三、地理位置均十分偏远；四、所处地区均呈现社会多元化特点，但经济欠发达。因此，这两座城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自然同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正如狄更斯所言，昆明和乌鲁木齐可能迎来“最好的时代”，也可能遭遇“最坏的时代”。
从“塞外边陲”到“桥头堡”
昆明和乌鲁木齐，连同其周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总是不断摇摆，有时不过是“塞外边陲”，有时却又扮演着“桥头堡”的角色。虽然乌鲁木齐直到18世纪中叶才建市，相对较晚，但它距离丝绸之路北线不远。1000多年前，商队从吐鲁番前往中亚皆须经过此地。而昆明则坐落在南丝绸之路上。南丝绸之路始于缅甸，途经云南、西藏、印度和伊朗，最终抵达地中海地区和欧洲，较北线要早400年。缅甸玉和普洱茶，还有丽江丝绸和刺绣，都经由昆明附近地区运往西方，再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换回香料、琥珀、玛瑙和香精。
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印度之后近500年的时间里，由于政治经济局势不稳，种族冲突不断，加之欧洲和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侵害，昔日将昆明和乌鲁木齐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的繁荣跨洲贸易大为衰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四个现代化建设以来，欧亚大陆各地都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如今，各个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正日趋紧密。正如我在《新大陆主义》（Te New Continentalism，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中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印度经济改革、苏联解体和伊朗革命等诸多事件—均发生在1978年至1992年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的多重作用下，欧亚大陆明显较以往更具活力，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更为紧密。在这些地缘经济变化中，无论是昆明还是乌鲁木齐都进行了变革，两座城市在整个欧亚大陆—遑论在中国国内—都确立起了新的战略地位。
随着欧亚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贸易和人力流动方面的政治壁垒不断消融，无论是昆明，还是乌鲁木齐，潜力都越来越大，成为连通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桥头堡。其结果是，两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要高于中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对于昆明，“桥头堡”这个新名称尤其贴切。该地区与昆明相邻的三个邻国（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加上中国，占到全球人口的40%，增长潜力无限。这对作为云南省会的昆明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在中国最近一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中，云南在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仅排名第29位。
乌鲁木齐所在地区接壤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人口没有昆明多，但也采取了类似的激励措施，以期从目前日渐兴起的“新大陆主义”中获利。由于阳光充足，周边沙漠绿洲的水资源充沛，乌鲁木齐在农作物生产方面极具优势，例如出产举世闻名的哈密瓜和吐鲁番葡萄。此外，由于毗邻地理意义上的欧亚大陆中心，乌鲁木齐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运中心。突厥文化与华夏文化在这里交融，令乌鲁木齐非常适宜充当中国面向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桥头堡。与云南一样，新疆也是中国较为贫穷的省份之一，在上述人均GDP排名中，新疆在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名也仅为第21位。因此，乌鲁木齐也拿出了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激励举措，以期通过跨境贸易推动经济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的决策者高瞻远瞩，希冀抓住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潜能，以推动中国的自身发展—既要推动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发展，也要推动不富裕的边远省份的发展。譬如，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鼓励将新疆打造成为一个通过跨境合作求发展的桥头堡。2009年，又鼓励云南以同样的方式谋求发展。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中央各部委与新疆、云南以及黑龙江等其他边境省份展开多种方式的合作，例如在新疆与沿海地区之间缔结“姐妹城市”的项目。这些项目帮助欠发达地区获得资金和专业技术，既受益于新大陆主义的好处，又免遭受其代价。
互联互通带来“最好的时代”
要想全面了解昆明和乌鲁木齐试图通过“桥头堡战略”而得益于欧亚互联互通这些富有远见的举措，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两座城市各自采取的具体措施。尽管云南与新疆两省份相距甚远，文化差异巨大，但这些措施极其相似。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深化中国与西部和南部邻国的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一项发展重点。昆明修建了一座造价高达36亿美元的新机场。该机场命名为长水国际机场，并于2012年6月投入使用，为中国第四大机场，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该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5万吨，飞机起降30.3万架次。目前，长水机场已开通了直达首尔、河内、达卡、大阪、新加坡、仰光和曼谷等25个目的地的国际直达航班。共有16家航空公司开通了昆明航线，其中，中国东方航空（China Eastern）更是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洲际转运中心。
与昆明惊人的相似，乌鲁木齐同样将修建高质量的机场设施列为优先项目，开通了多条国际航线，每年能运送1600万旅客。2009年，该市的地窝堡国际机场建成了极其先进的第三航站楼，成为中国南航（China Southern Airlines）的一个重要的洲际转运中心。地窝堡机场开通了直飞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莫斯科、德黑兰、伊斯兰堡和新西伯利亚等多条国际线路。 为了发挥其先进国际机场的经济潜力，昆明和乌鲁木齐还开发了与机场紧密相关的经济特区。每个经济特区都充分利用了地方经济优势。例如，乌鲁木齐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与一家土耳其公司在地窝堡机场经济特区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清真食品，原料都是产自新疆绿洲、糖分极高的瓜果和蔬菜。
两代人以前，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二战早期，盟军沿着这条公路一路北上输送给养，帮助中国抗日。时过境迁，到2015年，昆明将成为上海至昆明高铁的终点，再过5年，这条铁路最终将通抵新加坡。从昆明到新加坡的旅程预计将耗时10小时15分钟。从东部通往乌鲁木齐的高铁也在修建中，最终目的地不仅仅是连通哈萨克斯坦，而且是直抵欧洲。
为了促进欧亚贸易、投资和旅游，中国还优先着手简化过境手续。一种是通过与邻国直接进行双边谈判，例如与哈萨克斯坦。一种是通过多边机构，例如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由该行发起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位于乌鲁木齐以西的中哈霍尔果斯口岸就是过境效率逐渐提高的一个典范。中国还采取了多项简化过境手续的举措，旨在加强相互联系，从而获益于大陆主义。其中一个范例就是昆明机场引入的特别入境程序。根据该政策，外国游客可以无需办理中国签证，在昆明及周边地区停留72小时进行观光及其他休闲活动。
中国还通过举办一些特别活动加深区域内在联系，昆明和乌鲁木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政策层面上，1999年，中国发起了孟中印缅（BCIM）地区合作论坛，通过举行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跨国领导人会议，促进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该论坛在4个国家轮流举行，其中首届在昆明召开—中方主办地固定在昆明，会上展示了云南美食及其他文化主题。论坛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由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汽车拉力赛。该赛事行程长达2800公里，首届拉力赛于2013年2-3月举行。今年6月，昆明还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吸引了逾10万参加者，交易额达175亿美元，主要为中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贸易。
乌鲁木齐也采取了一些类似的举措，利用其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联系。2011年9月，乌鲁木齐举办了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将之固定为一年一次的会展。2012年的博览会吸引了约5000名外国人参加，到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了约10%。2011年与2012年两年的外贸交易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的南亚和中亚国家。
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一样，今天的欧亚大陆也同时面临着狄更斯所说的“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随着跨国壁垒的倒塌、人际网络的深化，以及欧亚大陆各地区间联系的深入，欧亚经济正飞速增长，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迅速加深。不过，仍有不平等和不安全因素有待消除，包括富裕且富有活力的中心地区与不太富裕的边远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过，昆明与乌鲁木齐的例子说明，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创造力的措施，例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经济特区以及鼓励跨境贸易等有的放矢的激励举措，可以帮助地方利用各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推动共同富裕，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不这样做就可能导致的现实代价。
昆明和乌鲁木齐的情况颇为相似，很适合认真对比，尽管两座城市相距数千公里，隔着万水千山和大片沙漠。这两座城市至少在四个重要方面十分相似：一、都是省会城市，昆明是云南省会，乌鲁木齐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二、所处地区均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可追溯到一两千年前；三、地理位置均十分偏远；四、所处地区均呈现社会多元化特点，但经济欠发达。因此，这两座城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自然同时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正如狄更斯所言，昆明和乌鲁木齐可能迎来“最好的时代”，也可能遭遇“最坏的时代”。
从“塞外边陲”到“桥头堡”
昆明和乌鲁木齐，连同其周边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总是不断摇摆，有时不过是“塞外边陲”，有时却又扮演着“桥头堡”的角色。虽然乌鲁木齐直到18世纪中叶才建市，相对较晚，但它距离丝绸之路北线不远。1000多年前，商队从吐鲁番前往中亚皆须经过此地。而昆明则坐落在南丝绸之路上。南丝绸之路始于缅甸，途经云南、西藏、印度和伊朗，最终抵达地中海地区和欧洲，较北线要早400年。缅甸玉和普洱茶，还有丽江丝绸和刺绣，都经由昆明附近地区运往西方，再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换回香料、琥珀、玛瑙和香精。
在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抵达印度之后近500年的时间里，由于政治经济局势不稳，种族冲突不断，加之欧洲和俄国帝国主义政策的侵害，昔日将昆明和乌鲁木齐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的繁荣跨洲贸易大为衰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四个现代化建设以来，欧亚大陆各地都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如今，各个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正日趋紧密。正如我在《新大陆主义》（Te New Continentalism，耶鲁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一书中指出的，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印度经济改革、苏联解体和伊朗革命等诸多事件—均发生在1978年至1992年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的多重作用下，欧亚大陆明显较以往更具活力，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更为紧密。在这些地缘经济变化中，无论是昆明还是乌鲁木齐都进行了变革，两座城市在整个欧亚大陆—遑论在中国国内—都确立起了新的战略地位。
随着欧亚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贸易和人力流动方面的政治壁垒不断消融，无论是昆明，还是乌鲁木齐，潜力都越来越大，成为连通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桥头堡。其结果是，两座城市的发展速度要高于中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对于昆明，“桥头堡”这个新名称尤其贴切。该地区与昆明相邻的三个邻国（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加上中国，占到全球人口的40%，增长潜力无限。这对作为云南省会的昆明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在中国最近一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中，云南在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仅排名第29位。
乌鲁木齐所在地区接壤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蒙古，人口没有昆明多，但也采取了类似的激励措施，以期从目前日渐兴起的“新大陆主义”中获利。由于阳光充足，周边沙漠绿洲的水资源充沛，乌鲁木齐在农作物生产方面极具优势，例如出产举世闻名的哈密瓜和吐鲁番葡萄。此外，由于毗邻地理意义上的欧亚大陆中心，乌鲁木齐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运中心。突厥文化与华夏文化在这里交融，令乌鲁木齐非常适宜充当中国面向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桥头堡。与云南一样，新疆也是中国较为贫穷的省份之一，在上述人均GDP排名中，新疆在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中排名也仅为第21位。因此，乌鲁木齐也拿出了有力的政治和经济激励举措，以期通过跨境贸易推动经济发展。
在国家层面上，中国的决策者高瞻远瞩，希冀抓住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潜能，以推动中国的自身发展—既要推动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发展，也要推动不富裕的边远省份的发展。譬如，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鼓励将新疆打造成为一个通过跨境合作求发展的桥头堡。2009年，又鼓励云南以同样的方式谋求发展。在具体操作上，中国中央各部委与新疆、云南以及黑龙江等其他边境省份展开多种方式的合作，例如在新疆与沿海地区之间缔结“姐妹城市”的项目。这些项目帮助欠发达地区获得资金和专业技术，既受益于新大陆主义的好处，又免遭受其代价。
互联互通带来“最好的时代”
要想全面了解昆明和乌鲁木齐试图通过“桥头堡战略”而得益于欧亚互联互通这些富有远见的举措，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两座城市各自采取的具体措施。尽管云南与新疆两省份相距甚远，文化差异巨大，但这些措施极其相似。中国的中央与地方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致力于深化中国与西部和南部邻国的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一项发展重点。昆明修建了一座造价高达36亿美元的新机场。该机场命名为长水国际机场，并于2012年6月投入使用，为中国第四大机场，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预计在不远的将来，该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38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95万吨，飞机起降30.3万架次。目前，长水机场已开通了直达首尔、河内、达卡、大阪、新加坡、仰光和曼谷等25个目的地的国际直达航班。共有16家航空公司开通了昆明航线，其中，中国东方航空（China Eastern）更是将这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洲际转运中心。
与昆明惊人的相似，乌鲁木齐同样将修建高质量的机场设施列为优先项目，开通了多条国际航线，每年能运送1600万旅客。2009年，该市的地窝堡国际机场建成了极其先进的第三航站楼，成为中国南航（China Southern Airlines）的一个重要的洲际转运中心。地窝堡机场开通了直飞伊斯坦布尔、阿拉木图、莫斯科、德黑兰、伊斯兰堡和新西伯利亚等多条国际线路。 为了发挥其先进国际机场的经济潜力，昆明和乌鲁木齐还开发了与机场紧密相关的经济特区。每个经济特区都充分利用了地方经济优势。例如，乌鲁木齐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与一家土耳其公司在地窝堡机场经济特区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清真食品，原料都是产自新疆绿洲、糖分极高的瓜果和蔬菜。
两代人以前，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二战早期，盟军沿着这条公路一路北上输送给养，帮助中国抗日。时过境迁，到2015年，昆明将成为上海至昆明高铁的终点，再过5年，这条铁路最终将通抵新加坡。从昆明到新加坡的旅程预计将耗时10小时15分钟。从东部通往乌鲁木齐的高铁也在修建中，最终目的地不仅仅是连通哈萨克斯坦，而且是直抵欧洲。
为了促进欧亚贸易、投资和旅游，中国还优先着手简化过境手续。一种是通过与邻国直接进行双边谈判，例如与哈萨克斯坦。一种是通过多边机构，例如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和由该行发起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位于乌鲁木齐以西的中哈霍尔果斯口岸就是过境效率逐渐提高的一个典范。中国还采取了多项简化过境手续的举措，旨在加强相互联系，从而获益于大陆主义。其中一个范例就是昆明机场引入的特别入境程序。根据该政策，外国游客可以无需办理中国签证，在昆明及周边地区停留72小时进行观光及其他休闲活动。
中国还通过举办一些特别活动加深区域内在联系，昆明和乌鲁木齐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政策层面上，1999年，中国发起了孟中印缅（BCIM）地区合作论坛，通过举行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跨国领导人会议，促进国家领导人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该论坛在4个国家轮流举行，其中首届在昆明召开—中方主办地固定在昆明，会上展示了云南美食及其他文化主题。论坛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由印度加尔各答至昆明的汽车拉力赛。该赛事行程长达2800公里，首届拉力赛于2013年2-3月举行。今年6月，昆明还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吸引了逾10万参加者，交易额达175亿美元，主要为中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贸易。
乌鲁木齐也采取了一些类似的举措，利用其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联系。2011年9月，乌鲁木齐举办了首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并将之固定为一年一次的会展。2012年的博览会吸引了约5000名外国人参加，到2013年，这一数字增加了约10%。2011年与2012年两年的外贸交易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的南亚和中亚国家。
与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一样，今天的欧亚大陆也同时面临着狄更斯所说的“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随着跨国壁垒的倒塌、人际网络的深化，以及欧亚大陆各地区间联系的深入，欧亚经济正飞速增长，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迅速加深。不过，仍有不平等和不安全因素有待消除，包括富裕且富有活力的中心地区与不太富裕的边远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过，昆明与乌鲁木齐的例子说明，通过采取一系列有创造力的措施，例如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开发经济特区以及鼓励跨境贸易等有的放矢的激励举措，可以帮助地方利用各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推动共同富裕，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不这样做就可能导致的现实代价。